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恩,山高水深

天大地大不如父母亲的恩情大。

我十分怀念自己的父母亲,特别是当自己越来越老时,一个最大变化是,近期的事、眼前的事,会忘得干干净净;而过去的事,儿时的事,却常如历历在目,每个细微点滴都会清晰地在眼前闪现着。

我的父母亲是极为平凡的人。父亲周吉民是一名切制中药片剂的普通工人,生于1904年,13岁时,因家境贫寒小学4年级就辍学到诸暨家乡的一个中药铺当学徒,16岁满师时,又在店铺内帮老板干了3年。旧社会的学徒,实际是老板家中的一个长工,店铺内的事、老板家的事,什么杂事都干,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残羹冷饭,早晨起来就要生煤炉烧水、扫地、卸门牌,买早点,等等,直到深夜。此外,还要给老板娘当佣工,抱孩子当保姆。他当学徒时,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父亲曾给我说过他挨打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药铺结账时,老板发现少了一块大洋,追问我的父亲,不但打了他,而且罚他跪在一幅赵公元帅的画像前,要他说出钱的下落。大概跪了一个小时,他才想起来是老板娘拿了柜台一块大洋,给儿子去买吃的了,而且当时老板在场。父亲告诉了老板,老板说:“你何不早说”!又给了他一个巴掌。就这样,他在困苦的环境下磨炼成长。父亲19岁时,老板还想留他再干3年,他坚决不同意,就拿了一把阳伞、背了一个包袱和一个同乡一起闯上海了。

到上海后,父亲在上海东郊临青路的同德堂药店当店员,经友人介绍,与我母亲王桂英结婚。母亲是宁波象山人,1909年生,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给人家当保姆。两个贫苦人,没有钱、没有住房,怎么结婚呢!那时,同德堂药店店主乐氏(我们称她为外婆)把她家的后楼让出来给我父亲做新房,上海大业印刷公司做事的同乡陈士鸿(我称他为士鸿叔)拿出一笔钱给我父亲办了喜事。父亲一辈子记住他们两位的恩德。后来,当日本人1937年侵占上海时,大业印刷公司被迫关闭,士鸿叔回到乡下,父亲汇钱给他,帮他渡过难关,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父亲把他从乡下接出来回大业印刷公司工作;他的侄子到上海谋生也住在我家,和我们一起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阁楼里,父亲也给他找了一家工厂当学徒做铜匠(钳工)。店主乐氏特别疼爱我,比我的亲外婆还亲,我在她身边长大,对我的影响很大。她给我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在小学4年级时给她读小说《三国演义》,她讲解给我听,常带我母亲和我去虹口看绍兴戏(当时叫的笃班,后来称为越剧)。我至今犹记得她给我讲猪八戒为何变丑的故事,说猪八戒小时候并不丑,因为一次次错误他不改正,错一次便丑一次,故这样丑陋了。她告诫我,有错就要改,否则越来越丑了,长得像猪八戒一样,便讨不到老婆了。我小时候真信她的话,不敢犯错误,更不敢犯第二次错误。解放后,因她孤身一人,父亲就把她接到家中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逝世。

我小时候,长得还可爱,常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到他工作的作坊去玩。父亲的同事都叫我:“周吉民的妮子(上海话,即儿子)”,喜欢抱我,要我拜他们做过房爷(即干爹),父亲坚决不同意,怕他们把自己的儿子抢去。直到我成年,到父亲的作坊去,一些老师傅不知道我的名字,依然叫我“周吉民的妮子”来了。那个年代,制药作坊很简陋,都是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很大,师傅们都是光着膀子干活。父亲干活时,我就静静地坐在墙角里看小人书。因为父亲一天到晚拿着一把很特殊的刀切中药片,每天手舞动不下上万次,故母亲跟他开玩笑,叫他“杀千刀”(上海骂人的话),父亲笑笑,也不在意。

