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动笔前想想如何？》（《文汇读书周报》，第五四四号），提出编辑改稿之前，先要想想，勿将正确的改成错误的，勿将本来通顺的语句改得不通顺，其说自然正确，无论作者与编辑，都会赞成。至于张先生因而提出“许退而不许改”，他已说明，这只是他自订的原则，不能以此约束编辑和其他作者。且他也以多年编辑的经历，说明曾“不少动笔改别人文章”。可见，编辑总是要改稿的，要在改得对与不对耳。
我也曾多年做编辑，多年写文章，改别人的稿，被别人改稿。改别人的稿，不敢说都改得对，在可改与不可改之间（指文字），难保亦加改动，这是大可不必的。但我改稿有一条原则，文章的观点绝不改，不能出以己意，如认为观点不符，那就退稿。这一条是符合张先生作为作者一面对编辑的要求的。至于被别人改稿，文字被改得不通，诚然恼火，最不堪者，是改变、歪曲或删却我的观点。我这个人，本无涵养，每逢此类事发生，真忍不住火冒三丈了。
举两件近例。一篇文章，我说从总体言，日本民族和国家，对于发动侵华战争没有觉悟，因而谈不上吸取教训，所以多年来有诸如修改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问题等等，也就不奇怪。编辑是熟人，打电话要我改，我不同意。电话中说之至再，并举编辑之难以诉。我当时没有要求退稿，以为对熟人不好如此绝情。文章刊出，这句话被加了几个限制词，文意之不通，且不说了，而歪曲了我的原意，则令人火冒。以致有一位朋友看了这段话挖苦我说：“看你这个提法，我以为你是想要访问日本。”他自然是极而言之，然使人误解则一。
另一例也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发生在另一家报纸。文章说法有与上篇相同者，不同的是，说了日本之所以不认账，无觉悟，我们对日本多年的过于宽大有以致之。约稿的编辑向未谋面，文发后，这位编辑电话说，他以为这个说法是对的，他的上级亦以为然，但这位上级怕出毛病。后来，这位上级和我通话，亦如此说，建议我把这几句话改一改，我表示：不改，请退稿。退稿不允，我说：“那就删去五个字的一句形容语。”其实，这五个字删与不删关系不大。文章刊出，这五个字也没有删。
举后一例，不是述说我“胜利的记录”，编辑有其苦，火烛小心之情可以理解。然，编辑而无一点昂扬之气，难矣哉。
我的意思是，编辑无权改动文章的观点，文章不合编辑的观点，则退。问题难在于其实编辑往往对文章的观点并无不同，甚或是一致，然不符于某种意图，那么，编辑就须要一点勇气，如果这点勇气也不要了，那就忍痛“割爱”，退稿，不应以某种意图强加于作者。
说到这里，提出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即文责自负也。此话多年未见有人说起，但未见得作者甚或编辑心中就无此想。但一经提出，必遭责难，可以想见。这样一来，岂不是有点自由化了吗？这也不然。所谓自由化，应该有个界定。文章所写对某一事物的具体观点，学术上的观点，与大政方针上的自由化，绝然二事，不必怕，也无可能由前者而导致后者。火烛小心，有时无可深责，甚或不能不小心，然过分的小心，则造成琐琐屑屑全然相同，“同而不和”，小人也。小人之文，还写它干什么，看它干什么？
除了观点，编辑不但有权改稿，且必须改稿，不改稿的编辑不应有，也不能有。文字错误者改为无误，文句不通者改为通顺，文字欠佳者改为佳；上焉者，画龙点睛，点铁成金，使文字成佳妙，编辑之任大矣。也举一例，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章太炎对俞曲园、周作人对章太炎“谢本师”故事，文末引庄子“寿则多辱”以质疑，原题很平常，叫《关于“谢本师”》。《读书》杂志编辑易题为《寿则多辱？》。一题之改，顿为生色。我至今佩服和感谢这位编辑。
张先生所举文章改坏改错的十例，自然是编辑水平问题，这其中还有一个敬业精神的前提。此事极为重要，非只编辑，今之各行各业，于此皆待大为提倡。
我提出文责自负，明知其戛戛乎难哉，一遇不合，被打屁股的，恐怕免不了编辑在内，甚至报纸主管也在内。我只是希望，只打作者屁股，不要株连编辑和报社。这当然也恐怕是空话，那就权当闲话一通而已。
一九九五年八月四日
（原载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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