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报道：“嘉兴南湖之中烟雨楼为禾邑名胜，每逢夏日游人如梭。现该楼因年久失修，坍塌异常。经官府暨士绅发起集资修理，将烟雨楼建造大楼。”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申报》报道：“南湖烟雨楼工竣后，张昌庆知事于昨日（二十二日）在该处设宴邀请省城各机关暨乡县知事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
一九二一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闭幕。当事人之一王会悟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有回忆：“到嘉兴已八点多钟，先到城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叫旅馆账房给雇船。当时准备雇只大的，但他们说要雇大的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大的已没有了，只有中号船了。便雇了一只中号船，船费四元五角，中午饭一桌酒菜三元，连小费共花八支洋。当时把钱付清，并对旅馆账房说，给留两个好的房间，如好玩我们晚上来住宿。九点多钟离开旅馆去南湖。到南湖，部分代表如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来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代表们到船上开会时已快十一点钟了，约开了一个钟头，即在船上吃午饭，酒菜是由船上备的。”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申报》报道：“嘉兴东门外鸳鸯湖中之烟雨楼，为禾中名胜。每逢夏令，各界人士都雇画舫，泛湖纳凉，觞咏度曲，视为乐事。刻下正当盛暑，游湖者已渐众，永明电灯公司为点缀夜景，便利游湖者起见，特于烟雨楼装设电灯数十盏。其电线由水底通过，晚间灯光闪烁，在湖滨远眺，甚为美观。”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申报》报道：“嘉兴学界同人张某、程某等组织之《烟雨楼》旬刊，已筹备就绪。其第一期于二十日出版，内容分文艺、诗词、小说等十余种。”
一九二三年，袁世凯的儿子袁寒云，娶嘉兴于佩文。吴藕汀先生说：“我在刘山农那里也见到过袁寒云、于佩文的合影，有袁寒云题‘双文并影’四字。我见过袁寒云来嘉兴拍曲。”袁寒云题有烟雨楼联：十顷湖天，鸳鸯何处？一楼烟雨，杨柳当年。
一九二七年，烟雨楼围墙涂成灰色，嫌红色有封建色彩。两年后，名胜管委会成立，始有恢复红色。
一九三五年，七十四岁的陶葆廉编成《鸳鸯湖小志》，其中“丛谈”中收录明朝张岱写的《烟雨楼》，并删去张岱原文的最后八个字：“习俗之恶，愈出愈奇。”“丛谈”还记录一则乾隆到烟雨楼的传闻：“故老相传，清乾隆南巡驻跸烟雨楼时，四周环水皆缠铁网，网上系警铃，以防刺客，侍卫彻夜环守堤上。一夕，警铃铿然作响。侍卫出弹丸遥掷之。翌晨，水面浮起一大鱼。”
一九三六年七夕，吴梅来嘉兴拍曲。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日之叙，由上海啸社发起，而禾中怡情社遂应之，合两省人才，同日奏艺，自民国以来，尚是第一次也。十时至嘉，以渡船至烟雨楼。楼四面皆水，旷望爽胸，新修才五年。奏曲在楼下，尽一日一夜，共唱曲四十四折，曲毕，天大明矣。……余仅作《重圆》中同唱，及《仙圆》中张果老而已。怡情社曲主为蒋抚青及王怡善，先定一画舫，为曲友休憩地。舫颇大，可容两席。道和曲友姚桐孙，本怡情社中人，因午餐不佳，特嘱舫中人治菜，专召苏人聚餐，各费两元。菜绝佳，尤以蟹粉鳗鱼为最。南湖船娘，著名天下。每年七夕，通宵游湖，近有名沈寒蕊者，群推南湖王，色亦可看。侣英抬之。沿回芦渚，剥莲实菱角颉颃，喁喁细语，可与扬州瘦西湖并称。公可入夜，包寒蕊彻晓，当别有境地。余急欲睡，不能从也。……褚民谊携徐炎炎、张善芗至，歌《刀会》、《训子》二折，旋匆匆去。新闻记者寻踪至，谈笑移时，于是望晨各小报，皆载褚氏如何如何，而啸社、怡情社事，一字不提，若忘却今日有大会者，吁可异矣。”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褚辅成、沈钧儒至烟雨楼出席县商会聚餐并摄影留念。褚辅成挥毫题写了“分烟话雨”。“分烟”是分开灶头烧饭的意思。“分烟话雨”，虽然分灶吃饭，仍然是朋友。
一九四六年，农历六月廿四，俗称“荷花生日”。暨大文学院长张凤博士、诗人易君左等登烟雨楼。张凤在烟雨楼说：“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对‘三塔寺前三个塔，塔！塔！塔！’的下联，始终不能对上。”他开玩笑说：“假定五台山不是五座山峰，而是五个石台，那我添上一句就可以对上了：三塔寺前三个塔，一塔不坏，塔！塔！塔！五台山上五个台，二台已倒，台！台！台！”易君左赠给他的学生、词人、当时的嘉兴县长胡云翼一联曰：“楼头烟雨，栏外波光，看莽莽苍苍，离不开诗人意境；湖畔甘棠，宅前杨柳，任众生芸芸总总，最难忘贤令声名。”
一九五五年，巴金、黄裳等来嘉兴烟雨楼。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嘉兴说：“一九五五年，我十岁。我与父亲跟黄裳先生等一起到过嘉兴，到过烟雨楼，当时黄裳夫人正在嘉兴读书。”巴金的弟弟李济生说：“巴金每次回四川老家过年，年三十晚饭我们家总有一道叫‘烟雨楼’的菜，大家只用筷子戳戳，不吃。‘烟雨楼’就是冰糖肘子。”
（原载《嘉兴日报》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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