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到康奈尔

题目如此，所记实两不相关，无非取其行文之便耳。去普林斯顿，在驻足纽约之时。去康奈尔，与去普林斯顿相隔六日，我已在纽约极北的奥斯威哥（Oswego），隔著名的安大略（Ontario）湖相望，是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了。

普林斯顿与康奈尔，不过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小小二城镇而已，没有著名的普林斯顿、康奈尔二大学，两城必无闻。美国大学每年测试排名，两大学均居前列。访问这两个大学，一睹人文之盛，并赏校园之美，自是所望。除此，更有我热切的期望：探望老友与拜谒师长。不见老友田汝康教授已三年。他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我五十年前的大学老校长梅贻宝教授息影康奈尔大学，蒙康奈尔大学的高家龙（Sherman Concran）教授安排，得以专程拜谒。此二者为此行之快事。

在柏克莱和田汝康通过电话，当时我只说了去纽约的日期，而未约定何时去普林斯顿，心想到纽约后再通电话。孰知离柏克莱前数日，忽然发现我的通讯本不见了。地址无着，尚无大碍。电话没有，真是行不得也。此时电话公司寄来每月电话费账单。这个账单长长数纸，分地区排列为“本地”“外地”“国际”数项，逐项标举何月何日何时打电话至何地区、何号码，通话多少时间，费用多少。房东及同住诸人在他们各自打出的项下记上名字，剩下的就该是属于我的账目了。所幸我的日记上有与朋友通电话的记载，如此，大体在电话费账单上查出了一些朋友的电话号码。可是，与田汝康通电话的日期列入下月收费，也就查不出他的号码。我对东道主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秘书Elinor谈了此事。她说，没有问题。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顷刻之间，即已查得。又问我，还有什么号码要查。我说，一位在华盛顿的朋友为我安排了去华盛顿的旅行，原意到纽约后才去电话，现在号码也丢了。她即拨华盛顿电话，稍停之后，对方回答：有这么一个人，但他的电话号码不告诉人。这种个人隐私权理应得到尊重，于是我说，是否可以请电话公司通知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再电后，回答说，也不可以，他们没有这条规定。美国的服务可算是上上了，但文牍主义太盛，什么事都按条文办，多流于繁琐，因噎废食屡有所见，此亦一例。结果是朋友为我在华盛顿的安排落空，在华盛顿两日，未能一晤我四十多年不见的这位老友。

此是插曲一段，记此以明美国之便与不便。

田汝康原在康奈尔大学任客座教授，转来普林斯顿大学后，为历史系与东亚研究所合聘的客座教授，与夫人同住于校中，两室一厅，居住方便，环境幽静。我在他家住了两天一夜，共话别后，导游校园。

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与数学二科，尤为著名。爱因斯坦在此任教至逝世，他的工作室现为东亚研究所的一部分。据告，爱因斯坦每天独自在校园散步，经常坐在石头上，用笔划各种符号。学校总派人远远跟着他，等他一离开，立刻把他划的符号抄下来。五十年代，胡适在这里做了两年图书馆长，肆意搜罗中国古籍，所获甚丰。

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创办之初，带着黑人佣人来上学，佣人住校外，月日渐久，自成黑人区。至今一切如旧，仍是黑人居住区域，尽管已与学校无关。我随田公漫步黑人区，见房屋陈旧破烂，俨与校园不调。在这个区域里，一般人晚上不敢独行，这是美国常见的事。

美国多有几代人为普林斯顿毕业生之事。每年返校节，来者近万人，祖父、父亲与孙子同申庆贺，在学校游行欢闹整整一日。镇上有一家古老陈旧的小旅馆，常有这样的事：某家生了孩子，祖父或父亲就在这家小旅馆订下房间，谓某年某月某日，送这个到了入大学年龄的孩子来入学，在这家旅馆住数日。这家旅馆的房费因此而甚贵。西方人办事，向称精确，而这种孩子出生就算计到若干年后进大学日期的事，对于我们这些“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人，真是匪夷所思。于此，亦可见他们这个社会的稳定。

