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一、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常识

正确处理好科学研究中的几个关系。

第一，科学研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积累。如果人类都像猴子，只会凭本能生活，社会也就停滞不前了。在这里，科学研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借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知识而加速前进的步伐。科学研究与人类社会关系愈来愈密切相连。

要创造新的财富，首先就得用人类已经创造的知识来武装自己。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列宁这里用了“全部知识财富”，就包括古今中外一切知识，包括历史上各个阶级所创造的知识财富。对于体力劳动创造的财富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过来，全国刚解放，我们不是接受了许多敌产吗？对于脑力劳动的财富，如果不具体分析，而盲目排斥一切，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样，如果一个从事脑力劳动的共产党人，不能为人类知识的宝库增添新的财富，这就是耻辱。不能“继往”，就无法“开来”，古人尚能懂得这个道理，而我们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不肯“继往”，侈谈“开来”，岂不成了笑话。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新闻科研就是“批”字当头，凡带“资”字号的都在批判之列，有时甚至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贴上“资”的标签，然后大批特批，打翻在地仍嫌不够，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不是扬弃，而是要当做垃圾统统扫掉，惯于采用这种态度的人，还有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诚然，在资产阶级学说中，有不少谬误，但我们的目的在于考察其中是否有那么一些真知灼见，是否有一些给人启迪的东西。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的3个基本来源，都是马克思时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说，马克思加以批判的吸收，创造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应当看到我们的立足点在博采众长。至于其短，在分辨清楚之后，将其谬误部分予以有说服力的否定就行了。将长短相交、优劣互见的学说一概拒之门外，这是最省力不过的，可惜这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要创造新的知识财富，还有一个正确对待革命导师的著作的问题。曾出现过这样一种潮流：借着“我注六经”之名，大行“六经注我”之实，对革命导师的著作不是进行全面研究，不知从总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而是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将看不顺眼的、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一律砍掉。在“语录新闻学”的铁扫帚扫过之后，最后剩下的就是孤零零的几句话：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等。一门学科只有这样翻来覆去的几句空话，把新闻学“研究”得如此莫名其妙。这样，在人类知识的宝库里不但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反而像败家子那样，将已有的财富糟蹋得不成样子，这叫做“吃的是牛奶，拉出来的是屎”，还要别人跟在屁股后面打扫。所以，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拨乱反正的任务。

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第一天起就应该立志：我吃下的是草，挤出来的奶造福于人类。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前进，才能进步到共产主义社会。

第二，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切为政治服务”，是过去长期叫喊的口号。政治成了至高无上的上帝，那么政治又为谁服务呢？林彪有句名言：政治就是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就是那么一帮子人。毫无疑问为政治服务就是为他们那一帮子人服务。林彪成为一切的主宰、一切都为他的政治服务，连干部的档案都为政治。林彪掌权时，说他出身贫农，到了仓皇出逃死后，人们才知道他真正的出身是地主兼资本家。甚至古代史、近代史、党史都曾为政治服务过，大家记忆犹新，无须多言。至于新闻学“为政治服务”的杰作，要数“事实为政治服务”的高论了。一大批所谓饱学之士，明知历史在被篡改，却昧着良心说胡话。“胡话”就谈不上是科学。

政治与科学并无从属关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两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有进步的、革命的，也有堕落的、反动的。衡量政治是否进步，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对科学的态度。从历史上看，一个阶级或政治集团在其上升时期，总是信奉唯物论的，总是需要科学的；而在走下坡路时，则恰恰相反。因此，愿意与科学为友的，提倡、扶助、保护科学的，必然是进步的政治；执意与科学为敌的，反对、压制、摧残科学的，必然是没落的政治。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理想，以不断促进社会为己任。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应该是尊重科学的、保护科学的，科学愈是大公无私地揭示真理，愈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为政治服务”的“学术”。在评法批儒中涌现出的那几位闻名全国的哲学家、史学家，红极一时。但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试问有勇气重新发表1979年前“著作”的有多少人？敢于出“全集”的又有几个人？真正的科研成果应当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文痞、风派文人总是短命的。所以，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道理就在于此。忠诚于科学的人未必是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但真正而不是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则必须尊重科学。不怨自己无知，但恨别人有识，凡是自己不懂的就认为它是唯心的，凡是自己看不顺眼的就说它是反动的，这样的人是与科学无缘的，更称不上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使我联想起当前有些人不是靠脑子去思考问题，而是用眼、鼻、耳去“研究”问题，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东风来了西边倒，西风来了东边倒。这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政治投机和赌博。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哲学不应当是宗教的奴婢，科学更不能成为资本的奴婢，毫无疑义，科学也不应该是权力的奴婢。科学是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大浪淘沙，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才能留存于世，而这样的知识财富才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用的，对建设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有利的。如果一定要说为政治服务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为政治服务。

