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剥削和压迫的加重
进入理宗朝以后，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生活越来越痛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赋税苛重，民不聊生。
南宋后期，苛捐杂税越来越严重，民众则越来越穷，时人遂有“民穷似虮，赋毒于蛇”[291]的比喻。赋税名目之多，连当时的士大夫也说不清楚。早在宁宗朝时，官员蔡戡曾作过较为全面的概括，他说:
二税，古也。今二税之内有所谓暗耗，有所谓漕计，有所谓州用，有所谓斛面。二税之外，有所谓和买，有所谓折帛，有所谓义仓，有所谓役钱，有所谓身丁布子钱，此上下之通知也。于二者之中，又有折变，又有水脚，又有糜费。有来年而预借者，有重价而折钱者。其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然犹未也。有所谓月桩，有所谓盐产，有所谓茶租，有所谓上供银，有所谓干酒钱，有所谓醋息钱，又有所谓科罚钱。其色不一，其名不同，各随所在有之，不能尽举。[292]
到了理宗朝，上述苛捐杂税更加繁重，仅从二税、和籴与榷盐三个方面来看，就可见其一斑。
二税正税额，在整个南宋似乎始终没有变化，但是若加上各种附加税，实际上却是成倍地增加，特别是所谓“预借”，成了“凿空取办”的一个典型。淳祐八年(1248)，据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称，当时对二税的预借是“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293]。再一个就是作为二税附加税的斛面大幅度增加，如两浙、湖南、福建等州郡，一石苗米，所收斛面多的达到一石五六斗，少的也要一石一二斗，都超过了正税。如果民户不纳苗米，可以折钱，最高的一石要折二十千，竟然超过正常粮价的六倍以上。对于这种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宰臣吴潜也认为“是曾五代不若也”。[294]
和籴作为一种变相赋税，从南宋立国时候起，就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一大负担。到理宗朝时，由于“土地日蹙，赋入日少，恃和籴以足糗粮，倚造楮以为泉货”[295]。农民一年所获粮食，和籴已占了“什六七之取”[296]。而籴本似有若无，甚至抑配摊派，形同强取白拿。如开庆元年(1259)，仅两浙、两淮、江东、湖南的部分州县就籴米五百六十万石，“并视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籴，以供军饷”[297]。即使些许官会，也往往不能拿到农民手中。宝祐元年(1253)，据四川宣抚使李曾伯奏称:四川“秋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贯文，以京券(东南会子)价揆之，才比十八界五百文，仅是铜钱一百文足耳。”如果这些钱尽给农民，不过“止得偿时价之十一”。可是还要扣去“斛面“，再“减克于吏手”，最后能到农民手中的钱已所剩无几，“但白输耳”。[298]
榷盐是南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些地方，因赋税不足，“悉取办于卖盐”。可是到南宋后期，国家无力全部收购亭户所生产的正盐，于是多余的正盐和锅户(不受政府控制的散居盐民)生产的浮盐都一起成了私盐，造成国家盐课收入的下降。宋廷为挽救这一局面，一方面提高盐的价格，并严禁私贩，另一方面推行科盐，即向民户硬性摊派榷盐数量，这样既加重了一般民户的负担，又激化了与私盐贩子的矛盾，“其害有不可胜言者”。[299]
造成赋税苛重的原因，一是官吏冗滥，使国家负担大为增加，二是理宗对宗室、后宫和官员的赏赐无度，营建各种园苑、道观和寺院的费用，再加上供自己挥霍的各种糜费，使冗费比以往显著增加，三是军队人数膨胀，军费负担急剧增加。在上述三冗的支出中，又以军费的支出最为浩大。理宗朝后期，随着宋、蒙战争的爆发和规模的扩大，养兵人数不断增加，“内而三衙，外而江上，远而蜀口，连营列灶，数夥于昔。而又创游击，增忠义，招刺北人，请益不已”[300]。这样势必大幅度增加军费的支出。在平常年份，南宋的军费支出已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八九[301]，如果遇到战争年份，支出就更多。如开庆元年(1259)，仅作为犒师费用，先后从内库支出就达缗钱二千二百万、银十一万两、帛十一万匹[302]。再加上常年的养兵费用，全年军费支出超过了国家当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南宋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其办法之一就是大大地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
第二，楮币大幅贬值，对百姓巧取豪夺。
前面已经说过，理宗亲政之初，对楮币的发行曾作过一些整顿和限制，但没有多少时间，在“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蠧耗不止”的情况下，朝廷“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而已”[303]。遂使会子的发行犹如脱缰野马失去了控制。以南宋末年发行量最大的最后两界东南会子为例，乾道立界时规定，每界只发行一千万贯。庆元初，又定每界三千万贯为额[304]。虽说“庆元后券日增，开禧所出益夥”，但当时发行的第十一界是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缗，第十二界是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缗，第十三界是五千五百四十八万缗[305]。可是，到理宗前期发行的第十六界，已达到一亿二千九百二十五万缗，端平元年(1234)发行的第十七界，初额即达到一亿三千九百八十六万七千缗[306]，此后不断增印，到淳祐六年(1246)，猛增到四亿二千万缗[307]。第十八界会子发行于嘉熙四年(1240)，初额就达二亿三千万缗，到景定四年(1263)，“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308]。这里虽不知其后来连续增印了多少天，但估计增印的数额一定十分巨大。景定五年，废除十七界会子不用，造“金银现钱关子”(简称”银关”)，以一兑换十八界会子之三，实际上成了十九界会子。[309]
滥发楮币的结果，使会子价格大幅度降低，如第十八界会子刚发行时，一贯就只能兑铜钱二百五十文，而十七界旧会子只能兑铜钱五十文[310]，分别折阅数倍到十余倍不等。到理宗末年，贬值更加厉害，造成“物价培长”，百姓和士兵手中的楮币，几乎成了一堆废纸，“而民始怨”[311]。当时有官员在奏疏中也指出:“今之楮币折阅已甚，以镪计之，不及元俸三分之一，何以养廉?”[312]说明楮币的贬值也影响到官员的生活和吏治。
第三，赃吏横行，百姓含冤受苦。
南宋后期，吏治腐败加深，贪官污吏横行。文臣从宰执到地方官或广受包苴，或横征暴敛，以中饱私囊;武臣或克扣军饷，或吃空额，致成暴富。这类现象已是司空见惯，致使官员胡颖也不无感叹地说:“士大夫据案而坐，执笔而判，某吏盗公家财，某贼窃民家物，轻则断，重则黜，又其甚则杀，一毫不肯少贷。而至于自己，则公然白昼拿攫，如取如携，视官吏略不惭，视法令略不惧。居师帅之位，而乃为盗贼之行。”[313]至于胥吏、弓手也借催科、科买、缉盗、体究公事之名，对农民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所过之处，鸡犬皆空，无异盗贼”[314]。官与吏狼狈为奸，动不动就将农民诬为盗贼，投入监牢，轻则破家，重则丧命。广大农民含冤受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地主、豪强势力也十分猖獗，他们把持公事，武断乡曲，霸占土地，掠人妻女，“不吝钱、会，以结有求之吏”，“不惜宝货，以结无耻之官”[315]对农民进行野蛮的剥削和迫害。地主除了大斗收租以外，还把田赋和其他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并在人身上加以奴役。官府帮助地主逼租，已成为它的一大公务。据官员黄震说，两浙路各州县“帖牒日不下数四，一帖牒动追数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其结果是“但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316]，全被投入监狱。
第四，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失去生计。
理宗朝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据官员孙梦观在奏疏中说:“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大则陵轹州县，小则武断闾阎。”[317]端平元年(1234)六月，枢密院编修官刘克庄对理宗说:“昔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聚象犀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坞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318]南宋前期，大将张俊占田六七十万亩(主要靠军赏所得)，已经十分惊人，现在占田百万亩以上者亦非个别现象。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兼并，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一遇饥馑，富户闭籴，粮价飞涨，原来所建立的义仓等赈济措施，又破坏殆尽，于是大批农民饥饿而死，甚至出现“阖门饥死，相率投江”[319]的悲惨景象。那些富贵之家，则仍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长期出任地方官的黄震对于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也深有感触，他说:“世俗所谓‘赤脚人打鹿，着靴人吃肉’，未足喻其不平也。”[320]
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即使在平常年景，广大农民的生活已过得十分艰辛，理宗朝诗人叶茵的《田父诗》二阕云:
老天应是念农夫，万顷黄云着地铺。有谷未为儿女计，半偿私债半官租。
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儿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留得糠粞便不忧。[321]
同时代另一位诗人刘学箕的《插秧歌》云:
农夫戢戢清波阔，秧稻茸茸森石发。父儿呼唤手拔齐，千把万把根连泥。
四更乘月镯陇陌，晓烟渐散东方白。归来吃得饭一盂，担到田头汗似珠。
