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道学声誉的败坏

五、道教对道学声誉的败坏

自古以来，上好之而民风尤甚。经秦皇汉武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之言，董仲舒构建封建神学理论，光武帝大兴谶纬，一直折腾了300余年，使原本崇信自然法则的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谈神、信神，并创立迷信教派的道路。东汉顺帝年间（公元126年-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道教书中称张道陵），于西蜀鹤鸣山创建迷信宗教组织“正一道”。由于入道信徒须交纳五斗米的入道费，故民间称之为“五斗米道”，简呼“米道”。张陵假托自己是太上老君（道教对李耳的尊称）授道而作《正一经》传道的，故尊李耳为祖师，奉《道德经》为教典。其主要“道术”有：招神驱鬼、符咒镇妖、占卜吉凶、测字相面、炼丹服药、传授房术、修习成仙等。至于后世一些道教书籍，以及他的后代说起张道陵，信口胡编，吹得就神乎其神了。如葛洪在《神仙传》中说：张陵在鹤鸣山炼丹三年，“丹成……若服之，当冲天为真人。然（张陵自以为）未有大功于世，须为国家除害兴利，以济民庶，然后服丹即轻举，臣事三境，庶无愧焉。（于是）老君寻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纳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内见五脏，外集群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随罡所指，以摄精邪，战六天魔鬼，夺二十四治，改为福庭……先时蜀中（有）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疫疠，生民久罹其害。陵斥其鬼众，散处西北不毛之地，与之为誓曰：‘人主于昼，鬼行于夜，阴阳分别，各有司存。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

如果说葛洪笔下的张陵还算作是人的话，那么康熙三十九年张陵的后代张继宗便把他的祖先吹乎成神了。我们且看一段关于张陵出生的描写：“翳客于吴之天目山，妻林氏梦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衣繍衣，以蘅薇香草授之曰：‘吾始居方山，今奉上帝命来降汝家’。林氏既觉，衣裾居室皆异香，经月不散，遂感而孕，复归沛。建武甲午上元夜，生道陵，黄云笼室，紫气盈庭，室中光气如昼，复闻昔日之香，浃旬方止。”^[150]“五斗米道”之后，又有张角创建的“太平道”、魏晋时李宽建立的“李家道”，以及“帛家道”、“干君道”、“清水道”等。至于其派别，则更为繁杂，有方仙派、服饵派、房中派、行气派、占验派、符籙派、金丹派、洞渊派、三皇派、阴阳派、辟谷派、胎息派、外丹派、内丹派、武当派、华山派、天台派、东华派、西河派、南宫派、北帝派，等等。

道学即中国古典哲学，它是3万年到1万年前天文、地理的变化引起一系列重大的灾难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古人类的生产生活，并为适应此种自然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而总结出的唯物、辩证、求实的科学思想理论，是无神论。中国正是由于很早就产生了唯物、辩证、求实、博大而又精深的道学思想理论，并在五帝时期引为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以之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卫生、音乐、文学、绘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与发展，才促进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有些发明创造早于西方一两千年，并由此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

道教是唯心主义尊神组织。它是夏以来由于奴隶制君主独裁制度的建立，统治者“神道设教”，实行愚民统治，特别是自秦皇、汉武焚书坑儒、敬事鬼神、拼凑出了封建神学理论，使尊神崇鬼的主观唯心思想充斥社会，给它的产生营造了社会气候与土壤，而滋生出来的产物。道教的产生，在中国展开了一场造神运动：什么“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白金星”、“九天玄女”、“铁拐李”、“汉钟离”、“门神”、“床神”、“灶神”、“厕神”等，都被制造了出来，供奉了起来。由此而构成了从精神到肉体的神权、王权、族权、夫权等禁锢黎民百姓的绳索。实质上，所谓的神仙鬼怪，正是统治者束缚人民思想行为的帮凶。中华民族的思想由重唯物、求辩证向尊神敬鬼的愚昧落后嬗变，正是中华民族酿成后来政治、经济、科技、生产、生活各方面落后，被列强所欺的根源，其核心问题就是当时的政权是为少数人私利服务的。

道学是被奴隶制、封建制的独裁统治者们不断地以“神道设教”等办法，用愚民思想编排与灌输，用权力焚书、杀人而抵制下去，致使人们了解的很少；道教则又是被统治者所利用、所扶持，而不断发挥其社会思想影响作用的。正由于有一个李耳在为统治者服务，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歪曲道学理论，后汉建立的迷信神鬼宗教，又以“道”取名，不断曲解道学名词术语，给其偷塞以神鬼迷信之说，这就给道学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败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