第三，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在新闻学研究与哲学的关系上，目前混乱之处不少。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只能指导具体科学，和具体科学“杂交”。一门具体的科学研究以社会或自然界的一个特定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就是分科之学，哲学只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最一般的规律，一个最高明的哲学家也造不出原子弹。科学提供了哲学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原因之一就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哲学可以指导人们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有位中学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说，哲学可以使人聪明，这就对了。但决不能代替任何具体学科的研究。

新闻学是一门具体的科学，不是哲学。但是有少数同志却常常喜欢套用一大堆哲学概念和术语，想据以拼凑出什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如果真能做到，那科学研究就太省力了。有的同志，科学知识不够，只记住一些哲学术语，在研究中，不是依据事实进行分析，进行论证，而是从这些哲学术语出发，在它们中转来转去，想从这些名词概念中演出规律来。这种所谓的规律是经不起检验的。

运用哲学原理来分析问题，当然是对的。但也有如何使用的问题。要使用一种工具，先得弄清楚它是派什么用处的。锯子是锯木头的，如果裁衣服用锯子，岂不乱套？对待辩证法也是如此，我们要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首先要懂得辩证法是用在何处的。假如一个医生学了一点辩证法，知道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在新老更替的运动过程中，旧的东西死亡了，新的东西又产生了，退化的同时就是进化，死亡的同时又是新生。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是，要医生确诊一个病人是死还是活时，他也口口声声说道：方死方生，方生方死。那么，旁边的护士是将病人送回病房还是送进太平间呢？显然，这位可爱的医生将辩证法用错了地方。这不是辩证法的过错，如裁衣服用了锯子一般。确实有些同志连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这个起码的常识都还没有弄明白，就在那里大段大段地引用辩证法的术语来乱造结论，结果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所谓辩证法，是专门研究运动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不涉及运动发展就不一定套用辩证法。是什么东西的运动发展呢？显然不是指自行车、汽车的轮子转动，而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自身运动发展，即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变化。没有弄清这个起码的常识，就出现了“热水瓶怎么一分为二？”答曰：“一个瓶胆，一个瓶壳”的笑话。有的同志把哲学当作冲床，用做模子，想由此“冲”出各种科学的结论来。这是在变戏法。辩证法不是变戏法。

二、科学研究工作的态度和原则

根据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是要强调的。

首先，不要低估封建蒙昧主义，“左”的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的观点对我们科学研究工作的影响。这3个危害甚大的绊脚石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就把我们的思想都“统一”到迷信、盲从的桎梏中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融解三尺之冰亦非一日之功。遇到问题，先看来头，查查是否有人讲过，而不是用脑子思考、研究。科学的大敌是迷信，有盲从、有迷信，就无法开展真正的科学研究。

第二，不要把科学研究当做宣传。有不少现象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几万年，到现在还弄不清楚，还未探明其存在和发展规律，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倒在于有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至今还不太明白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这个常识的。把宣传和研究混为一谈就是一例。研究是研究未知的问题，“格物致知”之谓也。而宣传则是宣传已知，这就是把已经研究清楚的问题告诉别人。连自己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如何进行宣传呢？有些同志研究别人已经研究清楚的问题，这不是浪费生命吗？那么有人对别人已经弄清楚的问题不懂怎么办呢？理所当然么，谁认为自己已经弄清楚，谁来答疑，如果他自己解答不清楚，只能说明他自己认为明白而实际上并不明白，对这些不清楚的问题自己或别人再接下去研究。知识总是历史的、社会的积累，我们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探索未知的问题上，社会才能进步，学术才能昌盛。

第三，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一部科学发展史，已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就是提出问题等于解决了难题的一半。一旦提出了问题，总会有得到解决的一天。倘若提不出问题，纵然有攻关不畏难的壮志，但不知道“关”在何处，也无法施展力量。对于科学研究来说，不怕提出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怕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然而，要提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还需要广博而深厚的知识，需要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并非易如反掌。有些人长期埋头于一些雕虫小技，关键就在于缺乏丰富的知识和思想高度，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来。

第四，要有胆有识。这首先表现在对研究课题有判断力，能够判断出一个课题有多大意义，是否值得研究，应该从何着手。没有这点判断力就无法着手科学研究，如果盲目上马，那就造成“窝工”，白白浪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另一方面，一旦选定有价值的题目，即使是为习惯势力所不易接受的，也不能畏惧。要敢冒风险，敢攻尖端。科学研究不是为了讨好某几个人的。有些重大而又有价值的课题，研究成果可能一时不能宣传，因而也不能出版，不妨藏诸名山，献给后人。作科学研究不能追名逐利，科学研究成就的大小与名利心的大小往往是成反比的。

