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堆里觅趣

曾在一次旧书收藏座谈会上，听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谈到郑振铎，说郑老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其珍爱，常常是一张遗落在角落里的小纸片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捡起来看看有无适用之处。这细微的举动，让我怦然心动。同样，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也是事必躬亲，身体力行。早年在燕大，每逢周日，他总要出门逛街，到宣武门一带的地摊中去寻觅有用资料。一次捡得清宫内务府御膳房档案一札，其中记载了某皇妃死后祭礼时用的菜肴规格，正可给写《清史稿》的张尔田先生作参考，解了他无从考查该皇妃死日之愁。还有一次，顾先生在地摊上意外发现从张之洞家流散出来的一批资料，其中有一封僚属余虎恩给张之洞的禀启，内容与甲午中日战争及吴大澂北征有关，这成了他写作吴大澂年谱的有用史料。上世纪五十年代，获悉从浙江收购来的一批废纸要送造纸厂化纸浆，听说其中有线装书，顾廷龙连夜奔赴现场，并组织人力在废纸堆中连续工作十一天，及时抢救出一大批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本《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记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家谱、方志、账簿、契券、告示等。

老一辈文化人对故纸的敬惜，对历史文献的珍视，听来令后人只有钦佩与折服的份儿。我淘旧书时，也因此留个心眼，在地摊的故纸堆中，看看有否值得收藏，或可供写作的参考资料。有一次，淘得一本民国版孙过庭的《书谱》拓本，价仅八元。可回家一看，我心中窃喜。这本帖中夹了些细长纸片，纸上用毛笔字写得密密麻麻，再仔细一看，写的全是书谱释文。字虽蝇头小楷，却清秀隽永，骨力俊俏。我给书法界的朋友过目，亦赞赏不已。书谱为孙过庭所书，而这一写释文的人却名不见经传，属无名之辈，不知民国期间出自哪位民间书法高手。故纸堆里寻寻觅觅，常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

不时在地摊上看到横开本右边线装的民国私营店家账册。我惊讶于印制的精致与考究。原觉得内容无甚用处，账记得似懂非懂。但这却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原始物价资料。这些账册都是用细洁的淡黄毛边纸印制，套红线条，中间印有“永祥印书馆”、“青云阁”、“宏泰号”等字样，看上去古色古香。经过半个多世纪时光的浸润，已褪了火气，纸质绵软温和，俗称“老纸”。对那些空白的账册，我另有妙用。一张张拆开，正可用毛笔练习着给文朋书友写写回信哪！

时光荏苒。历史的痕迹常常会通过片纸只言渗透出来。曾在地摊捡得一张类似奖状的《识字证书》，上写“学员陈爱秋系浙江诸暨人，现年三十二岁，学完扫除文盲阶段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此证。校长阎利川”。大红圆章为“上海市新成区南京西路第一市民扫盲班”。可以想见，这张《识字证书》颁发的年代为建国初期，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文化程度仍普遍低下，文盲不在少数。那时人民政府号召摘除文盲帽子，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扫盲班便应运而生，而且为数一定不少。

民间遗存下来的文书档案最多的是契约、字据之类，这类字纸有的是财产分割的依据，有的证明产权转让的合理性。其次是各种票据。无论为何，细心的主人都将这些纸片作为凭证保留了下来。尽管纸面上传递出来的信息还十分有限，一张租约、一封便笺、一纸收条，它们是那个年代某种情状的印记，是最鲜活、最显原生态的民间语言。而我从这些已然泛黄陈旧的前朝字纸上，看到的是前人个个如同书法家，不论纸页大小，字数多少，一律用毛笔书就。在潇洒随意中，亦可看出他们一管在手，有着经年累月的功力。可以说，他们大多不是文化人，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职员，甚至店堂里的小伙计，但一手毛笔字令后人仰视倾慕。有时我不为别的，单单看上几个毛笔字就收下了它们。时时默读，似有某种心灵上的契合。几年下来，舍下有点意思的故纸居然积下几十件，有作家手稿、民国老照片、老信封、收据、画片等。闲时把玩，趣味漫溢。

近日逛书店，见有精装本彩印《故纸堆》，皇皇十大册。各类故纸都成了藏品，少说也有二三千种，简直包罗万象。地契、股票、信札、税单、广告，等等，折射出明清以降的社会风貌。我想，这么多的故纸藏品，一个人搜集、保存、整理，得花多少精力财力，得在故纸堆里钻多少个年头啊。这是在传承历史，更是在抢救文化遗产。这些纸片，收藏家可能不屑一顾，公家图书馆又无意收罗，因而极易散失，稍不留心，常常会失之交臂。随着时光的流逝，故纸显得更为稀有珍贵，更需要我们备加关注与爱惜。虽然顾廷龙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我常记起他说过的那些话：我依旧保持“拾破烂”的习惯，不放过任何一个搜集保护文献的机会，希望有生之年继续为传播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代贤人的心声，拳拳之情，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