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态度》的按语

适之先生这个态度(我不叫它新态度因为他原来对这问题的态度是不决定的)是值得注意的——值得我们想一想。他信上提及我，我想借机会再来饶舌几句。在研究这态度之先，关于适之先生我们得记著两件事：第一，适之先生是一个“努力”的讴歌者，他那最不斯文的“干!干!干!”在今天还听得到回响；第二，适之先生自从留学归来已经做了将近十年的中国人。这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他这回看了苏俄的兴奋。提到我们自己，如何能不咒诅：我们这里空气的沈闷，人道的腐败，生命的消残，的确是全世界没有比的。因此你一出国游历去，不论你走那一个方向——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全是一样——你总觉得耳目一新，精神焕发，仿佛丹德走出了地狱似的爽荡：

O'er better waves to speed her rapid course，

The light bark ofmy genius lifts the sail，

Well pleased to leave so cruel sea behind;

And of that second region will Ising，

In which the human spirit from sinful blot

Is purged，and for ascent to Heaven prepares.

除非是白痴或是麻痹，谁去俄国都不免感到极大的震惊，赞成或反对他们的政治或别的什么另是一件事。在那边人类的活力几乎超到了炙手可热的度数，恰好反照我们这边一切活动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我去年过俄国时的通讯上也说到单只吸著了西伯利亚尖锐的冷气，你的思想就应得“经受一番有力的洗刷，你的神经，一种新奇的戟刺；你从贵国带来的灵性叫怠惰苟且顽固龌龊以及种种坠落的习惯束缚住压迫住淤塞住的，应得感受一些解放的动力；你的让名心利欲色业蒙住了的眸子也应得觉着一点新来的清爽，叫它们睁开一些，张大一些，前途有得看，应得看的东西多着，即使不是你灵魂的绝对的资养，至少是一帖兴奋剂，防瞌睡的强性注射……”

所以适之先生这次发见苏俄的政治试验有“使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地方，也正在我们的意料中。(但是拿中国来比!说到政治，不要说苏俄，就是欧洲山缝里海边沿一些稀小的国家，恐怕也比我们“有理想，有计划，有信心”得多了多呢!)

俄国革命所表现的伟大精神与理想主义，如同太阳是光亮的事实一样，除是真正盲目的，我想，谁都不能否认；我们中间也决没有人不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适之先生的劝告，似乎把他的“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的心眼儿看太窄了。我们应得研究的是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应得研究苏俄所悬的那个“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正如我们研究当初圣西蒙，福利奄，以及路易白郎克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其次，认清了他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方法的对不对，这经程中所包含的牺牲的值得与否；再其次，每种政治试验都有它的特殊的背景，苏维埃制在俄国有成效这件事实。(假使有)是否就可以肯定这办法的普遍适应性。我们上年在本副刊上研究过的正是这一类问题，以及一个牵得更远些的问题，就是苏俄有否权利到中国来宣传他们单独发明的“政治福音”；我们并不存什么成见，左或是右，我们想纠正的是两种我们以为同样是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就是(一)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的结论，(二)因为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