蹲身擘丛种入土，不问朝昏与亭午。肌肤剥裂肉起皮，烈日才阴又风雨。
秋收幸值岁稍丰，谷贱无钱私债重。连忙变转了官赋，霜雪冻饿愁穷冬。
吁嗟四民天地间，服田力穑良独艰。寄言安坐西方辈，汝饱不惭吾厚颜。[322]
以上都是农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如果一遇天灾人祸，他们的悲惨境遇就十倍于平时。
第五、农民法律地位下降，对农民政治压迫加强。
南宋佃户在法律上所受的歧视，比北宋严重。北宋时，地主殴佃客至死，根据“嘉祐法”，“听敕裁，取赦原情，初无减等之例”。到元祐五年(1090)七月，诏应刑部奏请，才规定:
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及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本城)。情重者，奏裁。
根据以上法律，地主杀死佃农“不复死矣”。到南宋绍兴初年，地主侵犯佃客再减罪一等，并其同居被殴至死，亦用此法。地主打死佃客，也由过去的“配邻州”改为“止配本城”，“由此人命浸轻，富人敢于专杀”。对此，起居舍人王居正也以为过，他认为执行这样的法律，若“死者有知，沉宽何所赴愬”?为此王居正曾奏请高宗，请求“俾从旧制”，[323]高宗命刑部看详，结果仍无改变。《元典章》卷四二说:“亡宋以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此处所言虽并不完全符合整个南宋的情况，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僻远地区，恐怕也是事实。
于是以农民为主被压迫得走投无路的民众，只得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从而酿成大小不等的民变。一些士大夫对此忧心忡忡。淳祐六年(1246)，殿中侍御史谢方叔告诉理宗说:“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324]这种“不可为之势”，不仅表现为蒙古南侵的严重威胁，也表现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此起彼伏的民变和起义。
二、各种民变的爆发
据前引《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记载，南宋共发生民变二百三十次，其中理宗一朝发生四十一次，平均每年约发生一次，呈现出了新的民变高潮。现将规模较大的民变略述于下。
(一)汀州晏梦彪领导的起义。
福建、江西、广南三路交界地区，土瘠民贫，官吏贪残，地主勾结官府，欺压百姓，大肆兼并土地。绍兴年间的经界，惟闽南汀(福建长汀)、漳(福建漳州)一带，因有何白旗起义，没有实行。孝宗、光宗时代，户部郎中王回、知漳州朱熹曾先后建议经界，结果都因为“豪家大姓不以为便”而罢，因此那里“田税不均”、“产去税存”[325]的情况比别处更加严重。绍定二年(1229)，时任权兵部郎官的李宗勉分析闽中不断发生“寇乱“的原因时指出:“州县之间，聚敛者多，椎剥之风，浸以成习。民生穷踧，怨愤莫伸，啸聚山林，势所必至。”[326]黄榦也说:“闽中之俗……土壤狭隘，故大家寡恩而啬施。米以五六升为斗，每斗不过五六十钱，其或旱及逾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闭仓以侯高价，小民亦群起杀人以取其禾。”[327]
南宋政府硬性摊派榷盐数量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农民负担，也使私盐贩子断绝了生计，成为“致寇之源”。从历史上看，福建、广东等地贩卖私盐一直十分盛行，私盐贩子千百成群，“执持兵器，般贩于漳、泉、潮、梅诸处”。自计口配盐以后，私盐贩子无利可图，因而公开起兵反抗南宋政府。绍定二年(1229)十二月，汀州宁化农民和私盐贩子在晏梦彪领导下举行武装反抗[328]。他们以潭飞磜(音气qì)为根据地，四出掠地。福建路监司派左翼军将邓起领兵前往镇压，在一次黑夜的战斗中邓起被起义军杀死，官军溃散。宋廷命知福州王居安“专任招捕”，王居安募军校刘华、丘锐前往招降，再次遭到失败，迫使这位以镇压民变著称的老手辞职归家。起义军乘胜攻下汀州、南剑州(福建南平)、邵武军(福建邵武)所属各县，并进而发展到泉州的永春、德化和漳州的龙岩、长泰等县。汀州城的士兵也起兵响应。于是环地数百里，皆落入起义军之手，参加反抗斗争的人数发展到上万人。
翌年正月，在王居安、真德秀等人的推荐下，宋廷以正在守丧中的陈起复知南剑州，提举汀州、邵武军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马钤辖，同共措置招捕盗贼兼福建路招捕使，后又兼福建路提点刑狱，前往招捕。[329]
对于这次民变，有人提出当招不当捕。陈以为:“始者贼仅百计，王侍郎(居安)招而不捕，养之至千;程内翰(汶)招而不捕，养之至万。今复养之，将至于无算。”坚决主张镇压。他一面招募当地丁壮为一军，一面请求朝廷派遣淮西兵前来支持。五月，由曾式中率领的淮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间道入汀州。六月，陈韡招募的民兵和淮西兵相配合，对起义军展开反扑，“所至克捷”。十一月，潭飞磜陷落。十二月，民变队伍驻扎在汀州连城的七十二砦皆受招降，官军收复汀州全境，“诛汀州城叛卒”[330]。绍定四年二月，晏梦彪在邵武向南宋政府投降，陈以晏梦彪乃力屈才降，将他杀害，这次规模较大的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时，衢州(今属浙江)也发生了由汪徐、来二领导的民变，民变队伍破常山、开化二县，“势张甚”[331]，陈命淮西将李大声率领七百士兵赶赴浙西，趁着夜色对民变军队进行突然袭击，又镇压了这次民变。
(二)赣州陈三枪领导的起义。
早在绍定元年(1228)前后，在赣州(今属江西)的松梓山就活动着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陈三枪和张魔王(估计这是利用吃菜事魔教来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教主姓张，故称张魔王，实际军事领导人为陈三枪)。在晏梦彪起义失败后不久，陈三枪起义军力量开始壮大，他们“出没江西、广东，所至屠残”。这时，已出任知隆兴府的陈多次派出官吏招降，但都被起义军杀死，于是“决策进讨”。陈一方面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妄杀平民，颇多枉滥”[332]，一方面奏宽十一州上供纲银及免除隆兴府(江西南昌)米纲积欠。他同时认识到，“盗贼起于贪吏”，所以奏劾知赣州姚镛、知兴国军王相两人贪渎之罪，理宗“御笔各降五官安置”[333]，以平民愤。绍定六年十一月，宋廷命陈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军马，不久又兼知赣州，要他全力镇压农民起义。陈派将领刘师直扼守梅州(广东梅县)，齐敏扼守循州(广东龙川)，自己率淮西兵及亲兵进入松梓山围剿。端平元年(1234)正月，陈韡出任江西安抚使，亲督诸将进兵。三月，官军一方面堵截起义军的粮道，另一方面以步兵和骑兵夹击，又放火焚烧松梓山起义军营寨。张魔王自焚牺牲，二千余名起义军战士惨遭杀害，陈三枪也受伤被俘，在隆兴府被杀。起义军在江西、福建、广东三路边境所建立的六十寨，全被官军攻占，坚持七年之久的陈三枪起义失败。陈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淳祐六年(1246)累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但是，此人内战内行，外战却是外行，数年后，蒙军南下，他率军过江抵御，结果遭到惨败，“遂至匹马只轮之不返”。[334]
(三)以饥民为主的各地民变。
理宗朝以饥民为主的民变不断。福建建阳、邵武一带，土瘠民贫，剥削苛重，一遇水旱灾害，“米价几倍常年”，饥民便“相挺为乱”[335]。端平元年(1234)五月，正当南宋两淮驻军集结于泗州(在江苏盱眙西北)一带，准备出兵北上时，在建阳(今属福建)爆发了由数千饥民参加的民变，他们焚劫邵武、麻沙(在福建建阳西)、长平，大有蔓延之势。六月，有官员向理宗提出平定这场民变的对策，以为:
建阳、邵武群盗啸聚，变起于上户闭籴。若专倚兵威，以图殄灭，固无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讲，饥馑所迫，恐人怀等死之心，附之者日众。欲望朝廷厉兵选士，荡定已窃发之寇;发粟振饥，怀来未从贼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贼势自孤，可一举而灭矣。[336]
就是说，要求宋廷在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也要对饥民实施救济，以达到消除民变的目的。两个月以后，这次民变被权邵武军王埜率领的军队所平息。事后，知福州府真德秀上奏朝廷，要求拨平江(江苏苏州)仓米十五万石以赈济福建各地饥民，以防范民变之再起。不过这一奏请的结果如何，却不见史籍记载，估计并未得到朝廷允准。
以饥民为主的民变，并不一定发生在土地贫瘠的地区。端平二年(1235)，位于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十分发达的金坛(今属江苏)、溧阳(今属江苏)两县饥民也聚众起事，后被沿海制置司干官包恢所平息。[337]
嘉熙三年(1239)，两淮大饥，政府失于赈济，饥民无法存活，多渡江剽掠。“其首张世显尤勇悍，拥众三千余人”，直逼宁国府(安徽宁国)城外。知宁国府杜範一面遣人至城外赈济饥民，一面将张世显骗至城内将他杀害。这次民变虽被平息，但杜範以为社会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他还朝后，告诉理宗道:“旱暵荐臻，人无粒食，楮券猥轻，物价腾踊。行都之内，气象萧条，左浙近辅，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闻安辑之政，剽掠成风，已开弄兵之萌，是内忧既迫矣……”[338]道出了南宋后期，百姓愁苦，社会动荡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状。
淳祐十二年(1252)五月，玉山(今属江西)也爆发了饥民起事，参加民变的饥民直逼衢州(今属浙江)城，宋廷急忙发米三万石赈济衢、信(在江西上饶西北)两地的饥民，终于使局势得以缓解。[339]
景定二年(1261)八月，据刘克庄在给理宗“进故事”中指出:“臣闻浙右饥民有聚众借粮者，有持械发窖者，有劫夺军器船者，骎骎至于杀人矣。”[340]“浙右”者，泛指浙西地区，主要指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那里本是南宋的谷仓，可是饥民的反抗斗争正在逐步升级，充分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
此外，在江北、湖南、两广、四川、荆湖等地区也不断爆发以饥民为主的民变。在江西、湖南等地则还有峒民“作过”，参加人数有的发展到四五千人。但峒民起事不像其他起义会进行流动斗争，他们活动的范围多在附近州县，“才有所得，即便归峒，正如鼠状，不敢离穴”[341]，因而对社会的震撼和影响不是很大。
