甲午马年的三月二十日，是公元2014年4月19日。这一天的丑时起，大风夹着骤雨，一个劲地下着。我在家里，抱着外孙子游走，在隔着窗的夜晚，感受外面大风的威猛与大雨的疯狂。风雨，或许是想竭力把那个灰蒙的天空给洗个澄澈而明净吧。
雨后的清晨，空气格外新鲜，天空特别蔚蓝，人感觉舒适而怡然。我看到树儿在微风里舒展，叶儿在树梢上舞蹈。鸟儿在树间里，时而展开双翼飘飞，时而驻足枝头呼朋引伴，它们自由自在地唱着属于它们自己的歌。尽管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还是喜欢驻足窗前，细细聆听，感受着这大自然里的天籁之音。此时，我许多奇怪的思绪，也会随鸟儿的歌声而游荡。
后来，出租车师傅也和我讲，他一早驾着自己的车出门，也感觉到今天的天空不一样。一眼望去，天空好像比往日亮了几分。人们的感觉，在这一天里似乎是相同的，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舒适与悠然。
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我仰慕已久的徐惠潮老师八十寿诞之日。天公好像有意把自己管理的自然世界洗涤得干干净净，好让那来自远方的客人给寿星祝寿。
在前去岳阳国贸的路上，徐老师的几个学生和我谈起了他们和徐老师和谐相处的日子与感人的故事。
那是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以后，坐落在藕池河畔的禹九中学，几个学历并不算高的中年教师组合在一起，办了一个文科复读班。徐惠潮老师当班主任，兼教历史和语文的基础知识与阅读，作文则由地理老师晏容铎兼教。这一群并不起眼的老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在当时应届生的升学率不到3%的背景下，他们这个复读班的升学率达到了88．8%，创造了华容县文科复读生高考升学率的新高。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很偏僻的乡村学校，孵化出了几只“金凤凰”，有两个学生在这里先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徐老师也因此成为华容县教育战线上的“风云人物”。
可要知道，70年代的农村学校是没有电灯的，夜晚一片漆黑。学生就在橘黄的煤油灯下学习，当煤油燃烧不充分的时候，黑烟会把灯罩熏得黑黑的。灯下学习的人，鼻腔里就会有些许黑的块状物，有的还可能吸入肺部，影响人身体健康。禹九学校的办学条件很简陋，只有几栋没有粉刷的红砖泥瓦平房，几个老师就挤住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老师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只是一本教科书。所有的复习内容，几乎都靠老师用铁笔蜡纸刻写出来，那一张张散发油墨清香的复习资料，无不凝聚着那些老师的汗水与智慧。根本不像我们如今的高三老师，都有大部头的厚厚的复习资料在手头，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来编写复习资料。当时的深夜加班，没有任何补助，如果能有一碗鸡蛋面，就算是学校对老师们的犒劳了。
那时同学们在禹九的读书生活也很寒酸。据几个同学回忆，最难忘的是霉豆渣汤，几乎餐餐吃。老师虽是吃小食堂，但伙食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周都难得见荤，即使见荤，充其量也是几个“肉分子”。只有老师自己打牙祭的时候，才会有丰盛的佳肴与醇液，饱吃一餐。
禹九中学的高考，考得那么好，成绩那么大，按现在人的眼光，应该发很多的奖金。可其实是什么钱也没有发，就发了一个“奖状”作为精神奖励。那时，能把奖状挂在自己工作地方的墙头上也算一份荣耀。为此，老师们也会不要命地去工作，有病也会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没有人会先要钱，再干事，或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真的是无私奉献，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们那时的工作，用现在的流行话说是：“教师是个猪，没钱也教书。”这在当时没人会这样讲，因为他们脑子里几乎没有钱的意识，想的净是如何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心地去做好。
在车上，徐老师的学生还给我讲起了当年在禹九复读班发生的那个“一分钱”的故事。有个萧姓学生，智力很好，就是做题有些马虎大意，每次考试时，都会因为马虎而丢失一些不应该丢失的分数。而每次他的月考总分，也总是要离重点本科预测线差那么一两分。老师们和他说，他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老师们多次教导都没什么效果的情况下，徐老师想了个法子。他要这个萧姓学生帮忙去给他买包相思鸟的烟来，因为徐老师是很爱抽烟的。当时的相思鸟烟，是两角钱一包，徐老师却有意只给了他一角九分钱。萧姓学生数也没数，接了钱就匆忙上大街上那九斤麻商店买烟去了。
