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新闻媒体的批判精神

正确把握新闻媒体的批判精神

可以肯定的说，自从新闻媒体诞生的那一天起，媒体的批判精神就同时问世了。因为观察社会现象、批评社会现象，始终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能和基本风骨。资产阶级的媒体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媒体也是这样。邵飘萍、范长江的职业精神，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目光深邃、鞭劈入理的批判精神。因而，媒体都非常注重培养有批判精神的采编人员，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新闻媒体的这一功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新闻实践中，媒体的批判精神有些异化，有些走味。有的记者片面理解媒体的批判功能，作批评报道缺乏哲学思考，有悖新闻本质的真实性;搞舆论监督似黑旋风李逵板斧猛砍猛杀。其结果都只能使新闻的权威性、公信度和亲和力下降，甚至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如何正确把握和发挥新闻媒体的批判精神，我认为，有几条原则必须把握:

一、保持媒体批判精神与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一致性

社会的丑恶现象必须揭露，所有社会构成部分工作的不足之处需要提醒，不利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各种消极因素应该消除和转化。这些都是媒体的批判精神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社会中，负面现象总是少数，火热的改革开放、奔腾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不仅是社会的主流，也越来越成为新闻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我们在批判社会落后现象的同时，绝对不应忘记，首先应当高扬民族精神、礼赞伟大人性，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给予肯定。因为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属性。新闻媒体不仅要对国民性的落后一面进行批判，还要对国民性的优秀一面进行弘扬;不仅要表现对民族魂的发现，而且要表现对民族魂重铸的理想。要切忌把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对立起来。真正的新闻批判精神和建构精神应该是统一的。新闻界和文学界当今都存在一种粗鄙的存在观，即漠视价值观下的判断，作品倾向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最坏的，放弃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人的超越和发展，所描写、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必然是苍白、悲哀的，甚至是不真实的，这反过来其实削弱了作品的批判精神。

二、媒体的行为一定要契合国家的基本国情

西方媒体经常标榜自己拥有绝对的新闻自由，这个优越感对我们许多年轻记者很有诱惑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必须弄清楚:一种情况是，西方媒体的言论自由也是在一定的国家政治框架内运行的，绝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是客观、公正报道的楷模。他们可以攻击一个政党，揪一个具体的辫子，但全部主流媒体都必须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服务。他们可以攻击宪法框架内的一个总统，但绝不能去触碰支撑这个国家的宪法框架本身。“9.11”事件发生的当天，美国政府就规定了绝对有利于维护其自身形象的新闻报道口径。这些年，我们从西方媒体大量的对华攻击中，包括他们对新疆、西藏的一些报道，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在制造谎言。可见，驱动西方媒体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而绝非推动普世价值的神圣目标。比如说，他们迎合美国情报机构的误导，帮助制造“民意”，推动了一场错误的伊拉克战争;他们的报道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非西方文明的不健康的优越感;他们制造了“华尔街神话”，打造出无数的所谓“金融英雄”。虽然今天的西方媒体上仍有各种各样的牢骚和曝光，但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有真正批判精神的西方媒体人了。直到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媒体还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阿谀奉承和沾沾自喜。

另一种情况是，中国媒体同西方媒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西方社会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社会的平衡是通过不同政党、不同阵营、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对抗来实现的，冲突是西方社会实现平衡的主要手段。这样的社会结构反映到媒体上，就是互揭丑闻，激烈争辩。而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中国社会平衡的基础是和谐。中国媒体是这个国家肌体的一部分。国家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给媒体设了一条不断变动但绝非可有可无的边界。这条边界的实质内涵，就是社会现阶段对各种信息的承受力。媒体必须保持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精神的出发点，应该是帮助和促进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争取实现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摆到国家的对立面，用无休止的批判削弱国家凝聚力。中国媒体面对的形势极其特殊，那就是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但中国变化的方向不可能由少数几个媒体说了算。实事求是地讲，单靠我们媒体人的视野及判断力，我们不足以把握国家前进的方向。因此，媒体作为国家有机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国家整体，孤零零地表现自我。

