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陶渊明（二）

7　清平乐·陶渊明（二）

（2012－01－11　13：49）

田园散淡，
隐忧酒排遣。
易水萧萧唱哀婉，
月光辉映寒剑。

渊明人品超绝，
笔调恬静和谐。
若与阮籍相较，
古今看法大别。

陶渊明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咏荆轲》一诗中，他既描写荆轲的豪壮，又感慨叹其失败。其结尾有云：“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古有余情。”或缘于此，朱熹认为“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录》）。

对阮籍的诗，当时的人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南朝钟嵘《诗品》将其列入上品，而将陶诗列入中品。他说阮籍的《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望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他评论陶渊明之诗只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而已。刘勰《文心雕龙》只字未及陶诗，却赞美阮籍“倜傥，故响逸而调远”，“阮旨遥深”。

迟至北宋，对陶渊明诗作的评价才升高起来。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写道：“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

然若深究，则不尽然。譬如，闻一多先生在评价中国诗人时就曾断言：“中国的伟大诗人可举三位代表，一是庄子，一是阮籍，一是陈子昂”。基于此，似乎可以认为闻一多先生更看重阮籍，而非陶渊明。

刘崇德教授在其1985年的论文《阮籍与陶渊明的比较》中提出来另一种评价主张。他认为，“评价陶渊明的诗和其为人，还是以鲁迅先生的看法最为允当。即既要看到其‘浑身静穆’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怒目金刚式’的一面”。

幸运的是，我这个古诗词的业余学习者，可以像牛顿所言那样，站在文人、哲人、诗人以及系统科学家、艺术批评家等前人的肩膀上，因此就有可能看得远点儿、杂点儿、怪点儿，甚至深刻新颖一些，形成那么一点点质疑精神和辨析能力，得出与先前研究结论不同的看法乃至成果。因此，我从不曾将陶渊明视为一维的田园诗人，倒是觉得他颇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位“两面神，即雅努斯”。

譬如在陶渊明《拟古九首》的第八首中，他一起笔先是绘制出重彩的豪放画面“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其壮游既远“张掖至幽州”且艰辛“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料随后境遇陡然剧变为“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而这“古时丘”无非就是“路边两高坟”，它们埋葬着的就是自古至陶渊明时代为止的最伟大的音乐艺术家与哲学家“伯牙与庄周”；这种最高水平的艺术家、哲学家才是陶氏自视为“相知人”的“士”，是其“独行游”“欲求”能够再一见之“士”；但陶渊明在经历了“少壮厉”的“抚剑独行游”之后，不由他不得出“此士难再得”的悲凉无奈的结论，发出了酸楚无望的“吾行欲何求？”的哀叹。

这首《拟古诗》的确透露出了陶渊明不平静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内心世界绝不能划归为朱熹所归结的豪放。这首诗的确如刘崇德教授所言，其色彩明快，线条清晰，语词质朴；但它所抒发的也不是刘崇德先生所说的“鲁迅先生说的要看到的其‘怒目金刚式’的另一面”。我认为这是一种用有别于继承《楚辞》传统艺术方式与简约直白的文笔——权且称之为继承《诗经》传统的更高级的风雅艺术——来表达出陶氏难以明言的在孤寂后取孤傲的精神、彷徨后取平和的心态、凄苦后取闲适的生活的人生价值取向，这是一种新型的非屈原型知识分子或国人所谓的文化人——平民知识分子，或曰草根知识分子。而屈原型知识分子则是贵族知识分子，或曰精英知识分子。屈原是贵族，阮籍出身名门，陈子昂出身望门。自宋以降，中国贵族式微而平民日盛，故大文豪苏东坡喜于和陶乎？留此存照，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