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之前访张良

颁奖之前访张良

“张导，作为一个已被观众承认的演员，改行当导演，把自己从幕前转到幕后，您不觉得有些亏吗？”

在即将举行“达美杯”新时期影视十佳导演颁奖大会的中国广播剧场休息大厅里，笔者采访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张良，并毫不隐讳地倒出了自己的观点。

“不，我没有这个感觉。”面对记者毫不客气的提问，这位从影三十余年，并在银幕上塑造过董存瑞等一系列光辉形象的老演员，潇洒地抚了一把略染风霜的华发，微微一笑：“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当导演和当演员不同，导演应比演员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因为观众对演员的要求比较单一，只要你演得真实；而对导演则要求他具有演、导、整体构思以及组织能力等的全面水平。因此，我觉得当了导演只会促进自己在艺术上的进步。”

“您拍的《少年犯》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但同时也遭到了一些非议，这些非议对您的心灵是否有一定的冲击？”

也许是对这个问题早有感慨吧。张良听到记者言及此事，情绪便有些激动：“是的。”他说，“《少年犯》放映后，在社会上的确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不可否认，随之而来的非议对我的冲击也实在不小，特别是主角重新犯罪以后，有的人就把矛头指向导演，认为我是在以善良的愿望取代法律对犯人的改造。我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我相信时间会让人们明白，《少年犯》并不是要取消对犯人的改造，而是在呼吁社会：我们的少年儿童正在犯罪，这个问题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我认为，少年犯了罪，应追寻一下导致他们犯罪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并消除它，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少年犯罪现象。再说少年犯是少年，是受到虫害的花朵，社会有责任拯救他们。”

交谈中，记者问到拍《逃港者》是否有压力时，张良微锁的双眉终于舒展开了：“有。是有很大困难。”他顿了一下说：“逃港者这个题材本身就不大光彩。影片所描述的小镇与当时的香港在经济上有很大差距。小镇的贫困落后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不少青年产生了逃港的念头。这在当时来说，当然是十分敏感的题材，也是一个危险的题材。但三中全会以后，这个破破烂烂的小镇一下变成了繁华的特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改变了逃港者的心理，富裕的特区生活又反过来吸引回了逃港者，所以《逃港者》主要是通过写逃港的前后不同心理和去而又归的行为，来反映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产生的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说，我对《逃港者》又是充满信心的。”

“您以往拍的都是敏感的题材，今后是否还打算在这方面有所尝试？”听了张导的一席充满感情的谈话，记者深为其善于抓拍最能触动社会神经的敏感题材的勇气和胆量所折服。

“有这个打算。”张导说：“我希望通过敏感题材来反映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呼吁社会对这些问题有所重视。今后我打算在适当的时机，还要拍反映少年犯生活的片子，我要追踪这些少年犯，看一看他们所走的道路，研究一下为什么今天在社会主义这样优越的条件下，他们还在犯罪。”说到这里，张导笑了：“今天我被选为电影十佳导演之一员，我很激动。我认为这是广大观众对我能用电影反映社会中较敏感问题的一个鼓励，它更激励了我的社会责任感。我希望在今后能够多为观众奉献一些这类影片。”

“那么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我的下一部电影是《女人街》，主要反映今天的青年在商业竞争情况下的心态变化。”

这，也是个较新颖的题材，但愿张良的这部新作能在观众心中再次激起新的浪花。

《广西广播电视报》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