比如，批评报道，这是最令很多媒体困惑的一个领域。这些年，中国媒体上的批评报道越来越多，但与西方媒体相比，很多人感觉还不够尖锐、不够痛快，不敢针对国家大的方针政策，不敢直指中央政府，而西方媒体什么都可以批评，总统也可以嘲弄。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西方媒体的批评报道确实很多，他们有时站在不同政党的利益角度，对特定的对立面激烈抨击。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的竞选机制决定了政党相互轮换，媒体对政党和人物的攻击是在政党轮换这一十分稳定的框架内，帮助社会选择轮换的对象和速度，这样做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是很小的。而中国国体与西方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和政府的权威、公信力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果中国的媒体对执政机器作出像西方社会对某一届政府那样的攻击，那么被削弱的将是整个国家的根基，哪里还谈得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了。

三、要做有责任和有道德的媒体人

中国媒体的批评报道要针对并要改造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所要维护、使之不会坍塌的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不断发现社会弱点，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和抨击，为最终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作出我们的贡献，这是中国媒体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负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的应尽职责。

做人要负责任，媒体人更要负责任，这是因为“媒介是人体能力的延伸”(美国资深新闻人麦鲁恒语)。媒体人掌握着话语权，话语权越大，话语的责任就越大，说错话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大。由于我国目前尚缺乏规范和严格的新闻行业自律机制以及法律追究机制，主要的还是依靠行政管理，漏洞就比较多，随意性也比较大。加上中国媒体这些年爆炸式发展，新闻直接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万，年轻人很多，光是在新闻的真实性这个问题上的管理任务就很艰巨。因此，提倡新闻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我国新闻管理部门不得不反复强调和大声疾呼的，也是媒体负责人的首要任务。

做负责任和有道德的媒体和媒体人，不仅是我国新闻工作定位和功能所决定的，从长远看，也是媒体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通俗地说，这样做我们是有利可图的。不要以为受众是愚蠢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也不要以为一条假新闻能给报社带来利益，更不要以为只要攻击国家机器，老百姓就欢迎，批评者就成了舆论英雄。做人要实在，要有理性，做新闻人更应如此，我们的批评报道是真诚帮助政府和社会看清某个问题，推动问题的解决，还是有失公允、偏离客观甚至图谋私利，读者是能够揣摩到的，有的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比如，一些报纸上的批评性评论，有的写得一针见血，力透纸背，切实有效地监督了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警示了社会，但也有一些评论属于人云亦云，甚至跟着起哄。有的评论文章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样，往往开头是从某某报读到的一个新闻，作者对新闻的背景不了解也没研究，就像用剪刀剪下来，贴在了自己的文章开头，接下来，就是一段忿忿不平的高谈阔论，大致套路就是把这个具体事件上升到国家的公权力的滥用以及体制的不合理上，对国家机器进行一番教条式的批判，最后写几句对政府的要求，而如何实现这些要求，同样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也是说不出来的。这样的文章，现在越来越多，已经成了新式“八股文”。写这种文章的人对政府事务及其运行规律一无所知，严重脱离实际，写出来的报道怎么可能推动问题解决呢?说白了，有的人就是哗众取宠，摆出一付敢与政府对着干的姿态，来吸引社会的眼球。如果我们被这种市场机会主义者迷惑的话，那就是十足的幼稚和无知。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新闻媒体正确发挥批判精神的根本思想基础，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以往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多是在闭门会议上进行的，媒体正逐渐地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拿到大庭广众之下，中国社会承受力的不断增强既是它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现在我们都不断地看到，整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公开批评，各级政府越来越适应媒体对其工作进行公开监督。这种逐渐积累起来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将增强而不是削弱我党的执政能力。在这种趋势下，我们新闻工作者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检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希望。我们既要保持正确的批判精神，又要诚恳接受社会对媒体的反监督，正确对待来自社会各方的批评意见，在现有的新闻管理框架内积极工作，既不偏激，也不气馁，出色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