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

胡瑗（992—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乌山胡氏之始祖，以经术教授吴中，北宋初学者、教育家。

一、所处时代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所受待遇之优厚，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比。这特别反映在宋代统治者将文士视为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宋太祖赵匡胤曾多次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后来有宋一代，上自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下到知州、知县，包括经略安抚使之类的武职，也配备由科举出身的文职人员充任。

因为赵匡胤是通过掌握后周的军事力量获得天下的。在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以后，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唐末五代，频繁的政权更替，使赵匡胤清楚地看到，军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会对皇权构成最大的威胁。

于是在他即位次年，将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秩：官吏的职位、品级）。”

在赵匡胤的政治天平上，他认为文人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几个书生岂能掀起大浪？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他很快由一介武夫变成“性好艺文”的尊儒重文之君。宋太宗被称誉为“锐意文史”，真宗又“道尊先志，肇振斯文”，于是，宋廷蔚然以文成天下。

开宝三年（970），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大增，录取之后，赵匡胤又令礼部择取连考十五场不中的106人，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之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称为“特奏名”。

开宝五年（972），赵匡胤又打破常例，在讲武殿面见科举合格举人，然后下诏发榜，以示重视。自973年，“殿试”遂成定制，进士及第都要经过皇帝亲自考选。这样一来，皇帝直接掌握了取士、用人的大权。

至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赵匡义即位后的第一次贡举，共得进士吕蒙正以下109人：诸科207人，并赐及第；连考十五次不中者184人，并赐出身；“九经”7人不中格，太宗“恰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注：诸科，是北宋贡举科目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的统称。地位次于进士科），以上共507人。后来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宋朝官吏彻底改变了武人占优势的状况。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那次科举，有人表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赵匡义“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

宋初几十年间，科举制度显示了很强的优越性，史称“时取才唯进士，诸科最广，名卿钜公，皆由此选”（《宋史·选举志》）。科举制度为宋王朝选拔、网罗了大量优秀人才，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

为了吸引人才，宋王朝向文人学子敞开了科举这条进身的阳光大道。考试录取的名额不仅多，而且不重谱牒，不重乡贯，不重门第身份，甚至有意创造条件，让孤寒之家的弟子脱颖而出。一旦进士及第，一般都授予高官，并赐予优厚的待遇。以太平兴国二年那次贡举为例，中试者，都先赐予绿袍靴笏，又在开宝寺举行盛大宴会，太宗还为此赋诗以表祝贺，第一、二等进士及中“九经”科者，授将作监臣，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中试者，送吏部免选，委以各职。赴任出发时，每人赐办装费20万。史称“如此恩宠，前所未有”。

宋代统治者还常令地方官举荐人才，或亲自物色俊彦之士。被推荐选中者，都是既有才干又以“文章”、“文学”出名的学行兼优的读书人，胡瑗也是其中之一。

景祐初，胡瑗已40余岁，累举不第。参政范仲淹荐他以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节度使推官阮逸同校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虚。制罢授试秘书省校书郎。范仲淹经略陕西，辟为丹州推官，后以保宁节度使推官教授湖州达20余年。

二、开创宋儒之教

在推行“兴文教”的政策下，宋代的文化蓬勃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中国古代文明“造极于赵宋”。胡瑗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创导宋儒教学，符合北宋皇朝的“兴文教”之策。

宋初中央官学主要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武学、医学六所，其中以国子学和太学最重要。初为高中级官僚子弟的混合学校；后来低级官僚子弟以至寒素子弟均可进入听读，同时逐渐向太学转化。至南宋，国子学彻底合于太学。太学在宋初仅是国子学下设置的三馆中的一馆，于庆历四年（1044）分出，单独建校为混杂士庶子弟的普通学校。熙宁四年（1071），立太学三舍法。元丰二年（1079），太学发展到80斋，每斋30人，生员总计2400人。到崇宁三年（1104），太学生总数已升至3800人。北宋政府从多方面提高太学地位，给予太学生以优厚的经济和政治待遇，使得太学格外兴旺，而国子学则日趋衰败。至南宋初，国子学生附读于太学，国子学不复独立存在。

庆历四年（1044）从参知政事范仲淹之请，诏令各地兴办学校，史称“庆历兴学”。此后，北宋又曾出现两次大的兴学运动。一次是宋神宗时的“熙宁兴学”，另一次是宋徽宗时的“崇宁兴学”。因此，州、县学发展迅猛，“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

据统计，崇宁三年（1104）全国学生总数达21万人。大观三年（1109）全国学生总数为16.7万人。其中诸路中最小的京西南路，学生人员在大观二年也达3200余人；建州浦城县在崇宁五年有学生1000余人。学生之多，且又不受门第等级的限制。于是，得以培养，所以，脱颖而出的人才也就多。宋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如范仲淹、李觏、欧阳修、王安石、张载、苏轼等等，都起于寒素之家。为此，明代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范文正公集》补编《重建文正书院记》）