三、南宋民变的特点
综观南宋各种形式的民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民变的次数虽然不少，但力量分散，规模一般不大，大多不以推翻南宋王朝为最终目标，因而很少有设官分职、建立政权的情况出现。
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记载，北宋共发生各种民变二百零三次，较南宋要少二十余次。考虑到北宋土地较南宋为广，国祚也较南宋稍长，因而南宋一朝的民变，实际上较北宋要频繁。但是，从南宋一朝民众反抗斗争的规模来看却比前代要小得多，不仅不能与两汉、隋、唐的农民大起义相比，也比不上北宋前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和后期的方腊起义，并且越到后来，参加人数越少，多的不过上万人，少的只有千、百人。活动范围也不大，多数只限于一州一县之内，个别跨越数路的反抗斗争，多发生在这些路的交界州郡，并且基本上与私盐贩子的活动有关。因此，南宋多数以农民为主的反抗斗争，只能看成是一次次规模不大的民变，谈不上是什么起义。
南宋农民的反抗斗争，除了吃菜事魔教以外，大多数缺乏长期的艰苦准备，更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明确的斗争目标，他们往往倏起倏散，只为生存而奋斗。在众多的民变和起义中，只有锺相、杨么起义建立过农民政权，有自己的年号，并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但这个农民政权尚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阶段，所提口号基本上也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至于其他农民起义和民变，即使队伍聚集到上万人，时间坚持数年之久，也很涣散，所以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起义或民变队伍很容易被瓦解。如淳祐年间(1241—1252)，李芾知德清县(今属浙江)，当地发生民变，“民蜂起附之，至数万人”，可是当李芾所率军队一到，“众立散归”[342]。尤其是因饥饿而引起的民变，如果政府及时发米赈济，或禁止大户闭粜，也能迅速使他们散去。前面说到淳祐十二年五月玉山县发生的民变，就是其中一例。
其次，参加民变的群众十分广泛，斗争形式也十分多样。
由于南宋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广大民众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参加反抗斗争的群众十分广泛，除了农民和士兵以外，还包括了沿海地区的渔民、船夫、盐贩、亭户、茶贩、园户、矿工和手工业者等其他阶层的劳动群众以及少数民族。斗争形式除了武装起义以外，还有众多的民变，如降斗、抗租、逃亡、武装贩私、海上啸聚等形式。
降斗、抗租斗争——南宋租佃关系大发展，无论是分成租还是定额租，都涉及到收租容器——斗的大小问题。绍兴二年(1132)十月，诏应臣僚奏请，今后所有斗、秤、升、尺，皆由文思院制造出卖，“以助经费，私造抵罪”[343]。但事实上后来民间并不执行。地主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转嫁封建政府的赋税负担，多采用大斗收租的办法，因而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缓解农民和地主的矛盾，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一月，应知绍兴府陆之望的请求，南宋政府曾颁布了统一量器的诏令，规定一律用文思院打造的“百合斗”，禁止使用私斗收租，“或有私造升斗增减者”，“杖一百断罪”。这道诏令颁布后，地主们立即以私斗折官斗，向佃户公开加租。绍兴三十二年九月，户部奏称，各地斗之大小，与土地肥瘠、赋之轻重、价之低昂有关，“此经久不可易者也”。今若减其半，“二税、物力、和买、役钱之类如初”，则国家岁入就要减少一半。因而要求“各随乡原元立规则，每斗以百合为之等则”。换言之，如原来每亩作八十合为一斗者，则称作八斗;原来每亩以一百九十合为一斗者，则称作一石九斗，这样就保证了地主的田租和国家的各种苛捐杂税都不受损失，高宗依所奏，“已卖百合斗更不行使”。[344]
由于“百合斗”被废除，允许地主继续使用大斗收租，迫使农民采取抗租斗争相抵制。如湖州(今属浙江)佃农“数十人为朋，私为约，无得输主户租”[345]。南宋中后期，私斗越来越大，据理宗朝吴潜奏称:“朝廷之斛，不过文思(院)所降而已，两淮乃有所谓市斛，或一斛而当文思之三，或一斛而当文思之二，州县散钱不过一斛之价，其量于民则以市斛。”[346]这里虽然是说官府用大斗掠夺百姓，但既为“市斛”，当然一样用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的反抗斗争则随着地主剥削的加重而逐步升级，从要求降斗、抗租发展到举行武装起义。正如牟子才所说:“降斗，小哄也，锄耰棘矜之扰，已遍于畿甸冯翊之邦。盐夫，小衅也，焚荡杀戮之毒，已流于江、闽、湖、湘之地。”[347]意为无论农民的“降斗”斗争，或是盐夫的武装贩运，看起来都是星星之火，但最后会发展成燎原大火。理宗朝德清县佃农的“降斗”斗争，开始参加者不过数十人，最后竟演变成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民变，就是一例。景定元年(1260)，吴县县尉黄震回忆德清农民的这次反抗斗争时，仍然心有余悸地说:“顷岁德清县降斗之事，尝烦官兵，今非昔比，尤当预戒。”[348]
海上啸聚——渔民和船民以捕鱼、运输为生，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辛，因为大都没有土地，官府就向他们征收财产税，“凡日用琐碎，讥察殆尽”，使他们常常处于“怨愤无告”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出来号召，“则强力者皆盗贼，其弱而无能者皆耳目也”。那些失去生计的渔民和船民，占据岛屿，控制海道，袭击商船，破坏漕运，甚至攻打沿海州县，因而被封建政府称作为“海上啸聚”。
南宋渔民和船民的反抗斗争，远比北宋为多，仅绍兴五年(1135)至十五年，东南沿海就先后发生了由朱聪、陈感、郑广、郑庆、刘广、李元、林元、刘宁、刘佛囝、周聪、綦母谨、陈旺、朱明、陈小三等人领导的十余次“海上啸聚”[349]。南宋中后期，渔民和船夫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以福州为例，下属福清县的海口镇、长溪县的黄崎镇，“皆僻在海隅”，原来“人烟繁茂”。可是宁宗朝时，经过“海贼”刘臣兴的焚爇之后，“居人星散，市井萧条”，已今非昔比。同时期，又有“海贼吴郎，啸聚成党”，打得沿海捕盗官司，“莫或遑处”。为此，知福州府赵汝愚向朝廷请求，希望能减轻对沿海居民的剥削，“不令搔扰，庶几海滨细民稍获安业”[350]。至理宗朝，福建地区又有以泉州周旺一等人为首的“海上啸聚”，参加人数达“五百余众”，有船八条，每条皆“高大如山”，“在海洋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擒戳”。绍定五年(1232)，才被官军镇压下去。
南宋后期，温州、台州、庆元(浙江宁波)三郡的渔民和船民，也一直受到朝廷搜括船舶之扰和贪吏盘剥之苦。宝祐五年(1257)七月，据浙东沿海制置大使司给尚书省的札子称:
夫以百姓营生之船，而拘之使从征役，已非人情之所乐。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扰，则民犹未为大害。奈何所在邑宰非贪即昏，受成吏手。各县有所谓海船案者，恣行卖弄，其家地富厚，真有巨艘者，非以赂嘱胥吏隠免，则假借形势之家拘占。惟贫而无力者，则被科调。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风而损失，或以被盗而陷没，或以无力修葺而低沉，或以全身老朽而弊坏，往往不与销籍，岁岁追呼，以致典田卖产，货妻鬻子，以应官司之命。甚则弃捐乡井而逃，自经沟渎而死，其无赖者则流为海寇。[351]
这道《省札》真实地道出了浙东沿海渔民和船民被迫参加“海上啸聚”的原因。
亭户的反抗斗争——宋代称煮盐的民户为亭户，他们立有专门的户籍，官府给煮盐本钱，然后按丁课盐，官价卖纳入官，免除其别的科配和徭役。南宋前期，政府对亭户的盘剥虽然很重，本钱时有拖欠克扣，但尚不至于分文无着。可是到了后期，“贪官成习，风俗大变”，亭户的柴薪工食之价，“十倍畴昔”，而官府用少量毫不值钱的楮币充作买盐钱，实际上亭户“百陌不曾入手”[352]。贪官污吏不仅不给亭户本钱，“反日事鞭挞，倍数取盐，以此亭民不胜其苦”。尤其在饥荒年月，亭户“无所谋食，官吏酷虐如故，于是萌等死之心，所在相挺为盗”[353]。如德祐元年(1275)，在庆元府就爆发了由徐二百九、叶三千四等领导的浙东亭户的反抗斗争，后来南宋政府一方面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招集民变亭户，当面散发旧欠本钱六十一万三千五百余缗，“方得亭户渐次回家”。[354]
坑冶炉户和矿工的反抗斗争——南宋官员把“坑冶炉户之恣横”与“卖私盐之公行”，视为“盗贼终不可弭”的两个重要原因[355]，足见坑冶炉户的反抗斗争是构成南宋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坑冶炉户有大、中、小之分，大的坑冶炉户占极少数，他们把持矿藏，勾结官府，以盘剥矿工致富，属于经济力量强大的大手工业主。小的坑冶炉户占了多数，他们与一般的矿工一样，日夜参加沉重而危险的劳动，“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坑户开矿所得，除了要将十分中的三分交纳官府外，还要纳税钱，“不啻半取”[356]。除此以外，还要“一听官吏掊克”[357]，因而生活非常痛苦。受雇于大坑冶炉户的矿工——冶夫、烹夫，多是流民或逃亡之人，他们要受到官府和手工工场主的双重剥削，处境更加困难，生活更加没有保障。另有一些是逃避官府管辖的私自采矿者，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到官府的镇压。以上这些小的坑冶炉户、矿工和私采者，一旦矿源废绝，矿井倒闭，或拿不到劳动报酬，或遭到官府驱赶，失去了生计时，就被迫起来反抗。另有一些在政府钱监里面劳动的工匠和卒役，也因钱监官吏，对“炉户铸工刊剥殆尽，百端规取，必至充其所欲”[358]，无法生存而逃亡或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此外，还有盐贩、茶贩、园户、名种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
第三，民变大多发生在远离抗金、抗蒙前线，南宋军事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内地。
北宋的民变虽然遍布全国各地，但极大多数发生在长江以北。南宋的民变则刚刚相反，以发生在长江以南特别是两浙、福建、江西和两广居多，发生于长江以北和川陕地区的民变相对要少得多。
形成南宋民变的这些特点，其原因有许多方面。
