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往事

6312班　车奕

1963年我以平均分刚刚及格的分数，由师大二附中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报到后分到一系6312班，宿舍被分配到一号楼三层。放下行李，立刻寻着乐器的声响跑到五楼西头园厅的校文工团，推门自我推荐想参加，并选择了黑管，很顺利，被录取了。

与黑管结缘有一段历史渊源。小的时候家住东单西裱褙胡同八号，在麻线胡同小学念书，距东单十字路口很近。当时每年的“十一”“五一”都有全市的庆祝游行，当然少不了军乐队。他们在节日前夕会在路上进行演练，路线是从天安门广场往东，从东单向南到崇文门，再往西到前门，然后往北回到天安门广场。只要发现他们演练，我就会跟着边听边走，一圈一圈地跟着。我最喜欢的是小巧的黑管，觉得它声音圆润，最好听。当时家庭条件有限，想都不敢想能有自己的黑管。

到了高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同学那儿借到了一只黑管，懵懵懂懂居然能把它吹响，短暂的练习后能吹出音阶，我更加喜欢它了。借期短暂，但却坚定了我要有一只黑管的决心。直到上了大学，才从工大校文工团领到了可由自己支配的黑管。几乎每天下午下了课就急忙跑到洗脸间练习，几天下来，嘴唇被咬肿，吃饭都疼。没有指导老师就向师哥们请教，6217班的吴克明就经常耐心指导我如何练长音、如何练琶音，帮我找练习曲谱……他是文工团的老队员，算是众多黑管的首席吧，后来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指教加努力，我也提高得挺快。可到了期末，收到了系里发给我的数学补考通知。

“文革”期间，一些喜好文艺的同学自发组成了文艺团体——“沙家浜兵团”，我自然也成为其中的一员。那时，我学会了演奏大管，但时间不长，其水平不过能响，滥竽充数而已。

1968年，有的年级开始分配工作，“沙家浜兵团”也慢慢解体了，归还了心爱的乐器，开始挨整了。

自打那时起，挨整，去部队锻炼，直到分配工作到房山的铸锅厂，再没机会接触乐器。分配工作后也因本人成分不好（“五一六分子”）被二轻局的芭蕾舞《白毛女》剧组开除。

工作了以后，大约在1971年，我用将近四个月的工资终于买了属于自己的星海牌黑管。可有了自己的黑管后，并没有努力练习，水平日渐回落。在后来调入的中国农村信托公司新年联欢会上，我曾连滚带爬地演奏过“单簧管波尔卡”，那是靠的当年在北工大的童子功。

退休后，我经同班同学高和的介绍，在一家乐器店当了三十个月的职业经理。期间又添置了次中音萨克斯、中音萨克斯和一只名牌黑管，时不时跟着伴奏盘吹上一曲。以补考为代价的音乐情趣，一直伴随着我，丰富着我的退休生活。我那只星海牌黑管，后来送给了吴克明妹妹的女儿了。他从广州来电话说在北京的妹妹的女儿想学黑管，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我也是二把刀，不敢误人子弟，只是给她启蒙，教了基本吹奏、指法，送了只二手黑管给她，找了些练习用的谱子，随后由她再拜高师了。这孩子很有天分，想必现在一定是高手了。

1968年春车奕（上右一）和“沙家浜兵团”的同学游北海公园

去年我以七十岁高龄参加了京西爱乐交响乐团，吹第二黑管，排练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乐章、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组曲。最近，首届指挥红色娘子军的指挥大师卞祖善，被这些不计报酬、不辞劳苦的音乐爱好者追求高雅音乐的精神所感动，来到乐队给我们排练。真是难得的机会呀！大师就是大师，无论是对音乐的理解，还是对技巧的运用，让我每次都有收获，总盼望下一次的排练。