第五，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个学风问题，关系到是坚持唯物主义，还是搞唯心主义的问题。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实体，研究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先有主观的框框，应该尽可能全面而又详尽地占有材料，客观事物是什么面貌就如实地描绘什么面貌，客观规律是怎样就忠实地阐述它是怎样。如果先有主观的目的和结论再进行研究，必然会任意割裂事实；找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印证自己的观点还不很容易吗？！同时，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倡互相诘难、质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果自己的结论被人驳倒了，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说明自己的研究有问题，有漏洞，靠不住。在科研中，彼此之间能够互相驳难、辩论，这才是最好的朋友，才称得上高尚的友谊。

第六，勇于探索，不怕失败。探讨未知的问题往往不可能一次成功，而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有的甚至最终还搞不清楚。承受不起失败磨难的人，一辈子都别想踏进科学的门槛。自然科学允许有失败，为什么社会科学就不允许失败呢？事实上，想要不经过失败就得到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办到的，那是不符合认识规律的。如果真理那么容易发现，还要科学研究干什么？不允许失败就等于禁止科学研究。其次，一篇有疵的论文，只要其中有驳不倒的创见，其价值就比那全部正确、但却完全重复别人论点的文章要大得多。然而，大凡一有新的见解出来，总有一些人会反对一通。有些人死也不肯放弃这样的宗旨：前人讲过的不能变，前人未讲过的不能讲。所以我们在探索中要不怕围攻，不怕孤立，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

三、科学研究的方法

我不想全面谈，只是有几点要提醒一下，特别是和写硕士论文有关的问题要讲一讲。

第一，学会正确思维。思维的素材是语言，语言的混乱必然是思维混乱的反映，混乱的思维不可能有清晰的语言。比如有篇文章写道：千百万知识分子正在踏踏实实地为“四化”而埋头苦干，站在一旁长吁短叹，或说风凉话这类旧文人的习气，也许是不会有的了，即使有，我相信也许是“残余”，我看也属于“移一移”之列。这里，一会儿说“不会有的了”，一会儿又说“有”、是“残余”、也要“移一移”；而且在短短的一段话里连用了“也许”、“即使”、“但”等含糊不清、拐弯抹角的词。这种混乱不能简单看成是逻辑和语法问题，关键是由于对所研讨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要避免文章混乱，就得使你的思维有条有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学点逻辑和语法固然有好处，但关键是要花力气将你所研究的问题认识透彻。这里讲的不包括语文不过关的大、中、小学生，而是说科学研究人员。

第二，学会科学的抽象。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学会科学抽象，否则就无从下手，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如此。马克思说：“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2]抽象化就是这种方法之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商品这个细胞开始，通过对价值的抽象，得出了一套科学理论。新闻学的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的抽象。可是有些同志对此很不习惯，当他们看到有人将新闻和宣传分开进行分别研究时，不禁大吃一惊，责问：“新闻与宣传能够分开吗？”这是不懂得科学抽象方法的明显表现。诚然，在实际工作中，新闻和宣传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浑然难分，可是，新闻并不是依附于宣传而存在的，它有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我们可以利用新闻手段进行宣传，就像可以利用文艺手段进行宣传一样。可是在研究中，不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将这浑然一体的现象解剖成两个不同的方面加以分别研究，科学研究能进展吗？在市场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结合在一起的，可是马克思如果在研究中不把商品价值解剖为上述两个方面，《资本论》能写成吗？当然，科学抽象的重要不只在此。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着世界，当然也就更接近真理。所以，我们要学会科学抽象，要善于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又从抽象的思维能返回实践。作为科研人员，必须掌握这样一条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第三，概念要明确。列宁说过，为了辩论，必须先搞清概念。有不少论文，概念很混乱，同一个词，在一篇文章里有四五种解释。这里有3种情况，一是使用概念，一定要弄清为人所约定俗成的内涵；二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需要赋予其确定的内涵；三是现有的概念不够用而自造新的概念，必须规定其固定的内涵。假如概念不明确，任意乱用，判断和推理不可能不出错，而且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四，研究对象与研究课题要明确。一门学科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搞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把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认识清楚，否则往往要浪费许多精力。比如，从事新闻学研究的人，如果不把人类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而只是把政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那必然要付出许多无效劳动。对于一篇论文，只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那还不够，还必须明确具体的研究课题，课题是在这个研究对象中所存在的许多待探索的问题的一个。一篇论文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不可能同时解决很多问题。在写论文时，自始至终都要围绕所提课题来阐述，不要强拉篇幅硬凑字数。论文质量的高低，不是看篇幅的长短，关键是看结论，只要结论把论文课题讲清楚就行了。