抗战胜利前夕,同德堂药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父亲失业了,不得不摆地摊谋生,而他又不会做生意,家中生活非常困难,父母亲愁容满面。这时,有一位开印刷作坊叫方庆和的店主,他认识童涵春堂药店的账房先生(即经理),介绍父亲到童涵春堂药店做工,愿作为保人,这便使父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使我们全家免于饥饿。父亲对他万分感激。每逢过年过节时,父亲一定要探望方老先生,给方家送礼。春节时,他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到方家拜年,一定要我们兄弟俩给方庆和老伯跪下叩头,以表示我们感激之情,并要我们一辈子不忘记方老先生的大恩大德。我成年后,方庆和老伯告诉我,他一辈子不下上百次给人介绍工作,敲图章,做担保人,被介绍的人很感激他,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记住人家的恩典而且念念不忘报答人家。他说我父亲为人真是太有情义了。

感恩和报恩、帮人和行善是父亲一生行事的准则,也是他给我最大的教育。当人家困难时或求助于他时,他总是尽心尽力,千方百计去帮助人。他为人的原则是:人家对我好,我要待人家更加好。父亲一生给我的启示是,帮助人,做好事和善事,是天经地义,不能炫耀的,这是他的人生哲学。但若受到人家帮助,就不可以忘记人家,要报答人家。我上大学时,每次我回家探亲,父亲从不问我学习成绩,总是问我,和老师和同学关系怎样,我告诉他对我好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名字,他居然都记住了。他总是叮嘱我尊敬老师,要报答老师,听老师的话,绝不做违背和伤害老师的事;后来,当我学有所成时,他更嘱咐我不要忘记那些曾经教过我、帮过我的前辈和老师们,要以实际行动来报答他们的恩情。

我清晰记得,每当我回上海探亲,父亲就敦促我去探望或电话问候以前的一些好友,例如张维良高级工程师,他是我1951年进华通电机厂时给予最大关怀和帮助的师兄;还有黄保麟研究员,他曾是上海电真空研究所所长,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HDTV研究所所长,他是在我举办电子光学设计学习班时认识的。父亲常对我说:“黄保麟这个人最讲情义了,侬有好朋友弗要忘记。”我要是回到上海,因为偷懒了,或是不想惊动人家,没有去探望人家或打电话问候人家,他就不高兴,觉得自己的儿子太无情义了。

1961年,学校想派我到苏联留学。校人事处告诉我,说我父亲解放前在童涵春堂药店参加了国民党,是集体加入的,事情倒不严重,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你周立伟作为家中长子,一定是知道的。你上大学时隐瞒了你父亲的这段历史,这是很严重的事,一定要老实交代。我对组织说,我确实不知道这件事,但我父亲文化程度低,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他不会参加国民党的;他若参加,也一定会告诉我的。我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埋怨他对自己的儿子隐瞒了这段历史。父亲回答说:他绝没有参加国民党,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他说:若参加国民党,一定要写个申请书吧,他没有写过;一定要填个表吧,他没有填过;一定要宣个誓吧,他没有宣过。即使这些都没有,一定会和店里的国民党员一起开个会或被布置个任务吧,这也没有。说他参加国民党完全是胡说八道。好在那时童涵春堂药店的国民党支部的负责人还活着,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的监狱中,可以审问他,便一清二楚了。后来,果真提审了这个人,证实了我父亲没有参加国民党。那个人说,周吉民是老好人,和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但他根本不懂政治,他们从来没有想发展他为国民党员。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解放前的国民党和解放后的共产党都不愿发展他为党员,因为他的“政治觉悟”太低了。1965年我从苏联回国休假,上海童涵春堂药店要我谈谈苏联及“修正主义”的见闻。谈完后,支部书记给我说:你父亲出身成分以及为人都很好,工作也很积极,是个好人,支部曾想发展他入党。当组织上找父亲谈话时,说:“老周,你为什么工作这样积极,别人8点上班,你7点不到就上班了”。父亲的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不瞒你说,解放前,我每天早晨6点就上班了。”支部书记说我父亲阶级觉悟、政治水平实在太低了,故没有发展他为共产党员。我父亲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确实不懂政治为何物,什么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他都不懂。他也不看报,不会讲新社会时新的话。但父亲是拥护和爱戴共产党的,他老念叨着共产党好有两件事:生病有医保,年老有退休金,不用依靠子女了,也不用为自己年老生病发愁了。再加上他的最亲的人——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都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培养成长的。他对党的感情是很朴素的,就像对方庆和老伯一样,认为党对我家是有恩的,要一辈子牢记的。

