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先驱,中华脊梁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

在2005年8月28日《文汇报》虞昊、应兴国写的《“中国三杰”与雷达研制》一文中介绍了我国三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噪声女杰”王明贞、“微波先驱”孟昭英、“双奖华人”葛庭燧。在写这篇纪念文章前,我先把该文中有关孟老的一段摘录在下面,使大家特别是青年同志对孟昭英院士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微波先驱”孟昭英

孟昭英(1906—1995),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不久赴美留学, 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博士学位,随后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按清华大学规定,教授任职满5年可获学术休假一年,于是孟昭英应CIT之邀赴美任客座教授。次年,因他是电子学方面的专家,麻省理工学院(MIT)辐射实验室特邀他参加雷达研究工作,交给他的任务是解决雷达天线“一物二用”的难题。一般电子设备(如收音机、电视机)天线的作用只是接收来自太空的无线电信号,而雷达天线则身兼二任:既要把磁控管产生的微波作为雷达搜索的载波发射出去,又要接收来自飞机、军舰等目标对载波产生反射的回波。载波是大功率的(因为要辐射得远),而回波是很微弱的。用同一架天线作发射和接收时,如何防止大功率回波窜入接收线路将它烧坏,是一个伤脑筋的关键问题。孟昭英凭借他精湛的电子技术和极强的动手能力,发明了一个气体放电开关,当雷达在发射大功率载波脉冲时,这个开关发生气体放电,造成通向接收机里的电机短路,从而保护了接收机里的晶体检波器不被击穿,载波发出后,气体开关又接通,接收机开始工作,接收回波。孟昭英发明的这个气体放电开关命名为“微波双工器”。

1947年出版的丛书《微波双工器》的第14卷序言中介绍了孟昭英的工作。MIT辐射实验室解散时,美国名牌大学、联邦标准局及一些大企业纷纷出高薪争聘,他一概拒绝。当时国内战局动荡,民不聊生,他毅然克服种种困难,不顾囊中乏款,自费采购了MIT的珍贵科技资料和实验仪器,于1946年带回国内。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建立了世界一流、国内独一无二的电子学实验室。1952年,他坚决抵制苏联专家的错误意见,在清华大学创建国内第一个无线电电子系并任系主任,把MIT辐射实验室积累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电子学科技移植到新中国,为新中国的电子学和微波科技事业奠定了基础。1956—1967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电子学部分,就全部由他制定。

1995年2月25日凌晨3时,当我拿起电话,知道是孟师母——贺苇老师打来的,内心不由一惊。师母告诉我,孟昭英老师于凌晨2时离开我们了。我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就在一周前,我还推着轮椅,与他谈心,记得我还告诉他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一些狼狈事,当时他笑得非常开心。这么快,这样一个把国家民族前途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一个在科学技术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一个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研制雷达支援“二战”的人,我敬爱的人生导师与我永别了,我不禁热泪盈眶,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认识孟昭英老师是在1980年秋天,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组团访问美国,孟老师是代表团副团长,我是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这样,我便与我一直仰慕的电子学界的前辈认识了,由此结下了我们往来15年之师生缘。

在我认识孟老之前,他一直是我敬仰的前辈科学家。孟老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电子学界全国闻名的权威和泰斗,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者之一(电子学部分)。我当时听说过他的一些经历,特别是他在“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受到的无情打击与残酷迫害以及他的两个儿子不幸遭遇(一个被迫害致死,一个被迫害致疯),其悲惨情状,骇人听闻,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他内心的痛苦和悲哀可想而知。访美期间,我一直伴随左右,然而丝毫没有察觉孟老的痛苦。虽然他已届古稀之年,但每天精神抖擞,参观访问会谈,不停地忙碌着。记得有一次参观贝尔实验室时,一位来自台湾的科学家问孟老,说中国政策老变,今天说改革开放,难道明天就不会变吗?孟老坚定地回答: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也不可能变;因为中国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革开放是使国家富强唯一的出路。孟老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这样的认识,真是非常有远见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心里话,你到国外看看,这些年,人家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么快,而我们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他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认为这是国家唯一的出路。

就在访美期间,孟老给了我许多关怀和爱护,使我深受感动。在分专业参观美国一些实验室时,孟老因为我的研究领域是电子光学,便要我作为中国物理学界的青年代表陪同他一起访问参观。他把我一一介绍给当时一些著名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吴剑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查尔斯·汤斯等人,我真的有些受宠若惊。当时,我亲眼见到这些大师和学者们对孟老的亲切和崇敬之情。吴剑雄称孟老为大哥;杨振宁称孟老为先生,他还记得当年在西南联大孟老上课的情景。

与这些大师交谈,更使我受益匪浅。大师们待人之平和、诚恳和谦逊,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他把我视为自己的学生和忘年交,有一些事也找我商量,想听听我的意见。虽然我并非他的入门弟子,但我把他当作自己最敬爱的师长,不仅是学业上,更主要是精神上,他是我的人生导师。今天想起来,他关爱我的事情之多,难以一一列举。例如,他帮我修改我出国宣读的论文,纠正我发音,告诉我要注意读准重音。他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出席我组织的全国光电技术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做学术报告。他亲临我校的光学和电子学科建设的论证会、评议会,等等。鉴于他对北京理工大学的贡献,他被聘为我校的名誉教授。