由于音乐基础修养底子薄，视奏能力差，对谱子上的动不动三四个升降号反应不及，索性又买了一只A调黑管，相对于降B调黑管，它可以减少谱子上的升降，简化指法，以弥补我的先天不足。

刚进入大学，什么都新鲜。刚建校三年的北工大并不大，只有四座宿舍楼，其中二号楼一层是图书馆和校托儿所，三号楼一层是校医院，一座教学楼（北楼），南教学楼正在施工中，建成后将是高校中设备最先进的综合实验楼。不记得在1964还是1965年的冬天，由于暖气管被冻裂，春天化冻，水漫金山，把好几层楼的精密仪器给淹了，损失惨重。在东西向大道和南北向大道相交的著名的十字路口，是每人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工大的大事也几乎都发生在这里。路口的东北角有一座两层楼的食堂，食堂对面是饮水锅炉房，是吃完饭喝水、刷碗、打开水的地方。十字路口往东是车库、校工厂。锅炉房的南面，是光秃秃的操场。开学第一个星期的建校劳动，就是拉碌碡压炉渣铺就的跑道、翻操场筛捡石头。

校围墙是木桩上拉的铁丝网，走遍校园用不了十分钟，隔着铁丝网一眼望去是尚好的庄稼地。我没去过清华、北大，不知那里什么样，但我知道这里就是我将要生活五年的大学——北工大了。

宿舍楼据说是仿造莫斯科大学建造的，并且层高还比莫斯科大学宿舍高一公分，屋内地面铺的是浅黄色的菱苦土，据说它有弹性，走路时不至于震到知识分子们天才的脑子。只是设计住两个苏联学生的房间，却挤进八个北京哥们儿，刚好摆下四个双层床。

那时的北工大正处建校初期，虽说校园不大，设施简陋，但我感觉大学生活是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

我和高和同班，五年的大学生活朝夕相处，又在部队一起接受了十九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成了患难与共的好朋友。自从他被分配到星海钢琴厂，到他去世，我们从未断了联系，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是我们的谈资。我每每为他的成功所鼓舞，为他受到的不公待遇而窝火。

他被分配到设备科，开始了对钢琴制造的研究。工大人的勤劳和与工人的亲和力受到了第一线劳动者的一致好评，他们成了好朋友，也成了他事业上最有力的支持者。

当时钢琴主要部件系弦板的生产沿用了中国几十年的传统工艺技术，即手工画线打眼。钢琴其实是用木头由木匠干出来的，唯一的大金属件就是用生铁铸造出来、用于拴系琴弦的系弦板，它是钢琴发声的生命部件，一架钢琴质量的好坏全取决于此。一架钢琴有88个键，即有88个音，226根长短不一的琴弦，因此要在铁板上打出452个孔，装上226个固定弦销子用于挂弦和226个可调音的可转动销子。那么怎么打出这些孔呢？一般是由有经验的老师傅拿出对应型号的薄铁板样板，铺在铸铁板上，按照样板上标注的位置用洋冲打出小坑，然后再到台钻上打出需要的孔。如此制造钢琴其效率可想而知。高和虽然五音不全，但他的数学很好，他发现一个音的频率在琴弦质量相同时与其长短存在比例关系，越长音越低，越短越高。那么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每个音对应琴弦的长短，也就可以省掉打眼画线的工序，并避免了人为的制造误差。当时，工大正热火朝天地推广Z80单板机，其实单板机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计算机，它用的是顺序控制。高和研究了Z80并把它巧妙地应用到了系弦板的制造中。只要把铁板定位，开动钻床，就会自动、准确地完成452个孔，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如何才能付诸实践呢？厂领导多次以生产太忙不安排高和实验，老师傅也不相信自己干了一辈子的活能用机器代替，并担心废了自己的看家本事。高和凭着执着和第一线工人的帮助，终于说通了老师傅，答应他试验一次。加工顺利完成后，老师傅带上老花镜，把他用了多年的宝贝样板拿出来一比对，说：“你看，和样板还差一点吧！我早就说不行。”高和此时暗喜，那所谓的“差一点”分明是人为误差。他谢过了老师傅，信心满满地准备投入试生产。

