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庐漫记》

二、《二月庐漫记》——新诗美学理想的发源

闻一多自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内容为他假期内回家苦读所得。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9]，将阅读心得，用笔记、诗话一类体裁，写成“二月庐漫记”系列在《清华周刊》上陆续发表，连载16篇，有近七十条之多，它们或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功过得失，或勾勒稗史笔记中的逸事遗闻，占篇幅最大的还是鉴赏古诗古文，从中不难窥见一个十六七岁少年不凡的文史功力和文学鉴赏力。本文仅选文中论及诗歌的小节略加论述。

《二月庐漫记》系列反映出少年闻一多研读古诗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正像他在《二月庐漫记》续八中所赞叹王勃的那样，“恐地上老骥不能追云中俊鹘”。闻一多的诗歌批评视角的独到往往是建立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之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以清代朴学为基础，每做一项研究，都尽可能搜罗有关材料，以求彻底解决，在诗歌批评方面亦不例外。

如，在《二月庐漫记》续八中，有论及杜甫不咏海棠，不用“闲”字一条。结论是诗人母亲名海棠，父亲名中有“闲”字，为避父母名讳的缘故，由此纠正了刻本之误以及苏轼的“未考”之谬，向先贤、权威挑战。续十联系古诗辨析“柳絮”与“柳花”的区别、续十一考辨“金盐”为何物等，从看似琐细、无关乎艺术的考据，作者都能引出有意义的结论。

《二月庐漫记》论诗，所涉范围很广。续四中有一条是品味同乡人创作的诗，续十录“某《调笑令》”词，续十一中录“有人作《游女》诗”，续十二中赞“某闺秀”诗。可见不论是大家还是无名小辈，只要作者认为有可取之处，便会一一入眼。续八为曾巩的诗正名：“昔人谓子固不能诗，学者不察，随声附和，谬矣。”原来闻一多不仅熟读名家名篇，还全面关注名家其他篇什，所以往往有独到的见地。

在续四里，诗人集中讨论了“咏梅”的诗句：“评近所见咏梅之作，当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东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为上。林和靖之‘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见一枝’，亦善。至高续古之‘舍南舍北雪犹存，山外斜阳不到门；一夜冷香清入梦，野梅千树月明村。’可谓传神好手。沈得舆有联云：‘独立江山暮，能开天地春！’气骨豪迈，有举头天外之慨，脱尽咏梅恒径，萧千岩之‘百千年著藓枯树，一两点花供老枝。’则奇崛可惊。朱希真词云：‘横枝清瘦只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亦得梅花之神。”梅花固然是中国古代诗人笔下的爱物，但能一口气举出从南北朝到宋代八位作家的相关诗句，并加以准确的点评，再联系作者当时的年龄，这样的阅读面着实令人叹服。

《二月庐漫记》所呈现出来的价值不仅因其材料丰富而成为勉励后来青年勤奋向学的励志教材，它还完全可以看做是闻一多先生后来的《唐诗杂论》及其他一些鉴赏式新诗评论的先导。

中国古代诗话是一种鉴赏式、随笔式的诗歌评论，《二月庐漫记》则继承了这一特点，只对所读之诗加以印象式的点评，不作系统的论述。常常评价某诗以“更好为上”、“亦善”(续四)、“诵之凄然”(续十一)、“亦别具情韵”(续十四)、“妙语可喜也”(续十二)，点到即止。

诗歌本是一门以直觉为基础的艺术，而诗话大多是以感性的直观为基础的诗歌创作经验总结，采用的是我们常说的鉴赏式的批评，这种鉴赏式的批评在形式上显得零散，似乎只是经验性的评价，以直观感受为主，但它正是和创作离得最近的一种批评，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色彩。作者对诗歌艺术的敏感和鲜活的悟性、才情，使得这些吉光片羽式的点评不乏真知灼见，富于艺术的灵感。

其实，零散的评价并非意味着诗论家没有其内在的标准。在《二月庐漫记》中，闻一多继承了古人以“意”为主的诗歌创作原则。在续四中，诗人先谈到“见鲈鱼思归”一典的由来，接着品评后人袭用此典的诗句之高下，其标准便为立意。接下来谈到李白和徐电发诗“同一机局，而不相袭，此古人善用意处”。续十五中记录了众多名家咏怀严子陵隐居古迹的诗句，也是从命意来看的。此外，文中“此与……同意”(续五)、“而语意较淡远”(续十)这类的句子不少。

熟读古书不是为了拜倒在古人脚下，一味模仿。相反，要善于立意，甚至是自出机杼，解构传统的审美取向，表达现代人的感悟，这是饱读传统经典的诗人的可贵之处。他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中讨论同学新诗作品《雪》时，便信手拈来从南朝沈约到初唐孟浩然，晚唐李商隐再到北宋苏轼等四位诗人关于“雪”的诗句加以对比品评。而诗人自己创作的新诗《雪》则把雪比做是“死人的殓衣”、“投降的白旗”，这既是他在精神上走出传统，尽显现代性的体现，也是贯彻古人“立意”原则的最好的范例。

与注重命意相关的是早年闻一多“知人论世”的诗学观。《二月庐漫记》中除了有对诗歌本身的鉴赏，还继承古代诗话的传统，录入一些与诗人有关的小故事。闻一多曾说：“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10]这种从文学到文化的总体观照，不论是在后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还是新诗评论中，都得到充分体现。由此我们知道，为何闻一多能在《唐诗杂论》中成功复活一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以及孟浩然、贾岛诸人，为何他评郭沫若是“时代的肖子”、论臧克家是“嚼着苦汁的营生”、称田间是“时代的鼓手”，都被后人反复引用而成为经典，根本上都是由于闻一多不是对作品孤立地解读，而是深入创作主体精神层面加以准确把握的结果。

闻一多后来较为成熟的新诗理论，不论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新格律、“三美说”，还是新诗小说戏剧化等，尽显和西方文艺理论的亲缘关系，似乎离传统诗学愈来愈远。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他在新诗、旧诗和西方诗歌之间寻求现代新诗构成的黄金配方的努力。李怡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看，闻一多诗歌实践的中止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自我拆解之后一时难以重构的结果，中止本身就是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在现代社会难以顺利调整的象征。”^[11]不过，在停止新诗创作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之后，闻一多始终没有停止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探求，正如朱自清所说：“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12]闻一多后来在引入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古代诗歌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注释】

[1]闻惠羽编注：《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中《古瓦集序》，1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文中所引闻一多旧体诗文皆转引自该书。

[2]王富仁主编：《闻一多名作欣赏》，54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3]闻惠羽编注：《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序二，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

[4]王富仁主编：《闻一多名作欣赏》序，8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5]闻惠羽编注：《闻一多青少年时代旧体诗文浅注》中《点兵行》序，304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

[6]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42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郭道辉、孙敦恒编：《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中《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0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8]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致梁实秋》，22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9]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12卷，29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0]转引自刘煊：《闻一多评传》，27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1]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215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闻一多：《唐诗杂论》序，4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