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南岸孔子庵

横河南岸孔子庵

我11岁那年，到东横河镇上的孔子庵念小学三年级。到了东横河镇，过七星桥再往东，步行一会，就到了孔子庵。据说清代时它是一所学馆，到了民国时期改成了小学，孔子庵分前、后两进，前进的中堂挂的是孔子画像，中间有一天井，西边有一侧屋，住着一户人家，是管庵的，孔子庵的四周有围墙，庵大门朝南开，出西门有一河槽，还建有一个埠，那里可以洗衣、洗菜、洗脚……前进有东西两个教室，后进是老师的办公室，屋后有一块园地，北有一条河，叫东大河，那时日伪军有一分队驻扎在镇上，大本营设在河对岸的孟家桥头，筑有一个碉堡，七星桥有一对岗哨，桥南向孔子庵去转弯的地方也筑有一个碉堡，这些都是对付前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

在校学生中，我的路算最远的，中饭无法回家吃。母亲每星期给我准备一把豆秆，每逢星期一我得把一把豆秆背在肩上上学，中饭是小提桶担的，小提桶是一个圆桶，好似西瓜，上面还有一弧形的提手，像是藤做的，可以手提着走。每天，母亲将饭揿得结结实实的，上面还放着菜头、干菜之类的素菜。中午，向教师借只锅，将提桶里的饭倒到锅里，放上一点水，用豆秆烧热再吃。

三九严寒，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日子，我没有雨鞋、雨衣，只好穿件倒挂蓑衣片，披在肩上，头戴斗笠，赤着脚，走在雪地里。遇上雪厚，怕滑倒或被雪割破脚，简单地穿上一双草鞋，开始走时，脚会被冻得通红，没有一点知觉，好像脚趾头掉了一样。走的时间长了，脚自然就热起来了，还会冒出丝丝青烟。

全校六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全是复式班，我被编在一二三年级一个班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孙仙舲老师和张金山老师，孙先生是教美术的，张先生是教算术的。张老师家在横河镇上，住在家里，饭也在家里吃，家里的经济也并不好，可是他教课很认真，很形象，也很容易懂，待人又好，又热情，大家都很敬重他。可惜的是他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在街上赤裸裸的，一丝不挂，走来走去，指指点点。饿了，遇到大饼摊，捞大饼吃，遇到南货店，捞糕点吃，被捞的摊主和店主拿着木棍、扁担狠狠地抽他，有时被打得全身血淋淋的，惨不忍睹。好好的一位老师，得了这样的病，没有人同情，活活地被糟蹋死了，真是可惜。

孙老师学问很深，他当时在余姚中学任美术教师，他的美术和他的人品，在当地影响很广，在社会上也有声望。在孔子庵里是义务兼职的，他擅长画人物，你立在他面前，无需几笔，可把你画得活灵活现的，他在讲台上放上几只苹果或萝卜，一边教你写生，一边自己在黑板上示范画，再一个个地纠正我们画错的地方。我对写生画兴趣很浓，对孙老师也很敬慕。

在孔子庵读书的日子里，记忆最深的要数前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三五支队与驻在镇上的日伪军的一次战斗了。快到中午时分，放学的时间还没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前山挑着柴担下来，柴担里放的是枪支弹药，快到桥南碉堡时，岗哨跑上去要检查柴担，游击队不肯让日伪军检查，日伪军先开了枪，游击队队员从柴担里抽出枪支也进行了回击。桥南碉堡里的日伪军架起机枪嗒嗒嗒地响起来，向游击队扫射。游击队也架起机枪还击。双方的子弹都要经过孔子庵，一时间教室的墙上都是一个个的子弹孔，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四五点，大家都钻在书桌下面。

家长们都着了慌，在家里担心得不得了。有的家长都找日伪军驻地孟家桥头的分队长交涉。下午五点多钟，日伪军停火了，听不到双方的枪声。这时，老师们才叫我们从书桌下面钻出来，排队、放学。

照例，我排在最前面，经过南桥碉堡，到七星桥岗哨时，站岗的日伪军见到我手上拎着的提桶，惊慌起来，以为是地雷或弹药，要我给打开来看。我听不懂他们的喊话，没有一点行动，于是日伪军用刺刀把提桶挑起来，提桶从刺刀尖上滑出去，骨碌碌地从桥上滚到桥边，提桶内的饭、菜、调羹都落一地。日伪军这才放过了我们。还没到家，父亲、母亲、哥哥们都在山坳里等着我，不知已经等了多少时间，他们为我没有出事，活着回来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