我父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也不会讲大道理,但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很注意、很严格的,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做人的道理和日常的常识,如尊重长辈和老师,帮助他人;不偷不摸,无论多穷,穷要有志气,绝不拿人家的东西;不说谎话,老老实实做人;不接受人家的馈赠,除非得到父母的许可;学习要勤奋,做人要诚实,兄弟姐妹要相亲相爱;要珍惜粮食,吃饭时连一颗饭粒也不能留下,等等。特别是,父亲屡屡告诉我们要自立自强,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要自己去做,不要麻烦人家;自己能帮的事,一定尽心尽力去帮。在这方面,父亲的一生就是榜样,从我懂事的时候起,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有担当的男子汉,我亲眼在阳台上看见父亲背负着生病的祖母,在街上飞速奔跑到医院的情景。我也看到他肩上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摆地摊的日子。他既要担负自己一家老小的生活,又要供养我乡下大伯一家,包括我的两位堂兄,从找工作到他们结婚,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无论生活多么困苦,他一声不吭地扛着。我少年时,就觉得父亲实在太苦了。弟弟13岁就当学徒了,我初中毕业时,也不想再念书了,我要工作帮助父亲养家糊口。父母亲不同意,他们认为,儿子喜欢读书,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上学。这也是我1948年不继续在高桥中学读高中而报考国立上海高机这个中等职业学校的原因。等到上海解放后,我们家庭的日子好了,他更愿意去帮助别人了。母亲对我说,我们家的钱都给你父亲散光了。

我从青少年起,养成了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做的习惯,每每想起父亲告诫我“人情债还不起”这句话,不到万不得已,不去麻烦人家。我至今不愿学校给我配秘书,写文章都是自己动手,生活也是自己买菜烧饭。即使自己或家人有病痛我也不愿麻烦学生和同事。但遇到人家求我的事,我答应了就一定尽力去做;我若做不了或做不成,一定告诉人家,绝不背信弃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都是父母亲身教的影响,养成了很自然的习惯。

我弟弟周立法20世纪80年代在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管外汇调配审批等事,他的官衔不大,大概是一个科处级办事员,但办的是“美差”。因为下属单位申请外汇以及出国考察等,都要通过他上报。我父亲知道这个差事的重要性,屡屡告诫他,要做事廉洁,切莫揩油捞好处。我问父亲关于弟弟的廉政情况,他说,还好,但当这个“官”好处还是有的,如厂里送他洗澡票、理发票等,偶尔人家还送西瓜、带鱼到家里来,东西也无法退回去。这在现在算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在80年代就算风气不正了。我弟弟的性格像我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很自律的人。他从事外事工作,有好几次机会可随同代表团出国考察访问,他都放弃了,把名额让给别人了。他说自己不会讲外语,也听不懂人家讲什么,坚决不愿意趁机到国外溜一圈。父亲还对我们两兄弟说,你们两人现在都小有权力了。但你们在用公家的钱时要像用自己的钱一样,不能大手大脚,浪费国家钱财。他的这番话,就像警钟一样,屡屡在我耳边响起。

回想往事,父亲的许多品德是我这个共产党员所不及的。“文化大革命”时,他快70岁了,有一天,他在我家附近南市福佑路(离上海老城隍庙不远)值班,拿着小红旗帮助警察维持交通。可是,突然他的后背被一辆飞速过来的三轮车撞了一下,他身子往前扑,双手撑在了地上。倒在地上的父亲立刻站了起来,当然双手鲜血直流,但他对那个人说:“没事!没事!我身体好。你今天运气好,撞了我;要是撞了我的同事叶先生,他身体极差,那就麻烦了。”父亲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还安慰人家,说自己伤得不重。原来,那个人是上海南市区中小学的一名老师,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红卫兵罚他骑三轮车拉货。那位老师虽然会骑自行车,但不会骑三轮车,故掌握不了车的把手,骑着车歪歪斜斜地把管交通的父亲撞了。当时,人们立刻把父亲送到医院,对双手进行包扎医治,共花了1元7角钱的药费。后来,这个中小学的校长专门到我家表示慰问和道歉,说学校红卫兵要批斗这位教师,指责他心怀不满、故意撞击老工人、进行阶级报复等。我父亲对这位校长说,一是这位老师不会骑,你们强迫他骑三轮车拉货,就不对;二是他绝不是故意的,而且自己的手仅是受点皮外伤,没有什么事。父亲要学校千万不要为难这位老师。后来,这位老师亲自上门来对父亲千恩万谢。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有一同事刚刑满释放,求我父亲帮助他。此人就是童涵春堂原国民党支部负责人吴某,上海解放后镇反时,他就被抓起来,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出狱时,正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谁都不愿意沾他的边,怕连累了自己。最后他想到了我父亲,求助于父亲,父亲见到他,二话不说,立刻帮他找房子住,置办简单的家具,把他安顿下来,帮他找工作。我那时正好在上海,有人找我母亲,要她劝劝父亲莫沾那个人的边。我母亲知道父亲的脾气,说我父亲是头牛,劝不动的;后来也有人找我,要我劝劝父亲。我问了父亲。父亲说,此人当年在童涵春堂的职务就相当于现在药店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国民党时代也是很小的官,但他的叔叔吴开先是国民党的大官——上海社会局长。大概是这个原因,吴某被判了17年,是很重的刑罚。父亲说:“不管怎样,共产党已经给他惩罚了。现在他被释放了,他要生存,我当然要帮他,无论你们怎么说,我都不管。”父亲讲得很有道理,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一个人要有恻隐之心,人家危难时,帮人一把是没有错的,良心驱使他这样做。