1.在南宋，前期有金人威胁，后期有蒙(元)入侵，民族矛盾一直非常尖锐，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阶级矛盾的发展。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南宋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虽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但并不希望因此而严重削弱南宋政府抵御外侮的力量。这不仅表现在每次民变发生时，四周起来响应的地区和人数都有限，也表现在几乎所有的民变军队都没有采用投靠金人和蒙(元)的办法来壮大自己的势力。
2.为了防止金和蒙(元)的入侵，南宋政府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到了两淮、荆襄和川陕前线，内地兵力相对显得薄弱。另外，内地州郡为节省养兵费用，所招士兵也往往不足额，这样便使民变容易在那里发生。
南宋政府受财力所限，总兵力最多时为七十余万人，只相当于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的一半左右[359]。在这七十余万士兵中，据时任权兵部尚书、荆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说，由于老弱等原因，还得“十分汰二”[360]。可是南宋长期面临的侵略威胁比北宋严重，战线也比北宋长，军事力量上的捉襟见肘，使南宋朝廷不得不将重兵屯驻于川陕、京湖和两淮，这样便造成江南特别是福建、江西、湖南、两广地区兵力的空虚。有些州郡的土军、弓手虽不少，还有受地方政府招募而来的土豪、义丁、峒丁等人，“又皆乌合，未必可用”[361]。绍定四年(1231)，有臣僚言:
州郡有禁卒，有壮城，有厢军，有土兵，一州之财自足以给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虚，月招岁补，悉成文具。盖州郡吝养兵之费，所招无二三，逃亡已六七。[362]
州郡兵力如此空虚，便给那里的民众从事反抗斗争以可乘之机。如绍定二年(1229)冬，晏梦彪在汀州发动起义时，南宋政府在汀州、邵武一带的全部军事力量尚不满三百人，而且都是一些老弱残兵，根本无力对付起义军。近半年后，宋廷才从淮西前线调集来三千余精兵抵汀州进行镇压，而此时起义军已从“仅百计”扩大到一万余人。由此可见，南宋内地民变频繁，固然与剥削的残酷有关，也与内地军事镇压力量相对薄弱有关。
3.实行“招安”和荒年招兵的政策，对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宋朝廷鉴于自己军事力量的不足，众多士大夫确实也认识到官逼民反的现实，因而对民变和起义改变了过去以军事围剿为主，以“招安”为辅的对策，而把主要力量放在招降上。所以宋廷派往镇压民变的长官一般都加以“招捕使”一职，将“招安”放在首位，招降不成，才出兵镇压。
“招安”中首先是收买民变首领，授予他们官职。如在绍兴六年(1136)就有“海贼”郑庆、郑广等十九人被宋廷招降，“授官有差”[363]。因为南宋“寇贼”首领接受“招安”而做官的情况相当普遍，因此当时就有“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364]等俚语。前面提到的郑广，受“招安”后一直遭到同僚歧视，一天清晨他入长官衙门等候参见，一群官员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做诗的事，他也给大家吟了一首自己所作的打油诗，诗云:“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那些自命清高的官员，实际上却贪赃枉法，与做贼并无两样。众人听后，“满坐惭噱”[365]。
招安的另一手法是招刺民变和起义人员，将他们收编为官军。北宋初年，太祖曾经说过:“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366]这实际上是当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民众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即将或开始兴起之际，政府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将那些有可能成为反抗斗争的力量，通过招刺成为官军，反过来转化成镇压民众反抗的力量。这一招可谓非常高明，也十分阴险。如开庆元年(1259)，江北射阳湖地区发生以饥民为主的民变，两淮制置使、知扬州杜庶“遣将招刺，得丁壮万余”[367]。后来杜庶只杀死了为首者数人，就将这场大规模的民变平息。上述“招安”政策对于那些斗争意志不够坚定的起义军首领和士兵来说，可谓非常奏效。南宋大多数民变和起义因此被分化、瓦解，有的起义军首领和士兵在被官府诱降后遭到杀害。
4.理学的传播，在思想上对人们的反抗斗争起到了严重的束缚作用。
程朱理学从孝宗朝起就已成为宋学中的一门显学，到理宗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理学思想更是弥漫朝野，其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套封建伦理纲常，从士大夫传播到民间，成了劳动人民的精神桎梏，从而严重地束缚了他们反抗斗争的思想意识。在南宋民变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民变首领和军队易于接受“招安”，而没有能建立起自己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正如本书前面所指出，南宋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民变队伍中也不乏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和邪教分子。那么在形形色色遭到官府镇压的人群中，这些人占了多大比例呢?黄震以为:“今世之用刑比汉、唐为轻，今世之民自得罪者无几，而坐茶盐榷酤、田役税赋者十六七。”[368]黄震既生活于南宋后期，又长期在地方为官，因此他的话是可信的，他认为当时“自得罪者无几”，大多数人是官逼民反，才被迫走上反抗斗争道路的。
【注释】
[1]《齐东野语》卷一四《巴陵本末》，第252页。
[2]《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元年丙子条，第2134页。
[3]《齐东野语》卷一四《巴陵本末》，第253页。按:秦天锡原作余天锡，据《宋史》余天锡本传记载，史弥远的家庭教师余天锡已于嘉定十六年举进士，监慈利县税籍田令，与秦天锡当非同一个人。今据《宋史·理宗一》、《宋史·宗室三》及《宋史全文》卷三一所载，改作秦天锡。
[4]《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二年二月辛卯条、五月戊寅条，第2144至2147页。
[5]按:嘉熙四年，知宁国府杜範在给理宗的奏疏中说:“盖自曩者权相阳进妾妇之小忠，阴窃君人之大柄，以声色玩好，内蛊陛下之心术，而废置生杀，一切惟其意之所欲为，以致纪纲陵夷，风俗颓靡，军政不修而边备废缺……”(《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4页)。
[6]《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第12417页。
[7]《宋史》卷四六五《外戚下·杨次山传》，第13596页。
[8]《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786页。
[9]《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真德秀传》，第12961页。
[10]《宋史》卷四○九《张忠恕传》，第12329至12330页。
[11]胡知柔编:《象台首末》卷二《(胡梦昱)行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宋史》卷四五五《忠义十·邓若水传》，第13379至13380页。
[13]《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二年二月辛卯条，第2144页。
[14]《鹤林玉露》乙编卷四《诗祸》，第188页;方回:《瀛奎律髓》卷二○《落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宋史》卷四二二《梁成大传》，第12621页。
[16]《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传》，第12623页。
[17]《钱塘遗事》卷二《史弥远》，第58页。
[18]《鹤山集》卷一八《应诏封事》。
[19]《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辛卯火》，第265页。
[20]《宋史》卷四五五《忠义十·华岳传》，第13375至13378页。
[21]《宋史》卷四二三《王迈传》，第12635页。
[22]《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4页。
[23]《鹤山集》卷一八《应诏封事》。
[24]《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九，李鸣复奏议，第4001页。
[25]《宋史》卷四一一《蒋重珍传》，第12352至12353页。
[26]《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第12418页。
[27]《癸辛杂识》别集卷下《卫王惜名器》，第149页。
[28]《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
[29]《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798页。
[30]《鹤山集》卷二○《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弥远御笔》。
[31]《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20页。
[32]《宋史》卷四○六《崔与之传》，第12262至12263页。
[33]《宋史》卷四二二《徐侨传》，第12614页。
[34]《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799页。
[35]《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第12418页。
[36]《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真德秀传》，第12963至12964页。
[37]《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
[38]《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魏了翁传》，第12970页。
