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智力圈

霍尔智力圈

人们的交往活动是在一定的物理空间中才得以展开的,因而这种交往活动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所保持的空间间距而得以测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距离。牛顿曾经揭示出事物之间所普遍存在的万有引力,与此相比,人与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保持的距离,除了万有引力的普遍效应外,更多的则是人的内在心理距离的外在化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能够经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同他人所保持的某种距离来表达自己的心理活动,从而收到其他途径所无法实现的效果。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带有浓重的人文色彩。

1965年,美国总统林顿·约翰逊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议,选择会议的适当地点却成为美苏双方都感到棘手的难题。因为从当时的世界局势来看,东西方正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方都对对方采取毫不妥协和解的姿态,两位领导人谁都不打算到对方门上去登门求教。如此斗来斗去,最后总算寻找到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即选择美国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塔式石砌楼住宅霍利布什楼作为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地点。

乍看,这座霍利布什楼一没有名气、二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异之处,为什么却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首脑相互抬杠的筹码,并且从此而一举出名?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从空间性的地理位置上看,格拉斯博罗恰好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中间位置上,而柯西金本人当时也正好在联合国总部,于是,霍利布什楼也就成为双方斗争和妥协的象征。

在这起斗争过程中,空间位置和空间距离显然就不是纯粹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距离的尺度成为两国领导人心理斗争的尺度,因此,也只有在空间距离上摆平(即使是象征性的),才能够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对人类交往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间距感兴趣,并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细致的观察描绘道:“大多数美国人都遵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当一个人在公共场所一停下来或坐下来时,他周围便存在一个被人看作是他独处的、不可侵犯的小领域。这个领域的宽窄随着拥挤程度、年龄、性别、人物的重要性以及一般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进入这个区域并且停在那里的任何人都是在入侵这个领域。事实上,一个入侵的陌生人,即或是为了特殊目的,都要承认他已入侵了这个事实。总要开口先说:‘对不起,你能告诉我……?’”^[1]

根据霍尔的观察,美国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交往过程中所保持的空间距离可以典型地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亲密圈、个人圈、社会圈和公共圈。并且,四种位置距离都可加以精确的测度:

亲密圈:范围为0—18英寸,其中近段为0—6英寸,远段为6—18英寸。美国人只有在好友和情人之间才保持这个距离,视觉、听觉、触觉、嗅觉虽然均可在亲密圈内得到运用,但真正详尽的交流机会并不多。因而美国人很少在公共场合进入亲密圈,而亲密圈所规定的距离也只能是求爱、安慰和保护的距离。

个人圈:范围为1.5—4英尺,其中近段为1.5—2.5英尺,远段为2.5—4英尺,普遍适用于公共场合,是美国人正常或标准的交往距离。

社会圈:范围为4—12英尺,其中近段为4—7英尺,远段为7—12英尺,为美国人在公共、商业和社交场合使用,即当人们需要与他人交往,而又不需要以过分亲密或热情的方式进行时,便保持这一距离。因此,社会圈所规定的距离是处理非个人事务的距离,参加偶然的聚会的人也站在这个距离上。

公共圈:范围在12英尺以上,其中近段为12—25英尺,远段为25英尺以上。这一距离通常为地位高的人士所使用,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讲的人与听众中离他最近的人之间的距离就是公共圈的典型距离。另外,30英尺几乎总是为重要的名人规定的距离。

在现实的交往活动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按照霍尔所确定的精密尺度进行丈量以定行止,但各种类型的无形尺度无疑是存在着的;这实际上是人类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所不断校正着的生命活动尺度或本能尺度。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个人稍不小心或迫不得已在公共场合走进了他人的亲密圈(按霍尔的标准是0—18英寸),他或她一般总是本能地紧缩自己的身体以免碰及他人,或者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某一个方向来尽力减少自己不安的心理,从而表明自己的交往关系不愿受到他人的误解。凡此种种反应表明,生命活动的尺度或本能的尺度并不是一种虚幻物。各种生命活动尺度的范围差别,实质上也就反映了各个生活群体的思维形态的差别。

当然,任何空间距离都不是一片空白,在交往活动中,人们之间保持的距离就更不是空洞无形的空白。这种距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媒介或传感渠道,人的各种感觉活动通过这一媒介相互影响相互较劲,从而激活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无形力场,使得交往活动中的距离成为一种“必要的张力”。

霍尔曾经在另一部著作中形象地描绘了人与人相互间的感情力场。“以气愤的情绪互相争论的人们强调自己的论点时,总是越凑越近并大喊大叫,好像这才是正常的。同样,正如任何女人都知道的———一个男人开始产生爱的冲动的最初迹象之一就是向女人一步步地靠近。如果女的不是同样地感到有意的话,她用向后移动来表示拒绝。”^[2]霍尔描述的这种交往确实是一种趋进与伸延的张力过程,其中渗透着一种力的结构,它是力与距离的一种平衡,力与距离的一种调适。

距离产生力,绝对的距离产生绝对的力。传统的艺术观便以为,艺术是一种沉思性的活动,艺术欣赏者由于同经验保持一种审美距离,因而获得了支配和控制这种经验的力量。尼采也是把人的交往活动看作是一种生命向力的测度,是人类所本能具有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增长”两种基本生命冲力的产物。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3]

在尼采的思想框架中,自我保存表述的仅仅是人类最低限度的要求,自我增长的冲力必然导致力量的冲突和权力的斗争。因此,尼采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地设定公正平等这些至高无上的空洞原则,因为公正平等仅仅是力量冲突和权力斗争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唯有权力意志才是人类进步与未来的原动力,是人的真正的本质所在。

把力量或权力泛化为人与人之间全部关系的尺度,使我们得以从一个明晰的角度看清交往活动的实质。交往活动的位置距离不是纯粹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距离,纯粹的心理学解释也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霍尔提出的四种位距圈是美国人的生活智力圈,它实际上提出了活的智慧的参照标准,因为真正活的智慧并不表现为严格遵守这些程式化标准化的智力圈,而是表现为对这些智力圈的不断突破和超越,在这种突破和超越的活动中,人们实现着控制自己和控制他人的权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