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和作者

不久前，先后得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两本赠书。一本是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本是陈从周的《梓室馀墨》。前者是中国考古学术著作，后者是学术札记。两书皆佳构，而装帧之美，印刷之精，真是上乘之上乘，尤令人不忍释手。可以看出，编辑对这两本书确是匠心独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前辈，在这本书里，以他自己身所参与的多年考古发掘，对于中国文明起源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破陈说，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见新解，真所谓发千古之覆了。如所谓奴隶社会问题，对于这个据“本本”争论多年的老账，苏先生以地下发掘为据，一言而决。其尤精辟者，苏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不同源，并非是历史相承的。所谓汉族中心、王朝中心、文化中心之说，以考古所见，皆不能成立。正因为苏先生以实物发掘为据，其说便信而有征。几十年前安阳殷墟的发掘，提前了中国的信史，解决了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苏先生此著，以考古为据，同样重要。

苏先生之作，应属考古学的通俗讲解，尽管对于书中的考古论证，读来仍嫌专门，不一定全能理解，然于其论证之有据，叙事之循实，结论之所由，不能不信服。这些论证，这些结论，于考古学界或为通识，然于学术其他各界，于一般读者，则为新知。此书之可贵在此。

陈从周先生是通人，专业是中国古建筑学，而文史皆通，博闻强识，读书既广，见识弥高，文字亦精。这本札记，既有乾嘉朴学的精密考证，又能据而发挥，笔之所至，涉及文史广泛领域。读之，既得专门知识，复兼得赏美文之至乐，怡然随所写而神驰心游，得大享受。

写这篇短文，不是为介绍这两本书，所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编辑和作者，两者的关系以及编辑的作用。

一般说，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似乎止于稿件交往。一个伸手去取（稿），一个出手去交（稿）。稍上者，是编辑约稿，或称组稿，了解本门学术有些什么作者，某位作者正在写什么，或可写什么，便上门相约。作者了解编辑之意图，就自己专业为之写稿。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得好稿，出佳作，但未必能期以必然。五十余年前，听叶圣陶先生讲旧事，说是茅盾的第一篇小说是他编辑发表的，当时署名“矛盾”，经叶圣老易为“茅盾”，从此沿用此名。叶圣老的第一篇小说，则是茅盾所编辑发表。听此文坛轶事，当时觉得有趣，此后，我做了多年编辑，有时也是作者，不免和编辑打交道，回味叶圣老之言，方感编辑和作者应是朋友的关系，两人坐而论道，一些作品当可由论道中产生，两人同是这部作品的劳动者。

这种状况，已为多年的事实所证实。但是，有时也并不就体现了对这种共同劳动关系的认识。一九六二年，罗竹风先生著名的《杂家》之叹，就是一例。罗老文中所言，所发议论是和友人对谈之言。这位对谈者，据所知，乃蒯斯壎（即蒯世勋）先生，当时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一个出版局长，一个出版社长，其所倾谈，确实代表了编辑的看法。文刊后姚文元横加挞伐，引来出版界纷纷议论，来稿斥姚者以出版部门编辑为多，亦可证明《杂家》说出了编辑要说的话。《杂家》广文先生之叹，对编辑待遇的自嘲，均符事实。如果搁置客观情况不论，把一部作品的出版，当作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劳动结晶，或可消减和淡然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这些年来，出版繁荣，佳作累累，体现了编辑的可贵努力和敬业精神，编辑和作者合作良好。但并不就完全没有问题。丢失作者稿子自然是个别现象，伙同炒作，欺世盗名的现象，也不是常有；如按编辑和作者应成朋友、相与论道的关系去看，则尚有未足。常见的现象是：约稿时书信频频，电话不断，稿件到手，往往成了作者一头热，去信无复者有之，稿件到后长期不看者亦有之。这种现象，已是起码的敬业精神亦阙如了。

回头看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梓室馀墨》的例子令人兴叹。苏秉琦先生初无意于写这本书，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一是有学，二是知苏先生之学，三是知此事之重要，再三请苏先生写。及后，他们把苏先生请到深圳安住下来，由苏先生口述，记录成书，一共在深圳住两个月，成此一册。我多次听香港商务的朋友谈这件事，也听他们谈这本书的价值。及得是书，首为装帧、印刷之佳所夺，读后感到他们费大力去出版这部书真是值得。

至于陈从周先生，和香港商务有多年的关系，他们对陈老无限敬重，自陈老病后，他们的负责人每来上海，必登门问疾。出版《梓室馀墨》是香港商务多年的心愿，香港商务负责人陈万雄兄，不只一次对我谈这件事，说是定要不惜代价把这部可能是陈老的绝响出版好，让陈老安心。书出，万雄来上海，亲自送书上门给陈老，陈老虽不能语，其高兴之情，来人也能感到。编辑和作者之间这种感情，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因而可珍可嘉。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