[39]《鹤山集》卷二六《初辞免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奏状》、《辞免督视军马乞以参赞军事从丞相行奏札》。
[40]《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三年六月癸巳条，第2213页。
[41]《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五○，袁甫奏议，附《圣语》，第1962页。
[42]《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三年六月癸巳条，第2213页。
[43]《金史》卷一三四《外国上·西夏》，第2876页。
[44]《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九，李鸣复奏议，第1349页。
[45]元明善:《雍古公(按笠迩)神道碑铭》，载《永乐大典》第六册，第4507页。
[46]脱脱等:《元史》卷一二一《按笠迩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第2983页。
[47]姚燧:《牧庵文集》卷一六《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第3694页。
[49]《金史》卷一八《哀宗下》，第400页。
[50]《金史》卷一一九《完颜娄室传》，第2599页。
[51]王鹗:《汝南遗事》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3至12374页;《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珙)神道碑》，第3695页;《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笺证本，第67页。按上述各书对南宋出兵人数和粮食数记载有不同，孰是待考。
[53]《金史》卷一八《哀宗下》，第402页。
[54]《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3页。
[55]《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4页。
[56]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第60页。
[57]《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四月辛巳条，第2192页。
[58]吴潜:《履斋遗稿》卷四《上庙堂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宋史》卷四一七《乔行简传》，第12493至12495页。
[60]《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第77页。
[61]《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0页。
[62]《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第12424页。
[63]《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儿传》，第2953页。
[64]《元史》卷一五○《张荣传》，第3558页。
[65]吴潜:《许国公奏议》卷一《奏论今日进取有甚难者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66]《西山文集》卷一三《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
[67]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一九《副都承旨张嗣古除右文殿修撰权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制》，《四部丛刊》续编本。
[68]《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第77至79页。
[69]《宋史》卷四一三《赵彦呐传》，第12400页。
[70]《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799页。按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七《考异》以为，赵葵所言暂与之和，是指与蒙古，非与金朝，但若仔细体味这句话的前后意思并结合前面赵范之言，《考异》误甚。
[71]参见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第三节《抗御蒙古》，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8页。
[72]《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22、12420页。
[73]吴泳:《鹤林集》卷一二《端平三年罪己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宋史》卷四一七《乔行简传》，第12495页。
[75]《宋史》卷四○五《李宗勉传》，第12235至12236页。
[76]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6212页。
[77]《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第12425页。
[78]《齐东野语》卷一八《前辈知人》，第335页。
[79]《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第12424至12427页。
[80]《宋史》卷四一七《范锺传》，第12496页。
[81]《宋史》卷四一七《赵葵传》，第12504页。
[82]《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21页。
[83]《宋史》卷四一八《程元凤传》，第12521页。
[84]《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2页。
[85]《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第12423页。
[86]《宋史》卷四一八《吴潜传》，第12516页。
[87]李肖龙:《崔清献公言行录》卷一，转录自《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整理本，第4页。
[88]《宋史》卷四○六《崔与之传》，第12259页。
[89]黄才伯:《广州人物传》卷八《宋观文殿大学士崔清献公与之》，《岭南遗书》本。
[90]《崔清献公言行录》卷二，第20至21页。
[91]《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
[92]《宋史》卷四○九《唐璘传》，第12332页。
[93]《宋史》卷二○○《刑法二》，第4991至4992页。
[94]《朝野杂记》甲集卷六《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第141页。
[95]《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四年十月丁酉条，第2238页。
[96]《鹤山集》卷一九《内引奏事》第四札。
[97]《宋史》卷四二《理宗二》，第815至816页。
[9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三，第1333页。
[99]《宋史》卷二○○《刑法二》，第4996页。
[100]《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五月乙巳条，第2193页。
[101]《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二年四月丙子条，第2245页。
[102]《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四年正月壬寅条，第2253页。按:《戒石铭》原系后蜀国王孟昶所撰，凡二十四句，是对官吏为政的戒饬之语。后来宋太宗摘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作《戒石铭》，刻石置全国各州县公署之前。
[103]《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六月丙子条，第2195页。
[104]《宋史》卷四二《理宗二》，第808页。
[105]《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三年四月甲戌条，第2250页、六月庚戌条，第2250页。
[106]《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32页。
[107]《宋史全文》卷三四，淳祐七年四月丁酉条，第2276页。
[108]洪迈:《容斋四笔》卷四《今日官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第653至654页。
[10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轮对札子》二，第1341页。
[110]《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7页。
[111]《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第12323页。
[112]《历代名臣奏议》卷八六，胡寅奏议，第1184页。
[113]度正:《性善堂稿》卷六《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4]《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元年十月壬申条，第2243页、十一月己酉条，第2243页。
[115]参见何忠礼《宋史选举制补正》附录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99至300页。
[116]《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元年七月乙卯条，第2242页。
[117]《宋史全文》卷三四，淳祐八年二月丁未条，第2280页。
[118]《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元年六月戊寅条，第2242页。
[119]《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三，高斯得奏议，第867页。