第五，科研有3个环节：论据、论证、结论。目前有一个很坏的现象：把别人的论点作为自己的论据。比如问你“地球为什么绕太阳转？”答曰：“这是哥白尼说的。”这能解决什么问题？论据必须是无可驳辩的事实，结论必须经过严密的论证然后得出来。不能先有论点再找论据。我看了不少论文，有的论文连篇累牍地引用各式各样的语录，作为自己论文的论据，这和乌鸦吞石子充饥一样，胃是涨大了，但营养一点也没有增加。引别人的话不但没有增加新的东西，而且将别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论据，有时还有害处，一旦别人的论点被推翻，你的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十年内乱时，很多这样的文章现在只能束之高阁了。

第六，学术论文的课题选择，应该在常识之上，连常识都通不过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了。本来，科学研究必须在常识之上，但在目前，新闻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连常识都通不过的问题，澄清一些常识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必须记住：学术研究绝不能以阐明常识问题为最终任务。

第七，科学研究从提出问题开始，然后分层次加以研究。只有一个问题讲清楚了，才能谈第二个问题，依次层层深入下去。这本来是一般道理，“四人帮”时却发明过一个“不提罪”，他们常常这样责问人：你为什么不提这个，偏要提那个？于是为了回避“罪名”，大家都做“大杂烩”，除了要面面俱到，还要加上诸如“战无不胜”的、“阶级斗争的”等等形容词和限制词，以防不测。就像《革命照相》的相声一样，讲的人不知好笑，听的人却要捧腹。其实，一切空洞的政治口号、套话、废话，并不能使科学研究的成果生色半分。

第八，关于理论和实际的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这是一般原理。实际中有什么倾向，出现什么问题，必须加以理论的总结后再回到实际中去。实际工作当然很重要。从科学研究来讲，它毕竟是个研究对象，这就是它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模拟实际或承认实际，就根本用不着科学研究，我们不能用“存在就是合理的”观点指导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实际工作。因此，有人写作品，有人评论作品；文艺评论家，写不出小说来，这也不奇怪。两种行当不同，可以互相促进。

第九，不依靠“批判”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科学的批判，对推动人们正确认识事物，是起有积极作用的；但是，批判不能产生新的知识，批判不是人们的认识源泉。在科学研究中，创见来自对实际的分析。因此，首要的工作，是充分占有实际材料，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这些实际材料。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批判才能正常地进行。列宁为了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详细地研究了西方各国经济、技术、政治、外交、历史、地理、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问题等方面的材料，书中的原理、结论，不是从批判别人的理论中“批”出来的，而是在分析这些大量材料中得出的。正因为他付出了上述艰巨劳动，才会有力地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至于过去的所谓“批判”和“大批判”，是撇开实际情况，而以既有的观点为准绳，讨伐与其相异的观点。这不但不能产生新认识，而且会禁锢认识的发展，甚至还起维护既有观点中错误成分的作用。

第十，科学研究要十分重视掌握学术情报。某一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多少种论著，存在多少种观点，都要争取全面了解，尽可能不要遗漏。忽视学术情报工作，往往会在别人已经讲清楚的问题上白费功夫，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过弄个“英雄所见略同”，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还可能赚到个剽窃嫌疑。

第十一，毕业论文与公开文章不同之处。写毕业论文时，凡评论某个观点，一定要将何人、何时、何地说的讲清楚，凡引用别人的话要写明出处，注明在什么书上说的，并尽可能将原文附录于后，以便让人们鉴别你是否歪曲了别人的原意。不能任意割裂、断章取义、主观引申。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限于篇幅，可以不必注得如此详细，甚至可以写成“有人说”，但也一定要查有实据，以防别人质询。凡在公开文章中评论某人的观点，被评论者的观点一定要是已经公开发表过的，不能将未公开发表的未定稿、讲话稿中间的观点引用评述。这好似将党内文件公开发表是违反纪律一样，是起码的学术道德规范，应该自觉遵守。

第十二，论文写作时，有些概念，诸如“阶级”、“政治”、“性”、“性质”、“本质”等等，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最好先查查辞典，弄清它的本来含义后，再慎重使用。不要人云亦云，附庸于口头流言。

在结束讲话时，我还要把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赠送给大家。“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沿着陡峭山路攀登，不但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还得准备承担风险。新闻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还在山脚下呢，祝愿大家登上光辉的顶点。

（原载《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34—39页）

【注释】

[1]《列宁全集》第4卷，第4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