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大学生[]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2]。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3]榆关[4]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注释】

[1] 此诗来自鲁迅所写的《崇实》一文中，写于1933年1月31日，发表于1933年2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后收入《伪自由书》；此诗题目沿用为大多数注者所认可的这个题目。

[2] 文化城：对北京城（时称北平）的戏称，下面“古城”也指北京城。

[3] 薄：接近，靠近。

[4] 榆关：即山海关。

【赏析】

这首诗附于鲁迅的杂文《崇实》一文中，在语句上模拟唐代诗人崔颢的名诗《黄鹤楼》（即鲁迅所说的“活剥”）。诗中所表达的讽刺的意味同《学生和玉佛》诗一样。

关于日本侵略军进逼山海关，国民党政府将北平文物南迁，又不允许学生提前放假逃难的事，鲁迅写了《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崇实》等文章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此诗附于《崇实》一文中，也表达了同《学生和玉佛》诗一样的主题。

本诗的前四句，写了北平城作为“文化城”，城里的达官贵人、阔人和文物都南逃之后，空余一座“文化城”的景象。这里多次重复“文化”和“文化城”，表达了作者讥讽的意味。1932年10月间，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半农等三十多人，在日军进逼关内、华北危急时，向国民党政府呈送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和“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理由，天真地要求“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北平的军事设备挪开”，意图通过这样的不设防的方式，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鲁迅对这种天真的想法表示了讥讽，因为这种想法，实际上迎合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又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者讥讽了一些文化学者的天真的想法，因为他们认识不到侵略者的凶残的本性，幼稚地想以“文化”为卖点，来保全文化古城——北平。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句，则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阔人及文物和大学生的不同命运，阔人及文物在车站，用列列专车发送南逃，而晦气重重的大学生，则逃也不是，留也不是。鲁迅说：

古时候，做女人大晦气，一举一动，都是错的，这个也骂，那个也骂。现在这晦气落在学生头上了，进也挨骂，退也挨骂。

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么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

验尸之后，报告书上说道，“身上五色”。我实在不懂。

……

北平的大学生是知道的，并且有记性，这回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这正是这几年来的教育显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来骂了。^[1]

在这里，鲁迅把学生的“晦气”深刻地刻画出来，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抵抗政策的嘲笑。

末句“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则进一步揭露了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军人、达官贵人视祖国大好河山被侵略而不见的现象：国家要亡了，却无人抗击，无人痛惜。那些达官贵人和统治者们竟还沉醉在烟花场上，仍旧过着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

全诗语言明白如话，在形式上，以模仿崔颢的《黄鹤楼》诗的语句，来表现当时国家危难的严肃的话题，是很有讥讽的口吻的。在诗的内容表现上，又通过表现学生不如文化古物，阔人可以逃难而学生不可逃难、又不能抗日的尴尬的处境，通过强烈的对比及反差，表现了作者对这种黑暗的政治现状和荒诞的社会现实的嘲讽，且于嘲讽之中实满含着作者的愤怒和悲痛。

【延伸阅读】鲁迅关于北平文物南迁和学生“逃难”的意见和评论

1.《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论“赴难”和“逃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2—475页。

2.《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学生和玉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3.《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集·补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06页。

【注释】

[1]《鲁迅全集》第5卷，《伪自由书·逃的辩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