[120]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1]《西山文集》卷四《李谌墓志铭》。
[122]《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八月丙午条，第2208页。
[123]许应龙:《东涧集》卷八《称提利害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4]《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第4408页。
[125]《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四月条，第2204页。
[126]《鹤山集》卷一九《内引奏事》第四札。
[127]《鹤林集》卷二一《缴薛极赠官词头》。
[128]《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正月辛酉条，第2203页。
[129]《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元年二月甲辰条，第2221页。
[130]《宋史全文》卷三四，淳祐八年二月丙午条，第2280页。
[131]《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第4406页。
[132]王迈:《臞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
[133]《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九月己巳条，第2209页。
[134]袁甫:《蒙斋集》卷六《论履亩札子》。
[135]《许国公奏议》卷三《经筵奏论救楮之策所关系者莫重于公私之籴》。
[136]《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四月庚寅条，第2191页。
[137]《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二年闰四月丁卯条，第2228页。
[138]《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四月庚辰条，第2204页。
[139]《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二年九月丙子条，第2209页。
[140]《宋史》卷九九《礼二》，第2445至2446页。
[141]《宋史》卷四二《理宗二》，第817至818页。
[142]《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吴昌裔奏议，第4398页。
[143]彭大雅:《黑鞑事略》。
[144]《宋史》卷四四九《忠义四·曹友闻传》，第13235至13236页。
[145]佚名:《昭忠录·曹友闻》，《守山阁丛书》本。
[146]《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第94页。
[147]《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吴昌裔奏议，第1364页。
[14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武帝天监四年十一月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标点本，第454页。
[149]《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一·赵复传》，第4313至4314页。
[150]《齐东野语》卷五《端平襄州本末》，第83页、《宋史》卷四一七《赵葵附子赵范传》，第12509页。
[151]《宋史》卷四○五《李宗勉传》，第12235页。
[152]《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李曾伯奏议，第43283页。
[153]《宋史》卷四○五《李宗勉传》，第12237页、陆心源:《宋史翼》卷一七《方岳传》，中华书局1991年据光绪三十二年刊本影印本，第179页。
[154]《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八，李鸣复奏议，第4387页。
[155]《宋史全文》卷三三，嘉熙二年十月丁卯条，第2229页。
[156]《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6页。
[157]《宋史》卷四一四《史嵩之传》，第12425页。
[158]《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8页。
[159]《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33页。
[160]《钱塘遗事》卷三《孟保相》，第67页。
[161]《元史》卷一二三《月里麻思传》，第3036至3037页。
[162]《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9页。
[163]《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8页。
[164]《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80页。
[165]《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第12599页。
[166]《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80页。
[167]《宋史》卷四二《理宗二》，第812页。
[16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一《杜尚书(杲)神道碑》。
[169]《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乞赏功以兴起人心》。
[170]《宋史》卷四一六《吴渊传》，第12468页。
[171]《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第141页。
[172]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一《丁丑上殿奏事第一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3]《宋史》卷四四九《忠义四·陈隆之传》，第13241页。
[174]《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第12469页。
[175]《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二年六月丁巳条，第2246页;十二月丁卯条，第2248页。
[176]《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第12379页。
[177]《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第12470至12471页。
[178]参见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载《宋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179]《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29页。
[180]《元史》卷一五五《汪世显传附子德臣传》，第3651页、王鹗:《汪忠烈公神道碑》，载《陇右金石录》。
[181]阳枋:《字溪集·余大使祠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2]《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第186页。
[183]《宋史全文》卷三四，淳祐十年十一月辛巳条，第2291页。
[184]《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第12472页。
[185]《宋史》卷四四《理宗四》，第853页。
[186]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七《资政殿学士余玠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7]薛应旂语，转引自《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四《余玠守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057页。
[188]《元史》卷三《宪宗纪》，第45页。
[189]姚勉:《雪坡文集》卷二《庚申封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0]《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三九，吴昌裔奏议，第4403页。
[191]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九《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贴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2]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一六《三辞免宝文阁学士京湖制置大使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3]《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44页。
[194]《可斋续稿》前卷一《贺襄樊告捷》、前卷三《三乞休致并荐代奏·贴黄》。
[195]《宋史》卷四五《理宗五》，第873页;《钱塘遗事》卷四《北兵渡江》，第77页。
[196]《元史》卷三《宪宗纪》，第53页。
[197]《元史》卷一二九《来阿八赤传》，第3141页。
[198]《宋史》卷四四《理宗四》，第865页。
[199]《元史》卷三《宪宗纪》，第54页。
[200]关于蒙哥汗的死因，《元史·宪宗纪》记作病死，其他各书多记作中炮受伤而死。考虑到《元史》所载，多有所讳，恐以中炮受伤而死为实。可参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钓鱼城志》一书的记载。
[201]《齐东野语》卷一五《龟溪二女贵》，第272页;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五《佞幸盘荒》，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标点本，第94页。
