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教授与研究生谈新闻改革

王中教授与研究生谈新闻改革

1984年11月21日上午，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班8位研究生到王中教授家听课。老教授应广西新闻学会的邀请去南宁、桂林讲学，刚刚回沪，话题自然离不开新闻改革。

研究生问起教授此次南下感受，王老兴致勃勃地说，许多新闻界的同志们认为，再按老一套的办法搞报纸不行了，他们为报纸的发行数字担忧，也为报社的财政收支操心。全国各地经济信息报、科技信息报竞相创办，这些报纸刊物多以提供信息、沟通情况为宗旨，并不是用作宣传什么的，这是一件新鲜事，也引起一些同志的不解，他们似乎习惯于“新闻就是宣传”这样的观念，每篇报道务必能宣传一个中心思想。其实，信息报的大量涌现实为情理之中。我们知道，报纸的产生、发展从来不是哪个个人随心所欲而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动开拓了人们相互了解、沟通信息的需求。经济信息报的产生，是城乡经济搞活的必然结果。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一个企业，在生产前后都要搜集可靠的信息，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信息便很难生活下去。因此，社会各阶层对经济信息有着迫切的需求，经济信息报正是适应这种需求应用而产生的。如果不准它产生，除非你能阻止经济体制的改革，阻止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乃是客观规律所使然。

一位研究生问：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带动新闻改革，但到底如何搞新闻改革呢？现在不少报社对钱很注重，这问题怎么看？

王老指着前面的小圆桌说，是先有桌子呢，还是先有桌子的观念？客观生活需要桌子是前提，而桌子怎样造还要由蓝图——桌子的观念来决定。同样，新闻要改革，我们的新闻观念要更新，感到靠过时的、陈旧的、不适应改革的观念办报不行了，这是大好事。报社看重钱是一大进步。赚钱越多，表明为人民服务得好。为了提高发行量，就要研究如何提供更多的信息，如何用读者喜爱的、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报纸有商品性，不是谁高喊打倒就能取消的。报纸的内容再好，也总是要由读者花钱买来阅读。读者要获取信息，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动，你不提供这些，却代之以板着脸训人，他可以不买你的报。不要谈钱色变。那种不顾读者需要，我灌你服的观念和做法，兴许会随着报社对钱的看重而改变。要盈利，就要想法提高订阅份数，要提高订阅份数，就要办出读者爱读的报纸来。

王老接着说，我们新闻观念的更新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我一直以为，我们干部是要接受指导的，群众也要接受教育的，问题是“保姆”太多了，“小孩子”受不了，他要选择和蔼的“保姆”，不理睬那些面目可憎的“保姆”。我们的报刊也是如此，层层指导，篇篇指导，殊不知人除了接受指导外还有其他要求。根据这种观念，往往出现这样的新闻，找事实来阐明某一中心工作或某一政策，找事实来印证观点。认为灾情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甘地夫人遇刺不是重要新闻，我国政府发言表态才是重要新闻。正是这种陈旧观念的支配，使我们不少报纸长期存在的报道面窄、时效性差、信息量少、版面单调的状况改进不大。有的同志提出：可读性不能影响指导性。我请问，不可读怎样指导？康有为的文章晦涩艰深，可读性差，也妨碍了他的文章的影响作用。梁启超改革文体，创出了比较易读易懂的报章体，海内外竞相争阅风靡一时，他的“变法图强”的观点因而得到广泛宣传。

一位研究生插话说，王老，你几十年前提出的读者需要论，报纸两重性的理论，虽历经坎坷，终于在全面改革的今天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承认，令人欣慰！

王教授答道：社会变革，使以往的新闻观念受到时代的冲击，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大浪淘沙嘛！科学的结论被保存下来，为人们所接受、发展。那种靠权力靠政治投机支撑的所谓理论必将为人们所抛弃，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做学问，就要讲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要揣摸风向。政治与新闻学不是一回事，政治讲利害，科学讲是非，你把政治教科书背得烂熟还是不会办报，讲不出新闻的规律来。据说前几年有人看了讨论新闻价值的文章勃然大怒：“什么‘新闻价值’，领导的话就是新闻价值！”这就是把新闻和政治混为一谈。不能说你把领导的观点吃透了，新闻价值就提高了。新闻价值是客观的东西，不要搞唯意志论，不能认为谁的权大就是真理。你们都是致力于新闻学研究的人，科学就要探求普遍规律，不要搞贴标签。有的同志说要搞中国式的传播学、马列主义传播学。并不是样样东西都能中国式的。有没有中国式的数学、化学？传播学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化生产高度发展情况下，用控制论、信息论作为研究方法的学科。你用控制论的方法来研究，那就是外国货，你不用控制论的方法，那就不成其为传播学。资产阶级传播学，可以拿来我用，何必贴上标签呢？新闻学研究既要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探求普遍规律，又要区别各学科的界限，这样才能指导新闻工作的改革。

（凌　健）

（原载《新闻学术情报》总第14期，198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