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 “群学社”
1945年 “一二·一”惨案，对于一向以 “学院派”自诩的联大附中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二·一”当天，国民党特务冲进联大附中大院 （当时在钱局街口），把几间教室的桌椅、黑板、玻璃窗砸碎了。同学们面对这片惨景，又听到联大的大哥哥、大姐姐被打被杀的消息，无不义愤填膺。从此，联大附中的同学们打破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沉寂局面，把眼光投向现实社会，参加了全市蓬蓬勃勃的学生运动。
“一二·一”以后，联大附中的新气象之一，就是群众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了。成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社团，是罗广斌等同志发起组织的 “燎原社”（后改名为 “子夜社”），其次就要算 “群学社”了。
“群学社”大约成立于1946年底，最初的社员仅七八人，有段成鹏、杨宣行、许溶、万荣仁、戴汝昌、罗保训、李荣翔和我，还有校外的杨家亮和吴铎。我们当时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出于对现实不满，大家又喜爱文学和社会科学，想组织起来经常谈谈时事和学习心得而已。因此，“群学社”最初只是一个单纯的读书会，但是，我们这几个人比较团结，课外学习也很认真。“群学社”成立后差不多每周都聚会，除讨论时事外，我们先后学习了苏联文学名著 《母亲》、《铁流》、《毁灭》、《一周间》等书，学习了曹伯韩写的几本通俗社会科学小册子和 《大众哲学》，又订阅了 《新华日报》及苏商 “时代出版社”的 《时代日报》，还逐期购买了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 《文萃》、 《时与文》等。大家都认真做读书笔记，写学习心得，讨论会也十分热烈。学习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在政治上我们逐渐倾向于共产党。但当时我们十分幼稚地认为共产党是在延安，却根本想不到我们周围就存在着党的活动。因此，最初我们这几个人都还不可能参加组织，只是自己在摸索着前进。这一点比起“燎原社”来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群学社”还有一个特点是不间断地每半个多月出一次壁报。我们的壁报内容比较充实，谈时事，谈战局，介绍社会科学基本常识，评论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和电影，也批判学校中存在的以查良钊和 “训导处”为核心的反动势力的活动。还出过 《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纪念特刊》。同时，在壁报的形式上我们也力求新颖、美观。我们打破传统地用方格式横格稿纸抄写的办法，而采用像编排报纸那样的拼版方法，版面灵活多样还穿插漫画。对报头也十分讲究，罗庸先生、钱闻先生都给我们书写过报头 “群学”二字，王憨生先生还为我们画过像 《铁流》插图那样精美的报头。因此，“群学壁报”受到同学们的广泛欢迎，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引起了学校反动派当局的注意。有一次 “训导主任”杨××专门找我和段成鹏去 “训导”了一番，被我们顶回去了。他还当场假惺惺地哭起来呢。这件事，我立刻写成杂文 《哭的艺术》登到壁报上，给他一个讽刺。“群学壁报”从1946年底创刊到1947年底被迫停刊，总共出了十五期左右。其质量也随着我们的成长而逐步提高。后期已成为 “民青”组织的一个有力的宣传工具了。
“群学社”成立以后，我们请了敬爱的钱闻先生做指导教师。我们经常向钱闻、吴大年先生请教。他们夫妇俩可以说是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启蒙者。钱闻先生不但给我们分析时事，讲社会科学和文学，而且教我们如何做人，指引我们走正确的道路。特别是经常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做 “书呆子”，不要死读书，要丢掉知识分子 “孤芳自赏”的毛病，要打破小圈子，去和广大群众接近。他又指出 “群学社”不能只是 “学”，而要有更广泛的活动；不能只收男生做社员，也要收女生做社员；不能只和水平高的大同学接近，也要团结年幼的小同学。在钱闻先生的指导下，“群学社”逐步发展了一些社员，像沙毓英、马丕伦、杨月如、李惠姝、杨兆图、夏烨、龚洁芬、陈珠光等同志都陆续参加了 “群学社”。现在回忆起来，钱、吴先生对我们的教导，实际上就是党对我们的关怀和指导。
从1946年底以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随着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的高涨，“群学社”的方向也逐渐明确起来，配合学生运动，特别是直接配合附中学生会进行了一些工作。1947年10月底，“群学社”的两个社员段成鹏和我，以及 “子夜社”的马天禄、席淑筠、陈家驹、孙燕声、杨丽华等同志，还有钱闻先生共八人被伪警备司令部开了黑名单，说我们是 “共党分子”，“勒令”我们去 “登记”，准备 “送返延安”。接着段成鹏被捕入狱。附中的同学投入全市学生反迫害、争人权的战斗。在斗争中，大家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约在1947年底，“群学社”的很多社员先后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 “云南民主青年联盟” （简称“民青”），少数同学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此后 “群学社”真正打破了小圈子，与 “子夜社”、“野草社”、“艺群剧社”等等附中的进步社团组成了 “附中社团联合会”。这样更广泛地团结同学，力量更壮大了。
1948年 “七一五”事件之后，“子夜社”、“群学社”的多数同学或受迫害被关入 “夏令营”，最后被附中 “开除”，或下乡参加武装斗争。“群学社”的活动也就停止了。1948年底以后，附中又成立了 “学习社”等组织，那时我已离开附中，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
从 “子夜社”、“群学社”的活动和成长，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领导附中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看到党对青年学生的关怀和引导。当时我们很多同学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能够为人民事业作出点滴贡献，完全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
写于1982年9月1日 “十二大”隆重开幕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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