此项目受到了北京一轻局领导的重视，得到了支持，经过几番周折，冲破了厂里种种阻力得以实现。高和也因此获得了科技进步奖，并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后来成了钢琴厂的总工程师。随后的几年里，他不断开发计算机在钢琴生产上的应用软件，在他刻苦钻研和不断地努力下技术日臻成熟。他不但可以设计钢琴，还能根据生产规模、厂区现状，设计钢琴生产流水线，并画出所有工装设备的图纸。但高和却并未因此得到厂里的重视，进一步的开发屡屡受阻，有的领导甚至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引进的进口加工设备廉价转让，借口是无处安装。一气之下他选择了辞职，自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办起了博汇园科技公司，专门向钢琴厂提供技术服务，从钢琴设计，到规模生产工厂的专用流水线工装设备设计一应俱全。他给我介绍，一架钢琴有23个可变参数，用他的软件只要输入这23个参数，一台钢琴所有8000多个零件的图纸，可以以一比一的比例画出，也可以按生铁收缩率画出木模型的图纸，直接按图做木模，避免了组装时可能产生的人为误差。经过精心的受力分析，他把系弦铁板设计成双曲面，为的是利用226根钢弦产生的18至20吨拉力作用下系弦铁板产生的变形，使铁板背面形成平面，更好地与木质的音板贴合，以便获得更好的音质。后来，从每年一度在德国举行的同行会上又得知德国人又将铁板设计成双球面，他又开始修改软件改进设计。他的设计得到了众多钢琴厂的认可，订单源源不断，但他也只收技术服务费。当时，有一位香港老板刚刚在上海投资一家中雅钢琴厂，正为开发、生产新型钢琴网罗人才。两人不谋而合，高和是为能有机会实施他日臻完善的技术而高兴，老板则为找到廉价的人才偷着乐。很快中雅钢琴厂就跻身于钢琴大厂之列，新开发的琴不断投入市场，更不断有国外的订单，老板赚了个盆满钵满，而高和只收取他的服务费，从未想过提成发财。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最后香港的老板请高和到上海，封为中雅钢琴厂的总工，在上海安了个家。不幸的是由于过于劳累高和病倒了，在上海医治效果不佳，急忙回北京住进三〇一医院，一周内配型的肝已经找好，可惜只差一天他没坚持住，于2009年5月12日去世，年仅六十四岁。当高和的女儿来电话告诉我高和离世的消息时，我失声哽咽，不知所措，不敢相信这事实。原本他回北京一周后的相聚，变成了在八宝山的永别，我失态跪倒，失声痛哭……

高和的一生可谓光辉的一生，他是改变我国钢琴生产落后面貌的第一人，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可到他去世，房贷还没还完。他的墓地在昌平南口一带天寿山脚下的天寿园，墓碑朴素、简洁，一张与众不同的微笑的照片、姓名、年卒，此外没留下任何文字。这就是高和默默无闻、低调的一生。

记得“沙家浜兵团”在军事博物馆的一场演出，场地给我们提供的是三相电，可我们需要的是220V的单相电，这就需要进行转换。当时6311班的张绍祖从台边上配电箱的一块闸上接出了三相380V的电线，准备在分电盘上进行星角转换，同时向所有的人员声明，非允许任何人不准合闸。可就在张绍祖剥线、接线时意外发生了，从校工厂新来的一个小青工（叫什么我忘了）手欠，私自把闸合上了。只见张绍祖哼了一声，身体缩成一团，不住颤抖……说时迟那时快，当时正在张绍祖身后，坐在小马扎上为大家数交来的粮票、伙食费的6463班的合唱队队员谷岱见状，立刻站起身来，拿起木质的小马扎向在张绍祖左手中冒烟的电线打去，电线被打落在地。张绍祖得救了，此时他的手心已经被烧糊一块。我当时就在附近，目睹了瞬间发生的一切，令我心惊肉跳，大喊“快拉闸！快拉闸！”可谷岱自始至终未作声张，一场人命关天的意外事故就这样被他从容地化解了。他的冷静、机智令所有的“沙家浜”人惊叹、佩服。