我后来问我自己,如果是换了我,那时会帮助这个人吗?我想,我大概不会。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从苏联回国,很害怕会像我的老师那样被批斗,我一定会躲得远远的。那时,从国外回来的人都受到怀疑,红卫兵也很想找寻我可能是苏修特务或叛国投敌的证据;我若帮他,便会给我扣上立场不稳,同情阶级敌人的帽子,我也无法辩解。我虽然知道父亲这样做是对的,但我还是害怕别人抓我小辫子,患得患失,不会出手帮助人家。这就是我与父亲在品德上的差距。

我记得,当父亲逝世时,那是在1989年,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我租了很小的告别厅,仅能容纳30~50人,但那天实际到的有100多人,他们都是街坊邻居,大都站在厅外,漆黑的夜晚,天空下着小雨。仪式结束后,一个不认识的中年人与我握手,对我父亲逝世表示哀悼,他说了一句我未曾想到的话: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都像你父亲一样,那我们的国家就不得了了。当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父亲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他一辈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个切制中药片剂的工人。我知道父亲的一生一直在帮助人,但他从不对我们说。记得,20世纪50年代时我的嫡亲堂兄被打成“右派”,从上海被发配到甘肃劳动,生活非常困苦,无力养家,父亲便一直寄钱给乡下的堂嫂,20余年从未间断。父亲病故后,许多人特别是住家附近的邻居对我说:你父亲为人实在太好了,他一辈子在做好事,不停地做好事。当然是一些极平凡的事,如帮邻居家倒垃圾,帮助和照顾孤儿上学,帮助老太老头买药、打水;凡有事,只要托他,他一定全力去办;他的钱都支援给人家了,里弄里有困难的人,看不起病的人,他总是对人说,侬去看病好了,医药费我出,等等。父亲觉得,这都是他应该做的,每天忙忙碌碌的,但从不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

说实话,我并不很了解自己的父亲,我们也很少谈心。我就记得他有一次问我,邓小平干得好好的,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他?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不敢告诉他我真实的想法,更不敢把党内斗争的事情告诉他,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政治的可怕,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把我的话到处散布。他去世后,里弄的人告诉我,说父亲会说书,常给大家讲故事,那是他每天晚上听电台广播学的。我大吃一惊,真想不到他有这般才能。我在外面受的委屈和苦闷,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对父母亲说,家信从来是报喜不报忧的,不谈政治,也不发牢骚。我知道父亲特别想念我,等到见面时,他就一句话:“喔,回来了!”转身就走了。中国人当然没有西方的习惯,搂搂抱抱的;心中想念,而嘴上当面绝不会说:“我爱你!我想你!”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也很少责备我。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生气了,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请朋友在家中吃饭,素芹在厨房做菜,做了菜后放在厨房外的桌上。那时,小女儿周莉在房间里念书,她见外面桌上有好吃的,一会儿出来捞一块吃,隔一会儿又出来捞一块吃,我告诉周莉要她不要吃,菜是要招待客人的,她也不听,我气不过,就轻轻地打了她一巴掌。因为我父亲在家,她就号啕大哭。我父亲很心疼孙女,非常生气地说我:“小孩捞两块菜吃,有什么了不得,你这样打她。亏你还是学校的老师、室主任,你教书也是这样打骂学生吗?你想想,我从没有打过你们姐弟三人。”在父亲责骂我时,我一声不吭,也不回嘴,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后来,当大女儿周霞的户口从上海迁回北京时,父亲非常疼爱周霞,也知道我的急性子,怕我打她,便与我约法三章,要我保证不打孩子才放行。我承认,我对孩子的脾气不太好,觉得太令我失望了,偶尔动手打了她们,这实在是因为太爱她们了,但我从来没有打骂过学生。

