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高原上待久了并不觉得什么，大家成天在一起也都司空见惯，可是到了北京，和人家一比较，就看出来我们的人个个脸色都黑黑的，而且黑里透红。照着镜子仔细观察，可看出我的面腮，布满网状的血丝，怨不得招待所的同志说我们是高原上下来的一群黑兵。而且说我们这群黑兵都挺讲作风守纪律，不像是文艺单位的人，倒像一支连队。是啊，我们的确也不像住招待所，像是住兵营。因而刚一进住，张政委就召开了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宣布“约法八章”：我们是代表军区来向三总部作汇报演出的，所以我们要体现西藏部队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因此在我们文工团包住的二、三层楼面范围内，都按分队建制三、四个人住一间，不能带家属，就是有夫妻关系的也不能住在一起，一切还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吃饭进饭堂排着队，饭后轮流值班打扫卫生。各房间自己搞内务，房间、楼道总是保持得干干净净，处处学雷锋、做好事，这么一来，很得招待所同志们的好评。
到了北京已脱掉棉军衣和皮帽子、大头鞋，住招待所也不用每天打背包了，所以把个人的被褥和多余的衣物，都集中放到储藏室；大件的乐器和演出物资，均放在大院的汽车库角落里。这样做虽然不太方便，但大家都非常有整体观念，总有那么一股子为西藏部队争光的劲头。别看我们是高原上下来的一群黑兵，正如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一句台词：“黑，怎么样？黑的健康，黑的光荣！”
我们这群黑兵不仅受到招待所的同志好评，上街也受到北京市民的特别关注。郭鸿图同志就遇到这样一桩令人捧腹而又感动的事：他刚到北京，要给家中发封电报，出了招待所的大门，问一位老大爷哪里有邮局？可这位老大爷十分热情，说：“这地方儿邮局不好找，干脆我领你去”，郭鸿图很不好意思地跟着他走，路上老大爷不停地讲着北京话，“同志，您是西藏来的吧，一看您的脸色和这身儿打扮就知道……您在西藏工作可真不简单，这仗打的，可把印度鬼子打趴下啦吧。”到了邮局，老大爷把他领进去，还说：“您发电报在那边儿……您写您的，我在这儿等您，我不看，您是军事机密……”老郭给我们有声有色地描述着，连连称赞北京人真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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