张绍祖重伤不下火线，包扎了一下继续工作在他的岗位——背景幕布的幻灯投影上，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他。团里唯一的闲人，就是惹出这场大祸的，从校工厂来的这个小青工，当时被我臭骂了一顿，开除！没说的。人命关天呀！如果……不敢往下想了……

经过精心准备，演出准时开始了。不知为什么，那天该我黑管独奏的一段，我“冒泡”了，真给“沙家浜”丢人！

原来校文工团有一批乐器，因为不是个人保管，大多都有点不大不小的毛病，黑管、长笛撒气漏风，长号拉不开栓，小号键子随时罢工……还好，都是工科大学生，自己动手不断地规整，还都能出声。一开始我得到的是一只老艺华的黑管，几经修理能演奏了，可哨片不是软就是硬。那时能买到的哨片也只能称之为毛坯，要根据笛头的角度自己削，能蒙上一片好用的便如获至宝，做上记号轻易舍不得用。提琴倒是有不少，也都是便宜货，拉不惯，有的同学干脆用自己的宝贝琴。那时我们的经费十分短缺，连消耗品（如松香、号油、哨片）也需自掏腰包。当“沙家浜”有点起色后，几经交涉，校财务才给了一张支票，忘了限额是多少了，反正我们土豪了一把，为“沙家浜”乐队添置了稀缺的两支圆号、一只大管，两个定音鼓，还买了一只162元的星海黑管，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东西，也许可以算是以权谋私吧。至于小配件、消耗品可能也买了一些，记不清了，反正是大大地高兴了一把。

1968年在“沙家浜兵团”的照片（后排中为车奕）

买不起谱架，忘记了是谁，反正是“沙家浜”团员到木工房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底座用小方木做个十字，再钉上个立柱，削个斜面钉上一张三合板，刷上白油漆，整齐划一，又结实又美观。它们一直跟随我们演出了六十场。

我能记起的乐队成员，长笛：虞芳；黑管：吴克明、胡谦、艾振亚、车奕；次中音号：杨根、朱光裕（后来改成圆号）；长号：孟繁华，王永文好像也吹过长号，也拉过大提琴；小号：李乃容、邓培光、田作舟；提琴：应子龙、李忠礼、马介林、杨式铃等十几个人呢；大提琴：付昆……想起来再补充吧。

记得一场戏中有一段黑管和长笛的合奏，有一次演出中我听到了一种既不是长笛也不是黑管的声音，是比长笛圆润比黑管明亮的第三种声音，很好听，让我很惊奇。后来才知道是当它们的音准相同、节奏相同时的一种共鸣，只因我当时的水平有限，又不太注意音准，所以不能每次都有这种效果，碰巧了能蒙上一两次。长笛虞芳按现在的话讲，绝对是乐队中大姐大级的高手，无论音色、技巧，还是视奏、记谱都无可挑剔，是乐队不可或缺的台柱。

退休后老校友组织活动，车奕为大家演奏黑管

车奕，1943年8月3日生，籍贯辽宁省辽阳市。1963年夏由北京师大二附中考入北工大6323班。本人出身职员（父为北京市畜牧局职业兽医）。大学毕业后1969年1月至1970年8月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至1977年在北京铸锅厂任技术员；1977年至1988年在北京洗衣机厂历任设计科科长、工艺科科长、外经科科长、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1983年3月至1984年3月赴日技术研修；1988年至1992年在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实业投资部三部任经理；1992年至2002年调中国信达信托证券业务部前门营业部；2002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