在上海,城里极少有人拿扁担挑东西了,对于父亲,这是他的职业习惯,每年冬天,他拿扁担挑着锅和熬药工具等去顾客家中帮人家熬炼滋补身体的膏药,这是童涵春药店给他的任务。我母亲责怪父亲总给人家炼膏药,而不给自己的儿子吃点补药,以致我们兄弟俩长得如此瘦弱矮小。记得有一次,北京的一位好友想在上海买两张钢丝床,求我帮忙。我给父亲说了这件事,他便记在心上。父亲认为这是帮儿子的大事,他立刻到商店买了两张钢丝床。因为公共汽车不让上,坐三轮车他嫌贵,他便自己用扁担挑着,两头挂着钢丝床,走了十几里路回到家中。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妈妈为此事埋怨我,万一出些差错怎么办?我也十分后悔。我觉得,在父亲的眼中,我永远是个孩子,无论我年纪多大。20世纪80年代初,我快50岁了,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的电子光学专家了。但每次从上海返回北京时,他都送我到北火车站,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不让我拿。我告诉他,教研室的年轻人都在背后呼我周老头,你却把我当孩子,一件行李都不让我拿,别人会批评我的。他根本不听,他认准了的事情,谁也说不动他。

有一年我在上海过春节,大约是年初二,父亲一大早就上街了。傍晚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回来了,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原来他响应里弄积肥的号召,不知听谁说,烟头(上海人叫香烟屁股)也是肥料,因他退休后在里弄服务,也想做一点贡献。大年初二,他便上街去捡烟头了,还专门做了一个捡烟头的工具。一天下来,他路走了不少,但捡的并不多。他把捡来的烟头用报纸包好,叠的方方正正,塞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他在上海,极少坐公交车,无论到哪里都是两条腿走路。但那天,他走得太远了,怕家人惦记,破例乘了无轨电车回家。但下车后发现放在屁兜里的那包烟头被扒手偷走了。他哈哈大笑地对我们说:“当小偷发现他偷的不是钞票,而是一包香烟屁股,一定会大呼倒霉,大骂我这个死老头了。”我母亲也笑我父亲,忙了一天,一无所得,做的是蚀本生意:即使那包烟头没有丢,也不值乘车的7分钱。

现在谈谈我母亲王桂英,她是个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也不认识。但她是近视眼,戴了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文雅秀气,举止谈吐就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她晚年时,无论在北京或是上海,许多人对我说:你是教授,你妈一定也是教授!妈妈年轻时,我觉得特别漂亮。小时候,我看了一场电影,女主角特别像母亲。我心想:妈妈真坏,出去拍电影,也不带我。我就跟着你,看你跑到哪里去。后来一点动静也没有,原来她没有拍电影。我年幼时,住的街道里弄,都是平民老百姓,他们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推牌九、玩纸牌等,输赢很小,特别热闹。我小小年纪,特别喜欢看人家打牌,很快就精通了。只要邻居或家中一打牌,我就没有心思读书了。赶我也赶不走,而且指手画脚,指点人家。妈妈看在眼里,心里特别着急:儿子这样爱玩,怎么劝也不听,长大后一定是个赌鬼,怎么办?有一天,妈妈把我带到市中心她的女友(我称呼她为祝家姆妈)家。她家也在打麻将,可是离麻将桌不远的床上,坐着一位青年,他聚精会神在读书,一点没有受影响。这位青年,比我大8岁,我称他为慕高大哥,他那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学习。妈妈要我向他学习,用功读书,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我答应妈妈今后再也不看人家打牌了,也不和小朋友玩牌了(除非是春节初一到初三开禁的日子)。我真的做到了,好好学习,以慕高大哥为榜样。祝慕高大哥后来是我国著名的建筑专家,曾任兵器工业部建设局总工程师、六院副院长。我在20世纪50年代到北京上学时,慕高大哥和他的姐姐祝宋金一家一直照顾我,待我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