所以说到“顶礼佩服”乃至于受感动的话，我们完全与适之先生同意。

我们也十分赞成他具体研究苏俄的计划，本来我们早该派考察团去的。

但再下去我们得留神了，因为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见解，在这一点我们中间或许有未敢苟同的；他说“苏俄虽则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真共产派先就不感激!但这是支话，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他所说的苏俄的“新教育”。当代最博通俄国情形的大学者捷克的总统马沙里克(Masaryk)，那位“中欧的智慧的老人”，曾经对人说过：“顶重要的事情是去悉心研究苏俄的学校。俄国问题的秘密全在那里。”适之先生还加上更乐观的观察：“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的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我们以为他一定看到实际的情形有使他折服的地方才说这样肯定的话，但不幸他下面接著说他一个学校都不曾看到：他看到的，使他“惊叹”的，是他们的“教育统计”。但是“统计”，“统计”!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并且统计即使是可靠的，统计表并不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是怎么一回事。不错，苏俄的学校，不论大小，都是男女同学的，学生自治的精神是狠充足的——但这就是“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吗？我们不是挑剔，我们狠乐意知道苏俄“确”是在大规模的试验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科学与纯粹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他们的俄国史教科书里解释历史的唯一线索是麦价的高低)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这也许是适之先生所谓世界最新教育学说的一部吧。我们一般人头脑也许是陈腐，在这年头还来抱残守阙似的争什么自由，尤其是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但我们是这么回事，你有什么法想!不，我并不批评苏俄的教育政策；在他们悬定的目标下，他们的教育政策确是最有效率，最可钦佩的，问题是在你赞成不赞成他们“造成一个有充分力量的共产党员”的目标。假如你是赞成苏俄的共产主义的，你不能不在逻辑上赞成他们的教育；同样的，你赞许他们实际的教育，你就不得不在逻辑上归附他们的理想。

就在这一点上，到苏俄观察的人等各家得到各家的结论。我们狠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作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的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趋向。

话又说回来了；即使苏俄这次大试验、大牺牲的结果是适之先生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我们还得跟在懒惰的中庸的英国人背后问一声：“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但这问题大着，适之先生这次的态度一定在国内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我们深盼望有心政治的朋友们藉此作一个起点，再来一次更切实的研究，再来一次更进一步的讨论，本刊一部分的地位，(我希望，)如从前一样，还是公开的。

撇开了苏俄，我还有几句关于适之先生的话，适之先生终究还是一个勇猛有为的青年。他这次的态度就可以看出，这狠给我们安慰，因为说实话，我们中间真舍不得他那清亮的思想力与不偏颇的个性；他这次欧行是有重大意义的，不仅在他自己是一个“再生”的机会，我们期望他这次回来，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在思想上，即使不在实施上，能有伟大的贡献。

他还是初次去欧洲，他那亲切的观察力与活泼的心智，一定可以带回狠多年来我们所期望而不会得到的“发见”：他竟许可以替我们辟一个思想的新方向，给我们一种新鼓舞。他个人的思想史是有趣味的：《新青年》是他第一个时期，这狂飙期的结束点是他的“好人政府”主义，那好比是黄梅时节的天气，晴雨不得分明；他几乎取一种Merionist的态度，太倾向妥协现状一派，这在大部分青年对他是失望的。但这次他走出了国门，他分明走进了思想的新生机。这位实验主义先生是轻易不谈理想的，他有时简直鄙薄理想主义，不论在哲学上或是在实际上；但是你看，这回出国不满一月，他就重复的郑重的叮嘱我们谈政治不可无理想，不可无理想主义，这在他个人是个新现象，我们也希望这来可以在国内掀起一个高超的理想主义的思潮，一面可以扫除颓丧的悲观派，一面盖倒苟且的妥协派，在这猛烈的波涛间，我们盼望有伟大的改造社会计画出现!

志摩九月九日

(发表于1926年9月11日北京《晨报副刊》)

附:胡适旅苏信件摘录

车上读了Morgenthan的All in a Life Time很受感动。此人是一个(钱鬼子) Money Maker，中年以后，决计投身于政治社会的服务，为“好政府”奋斗，威尔逊之被选，很靠他的帮助。

前次与你谈国中的“新政客”有二大病：一不做学问，不研究问题，不研究事实；二不延揽人才，近来我想，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

我们不谈政治也罢。若谈政治，若干政治，决不可没有一点理想主义。我可以做一句格言：

计划不嫌切近，

理想不嫌高远。

这是莫斯科的第三晚了。

在一个地方遇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erriam与Har Pers。今早同他们去参观监狱，我们都很满意。昨天我去参观Museum of the Revolution，很受感动。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nsness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今天我同Merriam谈了甚久，他的判断甚公允。他说，狄克推多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可惜此时各学校都放假了，不能看到什么实际的成绩。但看其教育统计，已可惊叹。

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求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王莽那一次尤可佩服。他们的失败应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的试验的价值。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大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

(发表于1926年9月11日北京《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