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闲讲学会东山

冯会明

位于鄱阳湖平原的余干县，不仅是“梦里水乡”，更有“理学名区”的雅誉。北宋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所描绘的繁盛情景，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好一个江南甲天下，饶州甲江南！在经济发达的同时，余干县还形成了重视文教的社会风气。“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明代更有“人文之盛甲江南”的美誉。

赵汝愚的东山书院为余干文风文脉的培育，可谓功不可没，而东山书院又与理学大师朱熹的过化密不可分，东山书院也见证了赵汝愚与朱熹的深厚情谊！

东山书院位于余干县城冠山羊角峰，南宋淳熙五年（1178），由赵汝愚与从弟赵汝靓创建，赵汝愚号东山，故名为东山书院。书院建成后，因赵汝愚与理学大师朱熹关系密切，情谊深厚，于是赵汝愚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见书院四面山水清幽，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实乃理想的“燕闲讲学之地”，便慨然应允，并挥笔题写了“云风堂”三字的匾额，挂于书院的中堂。赵汝靓及赵汝愚长子赵崇宪、第五子赵崇度都拜朱熹为师，受学于此。

东山书院的创始人赵汝愚是南宋孝、光、宁宗三朝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两宋唯一的宗室宰相。宋代善处宗室，“睦好懿亲，没有宗室之祸”是宋代“善政”之一。为防范宗室干政，宋太祖定下了“不以宗室为相”的“祖训”。但赵汝愚是唯一的例外，他在光宗传位于宁宗的“绍熙内禅”中，定策扶危，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顺利交接，他因定策之功拜为右相，成为两宋唯一的宗室宰相。

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号东山，祖籍浙江嘉兴，是宋太宗八世孙。祖父赵不求监余干酒税，始居余干县城。他少有大志，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常说：“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26岁时，考中进士第一名，成为宗室状元。

赵汝愚两次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时，与朱熹相识相知，朱熹成了他为政福建最重要的智囊，赵汝愚也成为朱熹要找的坚强的政治靠山。

绍熙五年（1194），孝宗病世后，光宗公然拒绝出面主持父亲的丧礼，致使国丧无人！在这危急关头，赵汝愚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从赵宋家族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由韩侂胄入宫，请高宗吴皇后即太皇太后作主，让光宗内禅，拥光宗第二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是为宁宗。从而成功地实行了皇位的交接，史称“绍熙内禅”。

赵汝愚也因为定策之功，在宁宗即位后升为枢密使，一个月后又升为右丞相。他以宗室和执政的双重身份主持全局，并举荐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宁宗侍讲。

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领袖，他虽“本无宦情”，但“时时有济时及物之心”，有得君行道的理想。赵汝愚开启的新局面令朱熹兴奋不已，他当时正在知潭州的任上，接到诏命，不及推辞就欣然上路。“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可见朱熹当时迫切与兴奋的心情，显示了他对得君行道的极度热心。由于赵汝愚的举荐，朱熹终得以帝王师的身份立于朝廷，进入中枢，实现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光辉的46天。

朱熹入朝后，感激赵汝愚的引荐，成为赵汝愚有力的政治同盟军，在很多事情上同声呼应，互相唱和。

但高处不胜寒，仅仅46天，因卷入赵汝愚与韩侂胄的权力之争。在韩侂胄的谗言下，宁宗罢免了朱熹的侍讲之职，朱熹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宣告破灭！

韩侂胄为谋除赵汝愚的相位，在庆元元年（1195），接受京镗的建议：“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无遗”，决定在赵汝愚是同姓宰相上大做文章。“汝愚以同姓居相位，本非祖宗典故，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事功自恣。”以赵汝愚宗室为相，破坏了“祖宗不用宗室为相”的祖训，违背了祖宗规定，赵汝愚被罢相。又以“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将之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湖南永州。在途经衡州今衡阳时，指使衡州太守钱鹜对他百般刁难侮辱，气得汝愚饮食不进，忧愤成疾，庆元二年（1196）正月二十日，暴卒于衡州，时年57岁。一个孤忠之臣，含冤而逝。直到1208年韩侂胄被诛后，朝廷才为汝愚平反昭雪，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时，又追封福王。