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孩子,但有时候,也很淘气。大约8岁时的一天,爸爸和妈妈拌嘴,我在墙角旁站着,爸爸说:“我们男人那,养家糊口,多辛苦啊!你们女人那……”爸爸走后,我在墙角学着父亲的腔调,脚一颠一颠,阴阳怪气地说:“我们男人那,养家糊口,多辛苦啊!你们女人那……”当时把我母亲气坏了,她说:“老的说两句也就算了,侬这个小赤佬,也来气我。”就追着要揍我,我当然跑得快,一溜烟就逃了。到下午洗澡时,我完全忘了上午气母亲的事,当我全身脱光走进浴盆时,被母亲按住,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哭着向母亲求饶,保证以后再也不气母亲了。我确实太淘气了,这样气母亲真是不应该,我非常后悔。我的一生就是挨了母亲这一次打,这件事我早忘了,还是后来当我脾气不好打孩子时,母亲告诉我的。

在我们姐弟三人中,父母亲是比较喜欢我的,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重男轻女,我是长子,另一方面是我的学习不用大人操心。家中虽然贫穷,但作为小孩子我并没有吃什么苦,苦难都是大人还有姐姐周月青承担了。妈妈是什么家务(洗碗、扫地、买菜)都不让我干,连袜子手帕都不让我洗。1946年秋,我到高桥中学读初三,高桥在浦东,我家在浦西,要在十六铺码头乘船从黄浦江摆渡过去。妈妈把我送到高桥中学,给我的床铺支上蚊帐,还看了学校的伙食。下午,妈妈要回浦西了,我送妈妈到高桥码头,在妈妈要登上摆渡船的刹那,我突然跪下,抱住妈妈的双腿大哭,不让妈妈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母亲,想起我将孤身一人,特别害怕。妈妈也掉下眼泪,她也舍不得儿子。她担心的是我那时特别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生活上适应不了。她劝慰我好好读书,星期六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妈妈含着眼泪上船了。我在码头上抱住母亲的双腿不让她离开的刹那,就像电影镜头那样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不久,我很快习惯了高桥的生活,高桥的海滨非常美丽,游泳、玩耍、踢球,好不快活,老师和同学待我特别好,以至于我“乐不思家”了,到星期六都不想回浦西了。

妈妈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无论何时何地都表现了极高的修养和素养,很有名门闺秀的风范,不像一般的家庭妇女。她能想出带我到祝家教育我向慕高大哥学习这一招,足见她的智慧。我父亲打牌时,每逢臭牌时,就大呼“娘希匹”(这是我们浙江一带人习惯的口语);而我母亲无论输赢,牌的好坏,都非常安静和大度,悲喜不形于色。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虽是工人,但一辈子从不做饭烧菜,家务都是母亲操心。父亲交友很广,经常留客吃饭,妈妈总是热情接待;父亲接济人家,寄钱送物,她从不阻拦。母亲还做得一手好菜,每当有客人时,她总是能变出很多菜肴去招待人家,我最喜欢就是她做的菜了,至今还怀念在母亲身边过的好日子。特别是母亲制作的什锦暖锅,色香味俱全,是我最喜欢吃的菜了。什锦暖锅一般是铜制作的,附有烧炭的炉膛,将加热与盛器的功能融合在一起。底下铺上各种各样的素菜、粉丝、豆腐,上面的蛋饺、鱼丸、肉丸、五花肉等。一层层、一排排、满满登登的,热气腾腾,一家人围炉而坐,真是开心。每逢过年过节,我就帮着母亲做蛋饺、磨糯米粉,做酒酿丸子,非常快乐。母亲对待媳妇和女婿,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非常和蔼亲密,从不指责、训斥她们。我老伴特别喜欢我母亲,俩人相处得像母女一样。因此,家中婆媳关系十分和睦。但母亲抽烟很厉害,每天要抽2包香烟,而且还是最便宜的飞马牌香烟。

