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的魅力

南浔的魅力

我出生在南浔镇，到12岁才离开。

但幼时留下的记忆却是苦涩的、破碎的。印象最深的是镇上有不少“火烧白场”，是昔日的广厦巨宅毁于火灾留下的废墟。据说一部分是“长毛”（老人对太平天国的称呼）留下的，大部分是“东洋鬼子”（日本侵略军）烧的。家里和邻里的老人就像“白头宫女话玄宗”一般，絮絮地讲述着“天宝遗事”，从“四象八牛七十二条狡黄狗”、小莲庄、藏书楼、适园、庞家花园，到土地堂、玄圣会、风水墩、极乐寺、七层睏倒塔，眉飞色舞后却掩不住阵阵牢骚和淡淡哀怨。对我来说，这些都已成往事云烟，或物是人非，或衰败不堪，听得发腻，更毫无兴趣。只有适园还留着高大的假山和成片石笋，是我们小学生攀登和捉迷藏的场所。藏书楼已铁将军把门，是浙江图书馆的书库。小莲庄成了解放军医院，我们曾参加欢迎志愿军伤病员入住。有一年清明节破例开放，记得大假山下的山洞被封住，一位同学说此洞可通太湖洞庭山，害得我此后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系列梦，梦中我由此洞进入另一个天地。终于开始了新建设，我家门前的宝善街与最繁华的大街上面的条石与石板被彻底挖掉，铺上水泥，从东吊桥到北新桥成了一条大马路。到国庆节时，沿路用竹子松枝扎起了几座“彩牌楼”，插上彩旗，晚上还有一串电灯。这是我心目中最宽大、最漂亮的大街。

镇上的人不断外迁，到湖州考中学，去平湖读师范，上杭州进大学，到那时我根本不知道的地方去工作，最多的还是往上海跑，包括我的父亲在内，后来还加上我的母亲和我。我的足迹最远是十几里外的江苏震泽，是学校“远足”时一起去的。虽然震泽除了有一座宝塔以外，没有什么比得上南浔，但我总感到外面比南浔好，羡慕一切能去外地的人，羡慕他们带回来的新鲜东西，如舅父带给我们的《连环画报》。父亲有次回家过年，在一个大铝锅中装满熬好的猪油，不料在船上被查到“充公”（因肉类统购统销，禁止省际输送），但锅上没有刮净的猪油还让我们增加了几天油水。

老人们依然重复着“金窝银窝不如屋里草窝”，不时传播旧上海的“洋装瘪三”、拆白党、仙人跳的故事，议论上海人在一根水管里淘米洗菜，一间房间里吃喝拉撒，一条弄堂里倒马桶生煤炉。他们的信条是“千好万好不如南浔好”，湖州（当时县府、行署驻地）和杭州（省会）的方言都是他们的讥笑对象。

1957年，我随父母迁居，从此一直在上海读书工作。第二年暑假回到南浔，发现原来熟悉的水泥大街竟如此狭窄，两旁的商店竟如此简陋，就问一位老同学是怎么回事，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在上海很少听到有人谈论南浔，尽管不时能遇到祖籍南浔或出生于南浔的人。高中时我的同桌同学恰好也是南浔人（1983年才知道他是“小金山”的后人），但偶然谈起的也是他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天宝遗事”。以后我对文史产生兴趣，对南浔的历史有所了解，但知道越多，越感到它的衰落，更不愿想象它的未来。偶然在书摊上买到过一册《适园丛书》的初版朱印本（雕版刻本开印前用朱墨试印），当时爱不释手，在“文革”期间丢了，居然没有感到什么懊丧。

1978年秋，我成为先师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两年后又当了他的助手。他是嘉兴人，对南浔的掌故很有兴趣。他的好友唐长孺教授是刘承干的外甥，自幼住在小莲庄，解放后为划清界线，只字不谈刘家，晚年却时时思念南浔。先师另一位好友兼亲戚谢国桢先生，对南浔历史如数家珍。这样的老辈还不少。每当他们谈论旧事，常会问我南浔的情况，有时我也主动插话。先师常会感到惊异：“照你的年纪，你怎么会知道？”但往往自己作答：“怪不得，你是南浔人。”似乎南浔人就应该多知道些往事。

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我先后结识了不少日本学者。他们一旦知道南浔是我的故乡，便会肃然起敬，甚至以为我必定有什么渊源：“原来先生是南浔人。”一些研究明清江南的学者一再要求我带他们去南浔参观，提过不少问题，有的我根本无法回答。在一次大型国际会议的明清专题讨论中，一位日本教授于激烈的争论中忽然提议：“让我们听听出生南浔的葛教授的意见。”当我陪同一位日本教授到达南浔时，他说好像在朝圣。他取出当时还罕见的掌式摄像机，边走边拍，还随时录音：“我正在南浔镇。前面是百间楼屋，明朝宰相朱国桢的住宅就在这一带。”

1983年9月，先师等由莫干山返回上海，途经南浔时想参观藏书楼。正好杭州大学一位研究生在实习，得知后立即让管理人员开门迎接，我也第一次踏进楼门。我才发现这不是一件古董，而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现代化的藏书楼，不仅设计和管理的观念很新，而且用上了当时最新的材料马口铁（俗称洋铁皮）。我还了解到，刘承干的处世为人也很现代，他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商，才积累了购书的巨额财富；早已移居上海，充分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日占期间一方面利用“满洲国皇帝”溥仪题字的匾额当书楼的护身符，一方面却已将大批珍本秘籍让与大学；解放后主动捐出财产图书，既保全了藏书楼，也使自己能安享天年。中国近代的藏书楼中，嘉业堂是最晚建的，但一度最辉煌，归宿最圆满，留下的建筑、设施、图书最完整，不能不归功于刘氏的现代化观念。

1997年我与同仁参观开放不久的张石铭旧宅，尽管事先就知道它是中西合璧，但面对精致的法国刻花玻璃和瓷砖地坪，特别是那栋纯粹的法式建筑，还是不胜惊叹：当初的南浔真是得风气之先！记得幼时曾一次次走过张宅后墙外的小巷，只见那两棵参天大树，想不到树荫下竟隐藏着如此纯正的西洋文明。这也唤醒了我的依稀记忆，在老人们的絮叨中其实也提到过汽车、轮船、汽艇、电话、电灯厂、洋龙会（消防救火会）、蚕种场、丝厂、丝业会馆、防疫针、女校、留学生、福音医院、耶稣堂、打菩萨、新四军、地下党、秋瑾、张静江、张善琨、庞莱臣等，有的我还见过遗迹，只是那时不懂，所以没有留意。

近年上海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打开了尘封的记忆，我惊奇地发现，不少记录竟与南浔或南浔人有关。为中国赢得首次世博会金奖的“荣记湖丝”虽由广东籍商人包装，却产在南浔；当初美伦美奂、东亚第一的百乐门舞厅是南浔人所创；不少叱咤风云的名人、贸易中外的巨商、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原来都有南浔的渊源。

一个千年古镇能经久不衰，靠的是不断的更新，靠一次次的现代化，我幼时熟悉的怀旧不过是一支插曲，一个过门。如果你有机会去南浔，在寻访古迹的同时，一定要去体会一下嘉业堂、张石铭旧宅的现代化，还可以找找当年其他现代化的痕迹。如果你有重大发现，请不要大惊小怪——这就是我的故乡南浔，这就是南浔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