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先驱者的心灵史

新闻先驱者的心灵史——读钱江的两部报史新著

2008年是《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钱江新著《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出版了。这两部著作是姐妹卷，总计60余万字，文笔简练，图文互映，记叙了1948年6月至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人民日报》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以及当时新闻报道的一些背景和逸事趣闻。这些平实、简朴的文字，正还原和演绎成一段岁月、一个群体、一片心情，一桩桩往事，让人们回望时，心里顿生温馨。如果把这两部著作看作是研究《人民日报》的创刊史，那么，我更愿意融进《人民日报》早期办报群体的人文氛围，进而将它们视作是一部《人民日报》新闻先驱者的心灵史。

今天的《人民日报》已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报纸，它的前身《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却是在河北武安县河西村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发展起来的。应该说，《人民日报》由初创到迅速发展，与当时中央局领导人的关心、帮助分不开，也与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一批有理想的年轻新闻工作者息息相关。书中涉笔早期首任社长张磐石这样在土地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老战士，书写早期担任总编辑邓拓这样经历过抗日战争烽火考验的“三八式”干部，叙述王金凤、杨沫等许多有着国统区生活经历、接受了高等教育后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包括有着南方战斗经验的新四军战士。作者抱着补苴罅漏、以成全璧的慎重态度，对《人民日报》初创时期的事件、人物辨析虚实、考证源流，他凭借自己的新闻功底和史家见识，不畏艰辛劳苦，积累一点一滴的史料，采访健在当事人，印证他们的叙述，使零碎的史料形成了前后相连、相对完整的历史画面，也使读者从中窥见《人民日报》早期办报人的精神风貌。

阅读中，我一直在深深地思索这样的问题：当初办报条件这么艰苦，可谓书生生涯，戎马倥偬，不单单是吃饭、睡觉及生活安定问题，实际上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特别是那些年轻知识分子，原本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中国面临两个命运抉择之际，他们坚定地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他们不惜献身，吃苦耐劳更不在话下，究竟是什么精神支撑他们？是什么力量激发他们？这对我们今天的办报富有启示。

书中有诸多细节，如业已过世的《人民日报》老前辈李庄回忆，在蒋军突袭、报社奉命转移时，要留一支精干队伍继续在里庄坚持正常出报，被指定为坚守阵地必要时最后撤离的少数人员之一的李庄认为“这是一个美差”，“能看看敌人如何动作，少跑许多来回路，还能改善伙食”，所以稿子照常发，报纸照常出，尽管工作量成倍增加，但精神十分愉快，其豪气、胆气令人敬佩。再如至今健在的著名记者王金凤叙述，当时她乔装打扮，与另两位从北平撤往解放区的大学生组合成表亲家庭通过敌人封锁线，结果遭特务盘问露出马脚，出现“戏剧性一幕”，其投奔革命的遭际让人动容。在这些细节里，印证《人民日报》早期办报人同其他革命青年一样，希望摧毁旧世界，使中国能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富强。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批革命青年，没有那种“宁愿将自己化成灰烬，也要把光和热送给人民”的激情与信仰，《人民日报》自诞生之日起就会失掉那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勇往直前的勇气。

扎根于人民，与人民血肉相连，这是《人民日报》早期办报人虎虎有生气的根本所在。掐指一算，《人民日报》的那些新闻先驱者当初年龄大多不过二十来岁，连社长、总编辑也仅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无论老资格还是新革命，他们亲密无间，友情甚笃，绝无贵贱、尊卑之分。他们来自人民，深入实践，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其中《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纪实》对《人民日报》早期办报人员经历“土改”的描写颇见亮色。尽管当年《人民日报》办报人员生活艰苦、编务繁重，但总要抽调专门人员参与群众工作，编辑部门至少抽出三分之一编辑、记者参加土改实践。如以《人民日报》首任社长张磐石为团长的土改工作队直接负责武安县九区的“土改复查”，工作队通过深入群众做实际工作，纠正了前期土改中一些“过左”的做法，使根据地的农村建设激发活力。《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里对干群关系的故事叙述亦耐人寻味。如张磐石与警卫员张喜才为冬天生炉子发生“小碰撞”，结果张喜才立马顶撞起来，惹得张磐石大怒，要赶走张喜才，当张喜才真的要求找秘书长“重新分配工作”时，张磐石很快消了气，他找到秘书长嘱咐张喜才不能走，这使张喜才感到张磐石的脾性爽直、为人正派，“他关心人，知冷知暖”，所以和好如初。再有，《人民日报》派员接管原中央社北平分社时，为给警卫排战士取暖而动用办公室大地毯，对这件小事，引发出原中央社庶务主任一番感慨：“共产党就是与国民党不一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激情的岁月，正有一大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志士，诚如年逾九十的新闻老前辈安岗在序言中所说“记载一代人的理想和光荣”，也如钱江在书中所言“在创建新中国的那个年代、那个时刻，只听一声令下，他们就打起背包，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在他们心目中，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最崇高的理想，人生到处有青山”。《人民日报》报史是中共党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钱江在书中是以“人物”和“叙事”的方式进行追本溯源，廓清史实，虽说未臻完备，而且也无前例，但他毕竟连接和承续《人民日报》早年历史，且有较高的起点、较多的史料。非常可贵的是，作者既有宏观历史的把握，也有微观细节的刻画，通过对一代知识分子进行个案简述，描绘出一幅幅简洁、独特的新中国诞生前后的历史画面，从而把一代知识分子——《人民日报》新闻先驱者的整个心灵和精神勾勒和凸显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