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悔恨

文_肖复兴

这本书记录的是老三届中最底层的那一部分人眼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书中有作者自己对这一代人的理解和认识。本文摘自该书，有删节。

红八月的一天

1968年的红八月，那时叶珉在北京一所中学上高一。就在这个举世闻名的红八月里，她干出令她一生悔恨不已的事情。

这一年的3月，她刚刚入团。她的这个团入得很不容易，原因很简单，她的父亲是个资本家。在那个如同现在讲究金钱和文凭的讲究出身的年代里，档案袋出身这一条，就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从小就敬仰伟大的革命，就想人团入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她整个的青年时代。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写了多少次思想汇报，才好不容易入了团。

入团不到3个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红八月的一天，班里的红卫兵的头、她的入团介绍人小汪，一身绿军装，系着武装带，突然威武雄壮地找到她：“今天我们到你家抄家！”

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她竟然像得到了一个喜帖子，她一听非常激动，想到的是革命对自己的信任，是给了她在革命的大时代施展身手的机会，她立刻脱口而出：“我坚决同意！”

小汪说：“你刚入团，这是对你的考验。”

她激动地回答：“我一定接受组织的考验。”

小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手臂一挥：“马上去！”

她们说着那个时代的豪言壮语，像是真要投人一场什么伟大的革命一样，她随同一群红卫兵一起浩浩荡荡去了自己的家。

皮带打在父亲头上

她的家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除了父母，爷爷奶奶和叔叔都住在这个小院里。其实，当时她也并不清楚他的父亲只是开过一家小煤球厂的小资本家，她对资本家的印象都是从电影里来的，都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敲诈剥削别人。她带领红卫兵闯进小院，一股革命之情油然而生，但是，真的面对的是父母和爷爷奶奶，进门之前的勇气立刻消减，她一下子手足无措。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院子的人，看见红卫兵进了院子，吓得已经规规矩矩自动地排成了一排。小汪将腰间的武装带解了下来递给她，这意思是不言而喻的，那时，用武装带打牛鬼蛇神，是一种时尚，是革命的行动。拿着武装带，她的手在微微颤抖，一个劲儿地默默背诵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做文章……心里却不住地犯嘀咕，这一武装带下去，先打谁呢？她想爷爷奶奶这么大岁数了，妈妈有病，都不能打。而且，怎么打呢？打轻了会说自己立场不坚定，打重了怎么下得去手，还不能犹豫的时间过长，让红卫兵看出来自已是在犹豫……

她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场面，一瞬间要她的脑子里风车般旋转，迅速地考虑到这么多，而且要她果断地选择好下手的对象。那一刻，满院子里肃静，只听见她自己给自己壮胆似的叫了一声：“你要老实交代！”狠心甩了一下武装带朝父亲打去，闪着光亮的金属皮带环打在父亲的头上，血立刻洇了出来。父亲显然没有料到，呆呆望着她，一片茫然。

从那天起，叶珉没有回家。这一皮带打下去，打得她自己的心头也在流血。起初，她恨父亲给自己留下这个倒霉的出身，但觉得不该打父亲。后来听说父母和爷爷奶奶都要被赶回老家，叔叔骂都是父亲指使她才抄的家，父亲什么话也不说，默默替自己承担了责任。她的心里一下子一池春水吹皱，乱得不成样子。

她不想回家，也不敢回家。她知道自己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的肖涧秋，选择的是离开芙蓉镇一样逃避的道路。

就在父母尚未回老家的时候，她被分配到四川甘孜林区，她硬着头皮忐忑地回家一趟。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父亲又该如何对待她。进了家门，她没有叫爸爸，只叫了声妈妈。没有想到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在她临走的时候默默地帮她捆行李，她看见父亲苍老了许多，动作已经不那么灵敏了，弯弯的腰显得很沉重。在那一瞬间，她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只是临离开家了，最后父亲送自己走出家门，她也没有叫一声爸爸，她将沉重的背影留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中。

这个上帝是父母

她再回家时，是1971年了。那时，父母已经从老家返回了北京。在和林区伐木工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她似乎才长大了一点。林区生活艰苦，那些纯朴的伐木工人一个星期才能买到一次肉，好多人不舍得吃，她不知道他们攒着肉到底有什么用，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工人在父亲的生日时候给家里寄这些积攒下来风干的肉，她才忽然被感动而明白了一些道理，禁不住想起自己的父亲。那一夜，她没有睡着觉。

那是她第一次从四川回家，临离开家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回来是三个人。她自作主张很快结了婚并很快有了第一个小孩。妈妈不愿意她这么早结婚，但她开始懂得了家里生活的艰难，自己去了四川，大弟弟去了北大荒，小弟弟一直没工作，两个妹妹正在上学，自己是家中的老大，应该为家里担起点担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儿结婚，省下点儿钱帮助家里。

她回到家里，父亲见到她，想打招呼又不敢，她知道父亲是在犹豫，几年过去了，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她走了过去，轻轻叫了一声：“爸爸。”没想到父亲那样激动，手足无措，立刻从她的怀里抱过小孩，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兴奋。

那一刻，她的眼前浮动的却是她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那情景几年来一直顽固地定格在自己的头脑里，而父亲竟这样轻易地就原谅了自己。她差点没掉下眼泪。她才明白马克思说的：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其实，这个上帝只是自己的父母。

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父亲似乎有预感似的，给她来了一封信，说家里的石榴树每年都开花，只有今年有一枝枯萎了，担心她别是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她的情况，要她一定把孩子送回家里来，便一直是父亲和母亲把一个小猫似的孩子养大。

就在她送孩子回家的这一年，叔叔弄清楚当年被抄家的缘由，扬言要揍她的时候，还是父亲拦住了叔叔，用苍老瘦弱的身子挡住了自己的身体，对叔叔说：“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你要打就打我吧！”

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想起这一切，自己挥动皮带打在父亲头上的情景便总在眼前晃动，便像刀子剜心般疼痛。她希望有一天能够面对父亲做一次认真的忏悔。可是，见不着面的时候，忙于自己的工作，好不容易见了面，话到嘴边总又有些不好意思。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她才想起要调回北京，要和爸爸团圆，好好照顾照顾越发苍老的爸爸的吧？便更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艰难的调动上了。

终于，她和自己全家都调回了北京。她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也才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家对于她是如此的渴望和重要，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下洛阳，一路几乎没合眼地赶回北京。

开头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光忙乎自己的事了，没有房子，只好先租了间农民房，钱一下子又紧缺。

有一次，她和弟弟正说起这事，让爸爸听见了，走进屋来问她：“你缺多少钱？”

她只好告诉了爸爸说缺1000元钱。

爸爸说：“你月底来拿钱。”

到日子了，爸爸把自己积攒下的钱取出来交给了她。

这只让她更加羞愧，她不知该如何回报父亲？她能够做到的是不管路多远，下班后时间多紧，她都要使劲往父亲那儿跑，使劲给父亲买东西买父亲最爱吃的香蕉，为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洗衣服洗脚。给父亲洗脚是父亲也是她最高兴的事，父亲的岁数大了，行动不便，能有女儿尤其是她蹲下来为自己洗脚，让老人充满感慨而无可言说。蹲在洗脚盆前，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她在心里一次次说以后吧，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一定好好向父亲忏悔。

时间就这样流逝，她哪里想到竟然一下子没有了机会。父亲突然间病倒，她赶到医院时，只能看见昏迷中的父亲苍老的脸，她摸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手和脚，无限的悔恨涌上心头。

她对我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跪下。”

她还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我那瞬间的爆发是自己潜在的人格和人性的暴露，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