商店老板把钱一数，差一分钱，老板无论他怎么求情，横竖不肯把烟卖给萧姓学生。萧姓学生一摸自己的口袋，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布挨布。那时，一分钱也很值钱，也有着一分钱的用。我记得那时候的小学生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以获得赞许的目光。没有买到香烟的萧姓学生，只好怏怏而归，把事情如实地向徐老师说了。徐老师便借题发挥，春风细雨般地教育萧姓学生。徐老师说：“差一分钱，买不到要买的烟；差一分，就可能上不了要上的重点大学。你考试时马马虎虎随意丢失分数，到时就可能真的差一分而上不了重点大学。”萧姓学生从中受到了启示，以后的每次考试，他都是很细心地对待。那年的高考，他如愿以偿，考取了武汉大学，没有辜负徐老师和徐老师所领导的团队对他的期望。据说，萧姓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还亲自上门向那商店老板致谢，感谢他当年那“一分钱”的吝啬，使他从中获得学习启迪，从而成就了他重点大学的梦想。
听完，我笑了，同时也为徐老师的教育智慧而赞叹。我想，不是教育的智者，不是教育的执着追求者，是不可能有这种高超教育智慧的。听起来，好像是塑造的、虚构的、杜撰的，然而它却是发生在禹九中学的真实故事。
如今的禹九中学，我不知它还在不在，或许它随着学校的拆并，已不复存在了。但不管怎样，当年徐惠潮老师这个团队在那里所创造的佳绩终将载入华容教育的史册，成为华容教育人骄傲与自豪的一页。
听完徐老师学生的叙述，我想起了和徐老师在一起的日子。听说，徐老师是1984年暑假调进华容二中教历史的，我是1986年暑假分配进华容二中教语文的，他只比我早两年进华容二中。
我和徐老师曾同教一个班，他当班主任，我做他班上的语文课老师。那是个大班，有136名学生。教室大，无南北风，冬天冷，夏天热。那时，我还年轻，不怕热也不怕冷。徐老师是相当于我父辈的先生，那时就是近60岁的人了，他也像我们年轻教师一样不怕环境差，工作起来乐乐呵呵的，我很是佩服他的工作精神。
初接触徐老师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教学没有多少“自主、合作、探究”的现代教学意识，多数是“一言堂”的课堂，但也没有人会讲他的闲话。因为他很会讲，没有口头禅，语言表达流畅，听起来有滋有味。对于教材内容，他烂熟于心，上起课来根本就不用看教材看教案。他虽然讲得很多，但讲的内容故事性强，知识要点清楚，且板书精要。所以，他的教学效果始终是独占鳌头的。
即使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我到处做报告，也很推崇徐老师“讲”的做法。我认为，讲练有机结合是最好的训练方法。不过，会讲的人可以多讲一点，不会讲的可以少讲一点，如果不会讲硬要讲，效果就会很差。徐老师是那种很会讲的，所以可以多讲一点，效果照样好。
徐老师的课，在后来的日子里，有了些民主意识的渗透，师生互动也成了他课堂的一道风景线。我在做华容二中教研室主任的时候，就请徐老师上过一堂全校性的电视直播观摩课，引起了全校老师的强烈反响，大家无不从心底里佩服徐老师教学艺术的高超。
徐老师的八十寿诞庆典，是在国贸大厦进行的。主持人是他的学生，一口南边话，比我的还要土气，但情感真挚，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师生的特别情怀。
在为徐老师拜寿后，是学生代表的发言。发言的几位学生都是徐老师当年在禹九和华容二中教过的学生，年纪都在50岁以上。发言的学生中，有示范高中学校的校长，有武汉市的市委常委，有长沙搞房产的大老板，还有大学的教授。他们回忆过去徐老师教书育人的点点滴滴，当年的师生情尽在故事的细节里，感人至深。
我觉得最感人的，还是学生聂盛的三跪九拜。他把徐老师请上台，回顾了自己当年读书淘气的日子，描述其高考失误的具体情形，后悔没有听徐老师的话。他说那年自己本应该上重点大学，结果只上了个岳阳师专。说完，他就三拜九叩起来，头磕得嘣嘣响，非常虔诚，全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更是泪眼湿襟。
徐老师作为寿星也发表了即兴讲话。他说话有条不紊，逻辑性相当强，没有口头禅，表达非常得体。我觉得老师还是老师，徐老师的发言水平似乎仍在他教的学生之上。哪怕他们现在是教授、是老板、是校长、是高官，其表述仍不如过去教过他们的徐老师，虽然徐老师如今已是进入八十岁的老翁了。
我听完徐老师的精彩发言，感叹他思维的“年轻”；看完他学生的跪拜，感慨师生的情深。当我从国贸大厦走出来时，这情形仍在我脑海里盘旋，令我浮想联翩。谁说做老师不好，像徐老师这样，桃李满天下，不是很幸福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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