胡瑗于庆历中教授湖州的二十余年，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学者常数百人。时太学下湖州取其法，推广全国，并召为诸王宫教授。他居太学，其学生众多，太学至不能容，借旁之官舍容之。礼部所用之人，大多为胡瑗的学生。嘉祐初，他虽然担任了天章阁侍讲，依旧负责太学的教学工作。

三、教学法之推广

胡瑗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在苏、湖的数十年教学工作中，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992—1057），字复，晋州平阳人，官至殿中丞。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人，官至太子中允。共同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就是古代孔孟的道德规范。“仁”，以爱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义”，即正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礼”，指封建社会贵族等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乐”，指爱好，讲“朋体达用之学”。“体”，指封建道德准则。“用”，就是准则的应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还提出了一种性命之学，即“命者禀之于天”，“性者明之于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命”，即是“天命，即人对之以无可奈何的某种必然性”。“性”，指人性，即人之具有的素质。谓“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这体现了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实则是开创兴国之策。符合当时宋初的意志。

胡瑗的这一教育思想对现今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要富国强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锐意改革，都离不开人才培养这一重要策略。特别是“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者在学校”这一教育思想，不仅使宋代人才辈出，推动了宋代的社会经济大发展，就是在今天也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仍在闪闪发光。在当时，他是一个创造。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借鉴，是一面镜子，他有一整套严格的教学制度、教学规则；教师要为人师表，既教书，又要教人。要教育出有好品德的学生来，教师自己就必须具备好的品德，也就是说教师在学生面前起到示范作用和模范作用。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身教重于言教”。

胡瑗的教学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两斋。“经义”就是封建社会的制度、准则。“治事”，是制度、准则的应用、实践。教学中并严立学规，以身示范，为人师表。庆历中，太学下湖州，取胡瑗之教学法为太学法（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以国家的名义发布命令，推广全国。他的这一数学方法，对全国的影响很大。

胡瑗为了实施他的教学方法，在盛暑，必公服坐堂，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弟子，然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所以从之学者众多，影响深远。仅湖州书院学者达数百人。同时他还被召为诸王宫教授，来往于苏州、湖州。（《乌山胡氏宗谱》卷一《始祖实录·安定胡先生传》）他的教学方法在全国推行以后，全国的教学迅猛发达。据统计，崇宁三年，全国学生总数达21万人，大观三年达16.7万人。（《范文正公集》补编《重建文正书院记》）

胡瑗还在苏湖倡明道学一新，故习物仅其迂久之，诸士子知为学之本，乐从之申饬科条创明斋署，曰：经义者，所以经乎，仁义礼乐诸论之义，明其体也（指文科）。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农、算数之事，适其中也（指理科）。也就是文理分科的教学方法。学生敬业乐于来学习的经常达数百人之多。庆历四年（1044）春，诏州县立学，建太学于京师。至皇祐五年（1053）召至京师为国子监直讲，遂居太学（最高学府）。四方之士仰慕先生之教，不惮远而至者千数。房子不够容，舍半借民居，或借礼部（相当于现今的人事部）房舍，则先生之教天下闻之，先生之名，天下重之。当时传全国有四真，谓：“富弼真宰相、包拯真御使、欧阳修真学士、胡瑗真先生。”据《宋史》载：“礼部所得士，随才高下，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即相当于一半的人数是先生的学生。可见当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及方法在全国产生的影响。

蔡襄（北宋书法家）曾这样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忠惠集》卷十八）宋代统治者认为文士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而对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什么评价呢？

宋仁宗御题赞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选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钦慕，不远千里而翕从。……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朕躬……倡明道学，开求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求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乌山胡氏宗谱》卷三《御题赞》）范仲淹赞曰：“……孔孟衣钵，苏湖领袖，道学正传，体用善诱，雅饬化风，泽流于后。”

四、教育思想及教学方法之现实意义

胡瑗的教育思想及其教学方法对现今的教育、教学仍起着积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所实施的教学方法，有许多方面，可以借鉴胡瑗的太学法。他提倡的“仁义礼乐为学”是当时教书育人的标准，是当时的一种道德规范。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的公民道德规范”作为学校教育学生的准则。讲“明体达用之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教师要做到为人师表，严师弟子之礼，教书育人。教书与育人为一体。他提出的“命者禀之于天”、“性者明之于我”，就是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人的素质。比如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以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为标准。

又如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胡瑗所采取的是一种亲情关系。“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用子弟与父兄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今的教学是可以吸取的。又比如在教学中教师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胡瑗在“太学法”中，是这样处理的：“严师弟子，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先治己而后治人”。就是为人师表，要学生做到的必自己先做到，学生看到老师那么严格执行，也必然会自觉遵守。这就叫做身教重于言教。因此，“其弟子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乌山胡氏宗谱》卷一《始祖实迹·纪事》）。所以人家一见到人的举止，便知此人是不是胡瑗的学生。一听到他讲出来的话，不问，也知是胡公的弟子。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如果能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教学方法。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可从研究胡瑗的教学方法入手，从中得到启迪，从而来提高教学质量，以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