孟老在我的学术生涯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我许多关怀和指点,使我难以忘怀。1982年,当院系领导要我带头申报军用光学博士点时,我当时是副教授,我不愿带这个头。当告诉孟老时,孟老批评我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关系学校和系的大事,你怎么能退缩呢?我听从了孟老的意见。1983年,我校军用光学博士点评上了,我也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随后,军用光学博士点在198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建立了颜色科学与工程国家专项实验室。大概也是在1983年,孟老专门给我写信,说他刚参加了北京市教育局组织的教授职称评审,感到我的材料和水平并不差于那些申报人,鼓励我申报教授职称。1984年,我被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委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8月,我被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这些,当然都与孟老热忱推荐有关。1993年,我的一部专著《宽束电子光学》出版前,把书稿给孟老看,请他写个序。孟老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他写好后,序中对我充满鼓励和赞扬之词,还问我可否。后来我听到多位到孟老家探望他的人对我说,孟老给他们展示《宽束电子光学》一书,倍加赞扬。1995年2月,就在他逝世前几天,他要贺苇老师给我打电话,要我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愿作为提名人推荐我。因为我觉得自己水平有限,对是否申报正在犹豫中。贺苇老师告诉我:“你的院士事,孟老一直牵挂着。你不申报,老人家不高兴。”1999年11月,当我得知自己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二天,我就上北京金山陵园孟老的墓地献花,告诉他我的当选事,以告慰天上的英灵。

我曾经听清华的老师诉说孟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惨状,不禁潸然泪下。所以我和他相处这些年,从来不问,他也绝口不谈自己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因为回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但我深深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在最困难时,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因之,他并没有被打垮;相反,他更坚定了,更勇敢面对降临的灾难。他对自己的死亡并不畏惧。有一天我们闲谈,他说,在送他走时,不要给他奏哀乐,而要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胜利进行曲》)。“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的确是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离开这个世界的。

1957年以后,孟老无奈退出了学术界。依孟老的超一流的学识和才华,他可以做很多工作,无论在科学上,或是在人才培养上,他原本可以有很多贡献的。他想做,但不让他做。他没有事情可做,只能在家教他的孙子——他的疯儿子的孩子。等到允许他做了,他已经是古稀之年了,创造的年华已经逝去。这是作为一个世界级科学家的他最大的痛苦。

孟老出身于贫苦家庭,他始终对贫困家庭的子弟求学困难给予深深的同情。从20世纪30年代当教授起,他总是想着要帮助一些学习上进却上不起学的学生。北京理工大学郑联达教授、北京大学吴全德院士都给我讲过当年在西南联大孟老接济他们和其他同学的故事。直到逝世前,他还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设立助学金,以救助清华上学的困难学生。

虽然孟老的一生遇到了许多不幸,但他感到他的晚年还是幸福的。他亲眼看到“四人帮”的覆灭,许多不公正的事都被平反了,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最主要的是,他告诉我,他幸有贺苇老师做伴,使他度过了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贺苇老师也像孟老一样,给了我许多关爱和温暖。

这15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孟老的一生就像一本教科书,每一件事都在教育我,使我感动。孟老虽然话不多,但宁静谦和,平易近人。他的为人集厚道和刚正、坚强和谦逊、无私和正直于一身,使人不得不折服和钦佩。他为人之正直和为学之严谨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并且激励着我前进。

每一次去看望孟昭英先生,他从来都是鼓励我们青年一代要有志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不要图个人名利,要为民族大义尽到点点滴滴的努力。与他谈话,我都觉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得到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他的伟大人格、思想和业绩,令人仰慕与仰望,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的高尚和伟大,不等于世间从未有过这样的理念和美德。

孟老走了,留给我是悲伤和怀念,想到他的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做了这么多的事,却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心中觉得无限的悲凉。

孟老的一生,无论辉煌或坎坷,爱国爱民之心不变、为国为民之志不移。他一生过着低调的生活,淡泊名利,不提个人恩怨,从不标榜自己,不怨天尤人,不做违心事,不说假话、空话、套话,待人接物虚怀若谷。在祖国危难时,他拒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还尽自己囊中所有购买了珍贵科技资料和实验仪器,献给祖国;他一心盼望祖国富强,痴心不改,无怨无悔;在自己无辜遭受摧残时,面对迫害和打击,甚至丧子之痛,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学术品格,始终屹立着。他在自己生活拮据和困难时,还始终想着贫困有为的青年学子,倾自己所有,希望他们的学习能继续下去。孟老的品德之高尚,意志之坚强、爱国之忠诚、热爱青年学子之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他是一个无比坚强的人,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古人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他确是这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大丈夫的一个典范。无数像孟老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构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今年是孟老诞生100周年,他的一生无论成就或是挫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总结。今天,纪念我国这位发明世上“最小电子管”和发明“微波双工器”支援“二战”、终生热爱自己祖国和人民、不屈不挠维护学术品格与尊严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具有特别的意义。他对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虔诚之心,特别是他甘为人梯、对青年学人的提携和关爱的赤子之心,以及他对真理的无畏追求和向命运抗争永不屈服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他那崇高的思想和品格,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毅力,以及他宝贵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注释】

[1]本文为纪念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孟昭英教授100周年华诞所作,2006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