田公在美三年，潜心著述，成果颇多。除了发表论文多篇，一本用英文写的专著《云南少数民族与传教士》业已完成，交与荷兰出版。此为田公当行之作。他在上海看遍了教会所藏材料，返其故乡云南，一年之间，即翻阅了抗战期间费孝通先生及其助手们留下的无数已无人屑顾的大量调查材料，复登高山，入穷乡僻壤，调查访问，乃成斯作。

田公对我说，他希望今年底能回国。他是复旦大学社会系主任，他最感高兴的是，最近在美国觅得了一位留美得到两个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去复旦社会系任教。

奥斯威哥是一个极小的城市，小得以致没有飞机场。去奥斯威哥，只能在色瑞寇斯（Syracuse）下机。我的学生卢汉超在奥斯威哥的纽约州立大学教书，去他那里住几天，早作此安排。四月十日，离纽约，飞色瑞寇斯。飞机只有三十九个座位，乘客连我共五人。汉超之妻朱琳琳驾车来接，车行一小时到。

汉超云，高家龙教授出国前有信给他，约我明天去康奈尔大学拜谒梅贻宝校长。大学在山上，与绮色佳（Ithaca）镇相接。此地有称为五指湖的著名的五条长湖并排延伸，湖光山色，风景绝佳。高踞山头，长湖在下，瀑布横贯校中，硕大的草坪上是幢幢古堡式建筑。我到此顾不得领略优美风景，迎头而来的浮想却是：本世纪初胡适负笈此校之时，与同学少年任鸿隽、梅光迪诸位泛舟绮色佳，讨论中国诗学，适之先生力倡以白话入诗，虽屡遭任、梅诸先生反对，而矢志弥坚，进而“尝试”新诗，倡导文学改良，引起中国文学之大革命，其事起于偶然，其果乃成必然。如此，康奈尔、绮色佳与中国白话文学结缘深矣。

贻宝师之幼子祖麟世兄在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字教授，贻宝师夫妇息影于此多年。至梅宅，祖麟世兄候于室外，延入，贻宝师已立于客室。违教四十有七年，乍见，我几不识。梅师开口，其音仍如四十七年前，细察，除了白发，形容如旧。谈吐笑貌，一如往昔。语言之机智幽默，亦复如故。梅师已届九十二岁高龄，耳聪目明，绝无衰老之相。移时，梅夫人倪逢吉教授下楼入室，精神健旺；行步快速，更绝不似九十岁老人。

梅先生在抗战时期任燕京大学校长，倪逢吉先生为家政系主任，我还读了梅先生亲授的伦理学课。贻宝师与我忆旧，其记忆力表现出惊人之佳。他从李方桂先生、吴宓先生谈到了陈寅恪先生。我说，梅先生当年请来了这么多位硕学大师到校任教，学生终身受益。梅先生述及一九四五年寅恪先生左眼突然亦失明后，学校组织师生整夜守护于医院。一日，寅恪先生有感而发，对梅先生言曰：“想不到师道尊严，还存在于教会学校之中。”梅先生说：“听了陈先生这句话，自己办了几十年教育，这是最高的奖赏。”梅先生此言，发自由衷，亦可见先生之境界。

梅先生自一九四五年赴美讲学后，未曾涉足国门，言语间颇有国内多年不闻的语词。如他两次问我：“你报聘美国，……”这“报聘”二字，久已生疏不用了。然梅先生夫妇关怀故国、关心故旧及学生之情，则溢然屡见于他们承询中。今年燕京大学校友会正举办母校在成都复校也是梅先生长校五十周年纪念，出版了巨册纪念刊，卷首即是梅先生所撰复校经过的长文，我语及此，梅先生与梅师母均嘱告：问候同学们。

当年有梅氏三杰之说。长贻琦先生，长期为清华大学校长；次贻宝先生，清华学堂毕业留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哲学家，尤以墨子研究著名，曾继钱宾四先生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后执教美国各大学；幼贻璠先生，全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有著作行于世。长幼梅先生均作古，贻宝先生体健如昔，期颐之寿，学生所期，谨为祝。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

（原载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