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新教育

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教育革新运动受到双重阻碍：一方面是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以“法孔孟”为核心、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是德国、日本教育模式的束缚。清朝末年，中国学生主要留学日本，日本的教育体系受德国的深刻影响。日、德教育体系又以欧洲传统教育思想为主导，主张严格的分级、分班、分科教学，强调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学习。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教育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教育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教育在这双重压力下，难以前进。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先进人物如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士深感中国教育体系的落后、僵化，提出积极借鉴各国教育界的改革经验，以改革中国教育。陶行知回国不久，就发表了他留学归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系统介绍了试验主义的历史功绩，并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1920年，陶行知又在《新教育》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系统介绍了以试验主义教育为代表的美国教育改革运动，并将之运用于中国。此后又宣传民主教育和女子教育，将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新风引入中国。

第一，批判中国传统教育。

陶行知回国后，反思中国传统教育，他认为：吾国办学十余年，形式上虽不无可观，而教育进化之根本办法，则无人过问。故拘于古法，而徒仍旧贯者有之；慕于新奇，而专事仪型者有之。“沿袭古法”体现在做事、写文章处处讲求援引前人典故先例。只要有先例，就算是错的，也认为是对的；没有先例，就算是对的，也得不到认可。“专事仪型”则体现在不理解国外教育的思想内涵，盲目学习国外的教育制度，追求形式上相似；学习外国也没有固定的目标导向和对象，时而学德国，时而学日本，时而学法国、美国。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用科学的、试验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来建立中国的教育制度，形成符合中国社会和个人需要的教育方法。至于外国和中国古代的经验，有用则用之，无用则坚决摒弃之。

陶行知还用从杜威处学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针砭中国的旧教育，提出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改造旧教育。旧教育在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上“沿袭陈法”，食古不化，拒接新知，故应该以实验精神养成其自得（自学）的能力。能自得，就能发明，能发明，教育则自然能够更新。旧教育“仪型他国”，不管他国情况是否与中国相似，盲目学习，故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仔细辨别，审慎取舍。总之，他认为实验主义是中国教育破旧立新的最佳工具，“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实验之用，岂不大哉！推类至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皆实验之责任也”。同时他还认为，近代以来科学发展、教育进步都是受实验主义的积极影响所致。

陶行知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教育改革的最根本点在于共和民主教育的日益壮大，并取代以军国民教育和阶级教育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其中，德国的教育改革最有说服力。德国曾盛行传统教育，但自马克思主义在德国传播以来，德国的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组织、教员、课程以及社会教育诸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把军国民教育和阶级教育制度的旧传统涤荡无余。因此，陶行知也希望这股教育改革的“狂风”能吹到中国，将照搬德国、日本模式的中国教育制度也“拔得干干净净”，继而在中国建立起平民主义教育制度。

第二，宣传实验主义教育。

陶行知认为，科学的实验方法应该是：设统系，立方法，举凡欲格之物，尽纳之于规范之中。远者近之，微者大之，繁者简之，杂者纯之，合者析之，分者通之，多方以试之，屡试以验之。更较其异同，审其消长，观其动静，察其变化，然后因果可明而理可穷也。所以，“试验虽不必皆有发明，然发明必资乎试验”。举凡学术的进步、知识的更新、理论的发衍，无不需要贯彻试验精神，采用试验方法。依据进化论，教育也当是处于不断进化中，若求其进步，亦无不从“试验”二字得来。因为“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

陶行知还对怎么建设“试验的教育”提出四种办法。

首先，要注意发展实验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是一切教育的根据。教育要发展，必须在心理学上注重实验。当时中国各级师范学校所教的心理学或偏重于书本知识，或偏重于主观经验，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的仪器设备。因此，要建立实验心理学体系，运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建立可信的心理学。如此，基于心理学的教育学就不会是空中楼阁。

其次，要设立实验的学校。陶行知认为，中国当时的学校办学方式僵化，缺乏变通，更缺乏创新。即便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学校，也仅是为师范学校学生提供了一个实习场地，没有发挥实验教育原理和实行课程、管理、教学、设备等改革的作用。因此，今后师范学校及教育研究机关都应该注重设立实验学校，重视教育实验。

再次，要注重应用统计法。陶行知认为，实验教育强调教育理论的形成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能单凭思辨就可获得，要通过实验的方法来获得，也就是要将无数的教育实验的事实征集起来，分门别类，然后才能从中发现真相，做出相应的判断。这件事情做起来很烦琐，只有掌握了统计方法，才能化繁为简。因此，统计法是辅助实验的一项利器，也是建设新教育的利器，研究教育的个人和机关，都应该注重应用这种方法。

最后，要注重实验的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实验教育的教学法要点在于养成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联想、总括、应用，这种方法过于偏重形式。只有按照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才利于养成学生试验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陶行知认为，前三种方法是针对教育改革者和研究者而言的，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种精神方法，便于创新教育理论。而最后一种方法是针对一般国民，尤其是一般学生而言的，可使一般国民和学生能够随时随地随事去发现和创新。总之，会试验的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都是试验教育所要养成的。

第三，宣传民主教育。

陶行知认为，共和民主精神和谋求共同幸福是新教育的根本目的，共和国领袖和国民都应该由共和教育所培养得来；新学校是培养共和国民的根基的“小共和国”，新学生在此接受有关“人生之道”的训练，同时新教员也要掌握共和精神，这样才能去引导学生学习这种“人生之道”。民主教育既要靠国家层面的共和政治，也要靠学校里的学生自治。

陶行知还认为，传统教育机械僵化，压抑学生个性自由发展，应该用欧美新教育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自由理念来取代；儿童教育必须以儿童的心理需要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教育者必须揣摩儿童的心理，根据儿童的需要，顺导儿童的能力，不能强迫儿童去学其不能或不感兴趣的知识。

第四，倡导女子教育。

中国古代的正规教育体系中没有女子教育，女子教育仍包括在家庭教育中。清朝末年虽然有零星的女子学校出现，但只是个例，女子教育发展仍严重滞后、缓慢。北洋政府成立后，女子教育也缺乏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为此，陶行知提出，女子教育有助于女子独立成人，实现个人发展；女子教育的发展对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有重要意义；只有改造和提高占国民半数的女子的素质，才能使她们和男人共同承担责任，造就强盛的国力；良好的女子教育，能培养具有良好的感化性的女人，能融化男子的性情和人格，造就良好的家庭；良好的女子教育可使女子读书明理，有条件照顾儿女的成长，造就良好的子孙教育。

基于以上观点，陶行知开列女子教育问题清单，呼吁人们关注和解决女子教育问题。清单主要认为：

首先，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缓慢，不同省份的发展更是不平衡，应实现各省女子教育的均衡发展，让女子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其次，各级学校女子教育发展不平衡，学校层次越高，受教育女性人数越少，应实现各级教育中女子受教育机会的均等。

再次，女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生活的需要，应改进内容和方法。

然后，女子教育从业人员待遇偏低，应努力实现女校和男校从业人员待遇的均等。

最后，女子教育研究薄弱，要组织女子教育团体，并主动提出负责此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