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习小插曲

在回到昌都的一段日子里，我们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训。除了每天两小时的业务基训外，就是排练新节目和进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时事政治学习。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陈永昌同志教我们“新西藏”们学习藏语文。发了一种军绿色的藏语课本，练习写大写的藏文字和学发语音。到处可听到“ga、ka嘎、呃嘎啊ā，迦、恰、卡、呢啊”，还编了顺口溜：“驴叫‘彭古’马叫‘达’，吃饭就叫‘喀拉撒’；谢谢叫声‘吐几气’，请坐说声‘嘘垫甲’。”有一天党、团支部布置下来，要以反右后整改的精神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向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评选先进和记功。不知怎么，在我们乐队却引起了一场关于建立民族乐队与西洋管弦乐队之争。几个搞西洋乐器的同志说管弦乐队是欧洲几百年的经验成果，是世界上乐队发展的方向。郭殿英同志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在会上发言，引经据典，并说“我是一个党员，我敢于坚持这个意见，不怕树立成对立面”。而大部分的同志尤其“老西藏”和领导认为，我们是西藏军区文工团，应该建立一支有部队气派和西藏特点的民族乐队。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曾亲身经历了公安军文工团的乐队民族化改革，当时我们乐队也受其影响，又加上工作环境的要求，形成了人人都是“双抢将”（如我就是既吹西洋乐器长笛又师从天津刘管乐先生学习竹笛，张任吾拉小提琴也兼吹奏笙）。所以，我对这个问题，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走极端，应该从军队文工团的实际出发，走苏军红旗歌舞团的路子，以民族弓弦乐器和弹拨乐器（指西藏民族乐器根卡和扎木念——六弦琴）为基础，若嫌民族管乐器在表现军队气魄方面不足，可加西洋乐器如小号、拉管、黑管、大提琴、弦贝司等等。本来这属于业务和学术问题的讨论、争论，可是没几天，却变成了政治思想问题。在总结会上，孙政委以反对不良倾向斗争为话题，批评了一些现象，并指出了乐队中主张搞西洋管弦乐队的同志是歪风邪气，说：“我们有的党员同志还说‘就是要当这个对立面’，这还像话吗？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虽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批评谁，一时鸦雀无声了。这段小插曲，给乐队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几个主张搞西洋管弦乐队的同志长期有着抵触情绪，张任吾同志的病与此也不无关系。1964年全军文艺会演，我们乐队的小合奏《羊塞拉》获奖，总政文化部长、音乐家李伟同志曾评说我们也是一种“有特色类型的乐队”。我想，如果当初那种热切关心乐队建设的劲头能保持下去，大家齐心合力地搞乐队建设，可能成绩还会更大一些。让人更可惜的是“文革”之后，就连这样一支乐队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