[202]参见台州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台州地区文化局编《台州墓志集录·贾涉墓志》，1988年10月内部印刷资料，第29页;徐规:《浙江天台县发现宋贾涉墓志》，载《考古》1993年第12期。
[203]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二《才人贾氏故兄承奉郎贯道赠承事郎制》，《四部丛刊》续编本。
[204]《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
[205]《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贾似道传》，第13780页。又据《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载，史岩之为贾似道“诸舅也”，则当为贾似道嫡母史氏之兄弟或堂兄弟。
[206]徐元杰:《楳埜集》卷七《贾似道收换湖会转官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7]《可斋杂稿》卷一八《荆阃回奏四事》。
[208]《宋史全文》卷三四，淳祐十年十月丙午条，第2290至2291页。
[209]《可斋续稿》前卷五《公安竹林书院记》。
[210]《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
[211]《元史》卷一二九《阿剌罕传》，第3147页。
[212]《宋史全文》卷三五，宝祐六年十一月癸酉条，第2346页。
[213]《古今纪要》卷二○《逸编·本朝》，清耕余楼刊本。
[214]《元史》卷四《世祖一》，第61页。
[215]《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八月壬子条，第2353页。
[216]《钱塘遗事》卷四《杀向士璧》，第89至90页。
[217]《元史》卷四《世祖一》，第62页。
[218]姚燧:《牧庵集》卷一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9]《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第3476页。
[220]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二《班师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1]《元史》卷四《世祖一》，第63页;卷一五九《赵璧传》，第3748页。
[222]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九《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王构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3]《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闰十一月辛卯条，第2356页。
[224]《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元年四月癸卯条，第2359至2360页。
[225]《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二年十二月丁巳条，第2375页。
[226]《宋史全文》卷三六，开庆元年十月辛巳条、壬午条，第2355页。
[227]《宋史》卷四三六《儒林六·李道传传》，第12946页。
[228]《宋史》卷四五五《忠义十·邓若水传》，第13381页。
[229]《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789页。
[230]李心传辑:《道命录》卷一《晦庵先生改封徽国公制词》，《知不足斋丛书》本。
[231]《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802页。
[232]参见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代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233]《宋史》卷四二《理宗二》，第821至822页。
[234]《长编》卷四○八，元祐三年二月癸巳条小注，第9940页。
[235]《朱子语类》卷一○九《论取士》，第2693至2694页。
[236]《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第87至88页。
[237]《宋史》卷四二三《李韶传》，第12632页。
[238]《钱塘遗事》卷五《理宗政迹》，第109页。
[239]《宋史》卷四一八《吴潜传》，第12518页。
[240]《宋史》卷四一七《谢方叔传》，第12512页。
[241]《宋史》卷四一四《董槐传》，第12432页。
[242]《宋史》卷四一八《陈宜中传》，第12529页。
[243]《宋史》卷四七四《奸臣四·丁大全传》，第13778页。
[244]《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第32至33页。
[245]《宋史》卷四六九《宦者四·董宋臣传》，第13676页。
[246]《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公主添房》，第80页。
[247]《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第214页。
[248]《宋史》卷四一八《吴潜传》，第12519页。
[249]《宋史》卷四二五《刘应龙传》，第12670页。
[250]《钱塘遗事》卷四《吴潜入相》，第83页。
[251]王恽:《秋涧集》卷二七《题理宗所题宫扇》。
[252]《钱塘遗事》卷五《理宗政迹》，第111页。
[253]《宋史》四一一《牟子才传》，第12359至12360页;《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第32页。
[254]《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列传》，第8790页。
[255]《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吴昌裔奏议，第1362页。
[256]《耻堂存稿》卷一《论对奏札》。
[257]黄震:《戊辰修史传·丞相杜範》，《四明丛书》本。
[258]《宋史》卷四四《理宗四》，第858页。
[259]《洞霄图志》卷六《洞霄宫庄田记》。
[260]陈思编:《江湖小集》卷二八《安晚先生送自赞〈太上感应篇〉帙首御题》。
[261]《咸淳临安志》卷一三《宫观·道观》，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3483页。
[262]参见《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一》，第4026至4039页。
[263]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一七《南山分脉城内胜迹·道院》，第227页。
[264]《钱塘遗事》卷一《龙翔宫》，第34页。
[265]《汉天师世家》卷二。
[266]《茅山志》卷四《淳祐加封三茅真君诰》。
[267]《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宝祐封诰》。
[268]《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第12358页。
[269]《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八七，刘黻奏议，第3745页。
[270]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五《请罢诣西太乙宫疏》。
[271]《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一，牟子才奏议，第4025页。
[272]《历代名臣奏议》卷四九，周必大奏议，第667页。
[27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论对札子》二，第1339页。
[274]徐经孙:《矩山存稿》卷一《劾李宜之赵时廷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5]《廿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凤凰出版社2008年点校本，第356页。
[276]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天圣至嘉泰四选人数》载:宁宗嘉泰元年(1201)，有京朝官3133人，选人15204人，选人皆占了全部文官总数的五分之四以上。
[277]参见《宋史》卷一七一《职官十一》，第4107至4109页。
[278]《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二五，绍兴三年五月壬戌条，第526页。
[279]《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二，许应龙奏议，第2125页。
[28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轮对札子》二，第1341页。
[281]周煇:《清波杂志》卷一一《常产》，中华书局1994年校注本，第469至470页。
[282]《宋史》卷四一三《赵与欢传》，第12407页。
[283]《陈亮集》卷一五《送吴允成运干序》，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第271页。
[284]《宋史》卷四一《理宗一》，第801页。
[285]窦仪等编:《宋刑统》卷一一《枉法赃不枉法赃》，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176页。
[286]《宋史》卷四一七《乔行简传》，第12493页。
[287]《钱塘遗事》卷四《贾相当国》，第87页。
[288]王应麟:《玉海》卷六七《诏令·赦宥》，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据浙江书局本影印本。
[28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五《受人隐寄财产自辄出卖》，第137页。
[290]黄榦:《勉斋集》卷三三《张运属兄弟互诉基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1]《雪坡文集》卷二四《通陈判府昌世启》。
[292]蔡戡:《定斋集》卷五《论州县科扰之弊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3]《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第4221页。