当时韩侂胄为进一步排斥异己，掀起“庆元党禁”，将道学定为伪学。朱熹及其弟子遭受沉重打击，步入一生当中最困厄的岁月，度过了凄凉的晚年。

赵汝愚之子赵崇宪扶柩归葬余干故里，当时已罢归福建崇安的朱熹听到讣告后，不顾“伪学党禁”之祸，不顾身体疾病，先往寒泉哭吊，又到赵汝愚女婿家祭奠，作文恸哭说：“夫何不幸，乃困烦言。适此退闲，忽闯远役。……何悟反复，接踵言归，我罪未论，公行先迈!”并写下《祭赵丞相文》：“惟公天赋中和家传忠孝，爱君忧国，恳恳不忘，进秉机枢，适逢变故，禀承慈训援立圣明，计定一时，功垂万世。”对赵汝愚这位挚友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此后来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六大罪状中，第五大罪即为“哭吊汝愚”。

赵汝愚含冤去世后，时人都把他比为屈原。朱熹为纪念赵汝愚，注《楚辞》，表达自己的哀思，把他对赵汝愚的知遇之情，融注在屈原形象的塑造中。“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赵汝谈《挽赵忠定》也说：“空令考亭老，垂百注离骚。”在朱熹去世前最艰难的时期，《楚辞集注后语辩证》成为他的绝笔。

朱熹讲学东山书院，余干及周边学子纷纷前来问学。在东山书院的西峰有一天然水池，池水渗自山崖，久旱不绝，冬夏不涸，名为“龙池”。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期间，经常临池洗砚，并取池水磨墨作书。朱熹走后，学子们争相效仿，日久天长，竟然把一天然池水染黑，故后人称为“墨池”。墨池旁有碑，曰“朱子注《离骚》处”，至今遗迹尚存。每当皓月当空，俯视池水，似有明月坠池之感，因此“龙池夜月”成为干越八景之一。在墨池旁筑有一亭，供朱熹取水时休息，取名为墨池亭。

赵汝愚去世后，东山书院在元朝被胥吏侵占，鄱阳人李荣庭为使书院不至沦为胥吏之手，变卖家产，以双倍的价钱收回了书院。因此，抗元英雄谢叠山作了《东山书院记》一文，盛赞李荣庭的行为是“使文公之道大明于斯世，笃行、忠定之家学亦不绝矣。”对李荣庭之举大加赞赏。元至正末（1352—1365）书院因兵乱被毁。

明初之际，书院为寺院所占，到弘治二年（1489）由知县沈时按原貌重建。正德四年（1509年），万年人王浩八领导的姚源洞起义军占据余干，东山书院又为乱兵焚毁。正德六年（1511）夏，余干知县徐冠重建书院于中峰，中有书堂5间，堂之东仍建云风堂，南向有祠，西筑讲堂，东西廊为号房，东山书院为之一新。为此，明代大学者提学副使李梦阳著有《东山书院重建记》，对东山书院历史进行了总结回顾。

以后东山书院又经过多次兴废，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县李世仁因书院颓废，捐资倡建，形成较大的规模，当时书院基址东西38丈，南北7丈，有东山书院1座，理学祠3间，云风堂3间，丽泽堂3间，斋房1间，望湖亭1座，在书院门前有石级90余级，在阶下建有“入德之门”牌坊，上书“明体达用”匾和“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的联语悬于书院。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山书院改为余干县高等小学堂，从而结束了东山书院七百多年的历程。解放后，1960年，在东山书院旧址上建成了余干县委招待所。

东山书院建成后，因有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从而使书院文风深厚，培养了大批人才，余干的很多乡贤都出自东山书院。汝愚之子赵崇宪后来官至户部尚书，其从弟赵汝靓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崇宪和崇度在《宋元学案》中都列入晦翁门人，此外曹建、柴元裕、饶鲁等都是受书院熏陶培养的一批理学家。到明代更有理学大师胡居仁和张吉，余干也因此而成为理学名区，有“人文之盛甲江南”之说。

赵汝愚创建东山书院及邀请朱熹讲学，对余干县的教化之功，功不可灭。“东山书院”也与信江书院、鹅湖书院、叠山书院齐名，并称上饶四大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