解放后,我们的家境宽裕了,姐姐出嫁了,弟弟和我都工作了。母亲在家中没有事,就参加里弄工作,完全是尽义务。她到里弄后显现了她良好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她管里弄的卫生工作时,身上带了一个小图章,上面刻了她的名字。每当有事,她便口授一张条子,盖上她的私章,就把事情吩咐下去了,她讲话也条理清楚,简明扼要,很能体会上级意图,善于做思想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家中孙女、孙子相继出生,母亲就回家照顾孩子,已退休的父亲便去替代母亲到里弄服务,但他就只会干一些具体的事,不会指挥人家干活,办事能力远不及我母亲。我有时想,母亲这样有潜质,她做家庭妇女真是可惜了,如果有文化的话,她真说不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干部了。

我有时不禁把父母亲这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相比,他们这一代并没有什么知识和文化,但为人仗义,而且特别诚信友善,为人处世,有情有义。他们每天都干很重的体力活、家务活,劳动很累,但活得很舒坦、很快活。做事情一板一眼,从不拆烂污;对朋友讲义气,肝胆相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友善和亲密。父亲和制药师傅们工作特别敬业,一丝不苟。中药炼制的一套程序特别复杂,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们没有文化和知识,什么道理和原理都不知道,就知道自己干的都是良心活。一点也不敢马虎。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父亲的一个同事(我们称他为公公)的孙子在上海乡下插队,返城需要一大笔钱去打点,父亲就忙着给公公筹钱,他各处奔走,凑了一大笔钱,立刻送给公公了。我奇怪的是,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并不是有钱人,但借钱或给钱都不打借条,十分自然,也没有听见有什么经济纠纷,更没有打官司之类的事了。到了我这一代,知识学问倒是长进不少,但活得很累,战战兢兢,唯恐有什么差错,不敢讲心里话,除非对绝对可靠的朋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即使身为教授、副教授,更不用提普通助教了,每个家庭都十分拮据,连维持温饱生活都困难,更不用说请客吃饭了。借钱的事自然免谈,若要借钱,也要打借条,算利息,等等。那个年代,当政治运动一来,告密盛行,昔日的同窗兄弟,亲密朋友,转眼翻脸,像打落水狗一样毫不留情地揭发,“义气”二字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不知道,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曾不止一次对人说,我的一生,父母亲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的成功其实是多亏了我的父母亲,是他们遗传给我善良、感恩、诚信、敬业的基因,使我有较好的品德,能在社会上立足,并有所成就。父母亲从没有想过儿子能当教授、当科学家等,他们只想自己的儿子老老实实有一份工作,平平安安,能养家糊口,为社会做点事,就十分满意了。父亲逝世后,只给我母亲留下两张尚未贴满邮票的96元存单,没有遗嘱,也没有存款,我从父亲的遗物中挑了两把压纸的铜戒尺以作纪念,我们姐弟三人之间都很亲爱和睦,没有任何纠纷,父母亲的遗产只有上海的住房,自然留给弟弟一家,因为他们一直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一个人成长时,老师教的知识,绝大多数忘得干干净净了,但有些基本概念记住了,一些治学和思考的方法学会了。书本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一些人物(如文天祥、岳飞、保尔、牛虻、方志敏等,还有巴金“家春秋”中的三兄弟等)和他们的格言,以及一些震动心灵的情节(如《悲惨世界》的冉阿让)。日常生活的影响就是父母亲和老师的教导,以及亲密好友的建议。我的父母亲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没有什么金钱或权力,但他们有一颗善良的心,当看到别人有难时,自己有能力帮助,绝不会袖手旁观,而是尽微薄之力,给别人温暖和援助。父母亲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为人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善或许不能改变什么,小善就像微弱的烛光照不了多远,但可以给别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些许光明和温暖,也能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遇到一些事时,常会想起父母亲的教导,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能出手帮助时我绝不犹豫。我觉得,潜移默化的影响比任何力量都大。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想的,但我会常常想起我的父母亲,一些敬爱的先人、前辈和老师,他们的教导,他们的人格,时时刻刻在引导着我前进。

我一生感到特别幸福的是,父母亲不但养育了我,而且是我最好的人生导师。我为有这样的父母亲而骄傲。他们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愿他们在天国安息。

【注释】

[1]本文作于2014年10月2日,以纪念父亲诞生110年、母亲诞生1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