[294]《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295]杜範:《清献集》卷一二《经筵己见奏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6]《雪坡文集》卷二四《通陈判府昌世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7]《宋史》卷一七五《食货上三》，第4250页。
[298]《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乞贴科四川制总司秋籴本钱奏》。
[299]《宋史》卷一八三《食货下五》，第4466页。
[300]吴泳:《鹤林集》卷三三《召试馆职策问》。
[301]南宋的军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当随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前期，孝宗曾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四)陆九渊以为:“东西被边殆几万里，养兵之费，乃十八九。”(《陆九渊集》卷二六《石湾祈雨文》，308页)南宋后期战争紧急，军费支出当不会少于中期。
[302]《宋史》卷四四《理宗四》，第867页。
[303]《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李鸣复奏议，第3565页。
[304]《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第4407至4408页。
[305]戴植:《鼠璞》卷上《楮券源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6]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五二《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7]孙梦观:《雪窗文集》卷一《丙午轮对第二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8]《宋史》卷一八一《食货下三》，第4409页。
[309]《钱塘遗事》卷五《银关先谶》，第104页。
[310]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第五章第六节《东南会子及关子》，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第374至375页。
[311]《宋史》卷四一九《徐荣叟传》，第12556页。
[312]许应龙《东涧集》卷八《汰冗官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3]编者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任满巧作名色破用官钱》，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增补)本，第31至32页。
[31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责罚巡尉下乡》，第28页。
[31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豪横》，第453页。
[316]黄震:《黄氏日抄》卷七○《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状》、《再申提刑司乞将理索归本县状》，耕余楼刊本。
[317]《雪窗文集》卷二《故事·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31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一《备对札子》三，第1333页。
[319]《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5页。
[320]《黄氏日钞》卷八○《浙东提举到任榜》。
[321]叶茵:《顺适堂吟稿》甲集、丁集，《南宋群贤小集》本。
[322]刘学箕:《方是闲居士小稿》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五，元祐五年七月乙亥条，中华书局1992年点校本，第10716至10717页、《系年要录》卷七五，绍兴四年四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8年据《国学基本丛书》本影印本，第1244至1245页。
[324]《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第4179页。
[325]《朱熹集》卷二七《与张定叟书》，第1165页、卷二八《与留丞相札子》，第1198页。
[326]《宋史》卷四○五《李宗勉传》，第12234页。
[327]《勉斋集》卷一八《建宁社仓利病》。
[328]真德秀以为:“盐法乃致寇之源。缘福建盐溯流而至南剑，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搬运甚难。故盐到汀州，不胜其淆杂，不胜其贵。所以汀人只便于食私盐。自循、梅、潮、漳来，颇近又洁白，价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间，千百为群兴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杀人，此盐寇所从起也。”(《西山文集》卷一五《论闽中弭盗事宜白札子》)
[329]《宋史》卷四○五《王居安传》，第12255页。按晏梦彪，《宋史》卷四一九《陈传》作晏彪。
[33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忠肃陈观文()神道碑》，第3746至3747页。
[331]《宋史》卷四一九《陈传》，第12562页。
[332]李昴英:《文溪存稿》卷九《论陈枢密疏》，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点校本，第95页。
[33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六《忠肃陈观文()神道碑》，第3747页。
[334]《文溪存稿》卷九《论陈枢密疏》，第95页。
[335]《西山文集》卷一五《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
[336]《宋史》卷一七八《食货上六》，第4343页。
[337]《宋史》卷四一一《包恢传》，第12591页。
[338]《宋史》卷四○七《杜範传》，第12283页。
[339]《宋史》卷四三《理宗三》，第846页。
[34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七《进故事·辛酉八月二十日》，第2259页。
[341]陈元晋:《渔墅类稿》卷四《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2]《宋史》卷四五○《忠义五·李芾传》，第13254页。
[343]《系年要录》卷五九，绍兴二年十月丙辰条，第1026页。
[344]《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一一至一三。
[345]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一○《薛常州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6]《许国公奏议》卷一《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
[347]《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二，牟子才奏议，第859页。
[348]《黄氏日抄》卷七○《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检理索状》。
[349]参见《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卷五至卷六;叶梦得《石林奏议》卷一五《申尚书省枢密院乞拨禁军阙额钱应副水军钱粮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0]《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八，赵汝愚奏议，第1455页;《开庆四明续志》卷六《三郡隘船》、《省札》，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991页。
[351]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六《省札》，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991页。
[352]《黄氏日抄》卷七七《申乞免场官责罚状》。
[353]《黄氏日抄》卷七七《申省宽盐课状》。
[354]《黄氏日抄》卷七七《团结申省照会状》。
[355]《宋会要辑稿》兵一三之三九。
[356]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1996年点校本，第28页。
[35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四。
[358]周麟之:《海陵集》卷四《论革泉司弊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9]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枢庭备检》，第222页。
[360]《宋史》卷四一六《汪立信传》，第12475页。
[361]《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蔡戡奏议，第4132页。
[362]《宋史》卷一九三《兵七》，第4821页。
[363]《系年要录》卷一○四，绍兴六年八月甲辰条，第1696页。
[364]庄绰:《鸡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7页。
[365]《桯史》卷四《郑广文武诗》，第41页。
[36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页。
[367]《宋史》卷四一二《杜杲传附杜庶传》，第12384页。
[368]《黄氏日抄》卷六八《读文集·国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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