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古北口等地，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前方与日军浴血奋战。《益世报》连续加以报道，予以赞扬。不久，奉蒋介石之命，时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和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于5月25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一方面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军队全部撤出热河。此举遭到十九路军、东北军的通电反对，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益世报》成为声讨国民党政府的急先锋。罗隆基先后发表多篇社论，严厉批驳蒋汪媚日绥靖政策，痛斥蒋介石“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爆发后，罗隆基发文支持蔡廷锴的抗日主张，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福建事变”，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宣部多次向报馆施压，要求撤换《益世报》主笔罗隆基，但雷鸣远与刘豁轩不为所动。一个暗杀罗隆基的阴谋计划悄然形成，在实业家潘子欣和张伯苓等人的保护和支持下，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罗隆基幸免于难。
潘子欣(1876—1951)名志憘，字和仲，号子欣。江苏苏州人。先祖为道光、咸丰年间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潘世恩。他早年留学日本，结识秋瑾等革命党人，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回国后他到天津从事实业，与范旭东、周作民、陈调甫等一起创办永利碱厂，生产“红三角”牌纯碱;与陈调甫一起集资创办永明油漆厂，生产“飞艇”牌、“仙鹤”牌、“灯塔”牌油漆。还曾投资矿业、火柴行业。
1922年潘子欣与美丰洋行买办兼三北轮船公司华北总经理李正卿，租瑞士人鲁伯那在法租界的一块地皮兴建国民饭店，言明十五年后无偿将建筑物交还土地原主。这座法式建筑风格的饭店建成后，潘又以五万五千元从李手里接兑过来，独家经营。潘子欣任董事长，聘请北京六国饭店西餐主管戴士奎为经理。由于经营得法，地理位置优越，国民饭店很快就成为天津继利顺德饭店之后的又一家豪华酒店。
潘子欣是个非常奇特的人物，军阀政客、社会名流、军警宪特、三教九流，无所不交。他与袁克文关系密切，袁克文居津期间在国民饭店长期包房居住。袁克文去世后，潘子欣曾在马场道宅邸宴请袁克文的众弟子，他称:“我与寒云是最好的朋友，我虽不在帮里，但我是个‘玲珑空子’(青帮行话，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叫做‘玲珑空子’)。”潘子欣急公好义，在天津以排解各种纠纷出名。对登门求助者，来者不拒，以礼待人，事成之后也向来不受酬，被人尊称为潘七爷。不仅天津的大小帮会都买他的账，每逢潘七爷到上海去，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头子对他也是礼遇有加。
1933年7月，戴笠安排四名特务前往天津欲狙杀罗隆基，特务们到天津先拜谒潘七爷，说明来意后，潘七爷答道:“我不认识罗隆基，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其实潘七爷不仅认识罗隆基，而且还很熟络。罗隆基与潘子欣长子潘承孝(1897—2003年，曾任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教授，著名内燃机工程专家)同为威斯康星校友。来津后，罗隆基把潘子欣视为前辈，潘子欣对罗隆基不避个人安危、力主抗日的爱国风骨很是赞赏。潘子欣把特务送走后，立即找到罗隆基。
潘子欣告诉罗隆基，他先把特务们稳住，让罗隆基暂且先躲避一下。罗隆基觉得立刻离开天津的办法也不是上策，“我能往，彼亦能往，我在明处，特务在暗处，很可能在离开天津的途中遭到毒手”。最后两人决定，罗在家中闭门不出，以静待动，潘在外面想办法。
过了几天，潘七爷又来到罗宅，说他已经与特务们沟通，告诉他们罗隆基只不过是个文人，已通过朋友提醒罗不要再发表有损当局的言论，请他们就此回南京复命。罗隆基以为潘七爷已将此事摆平，于是开始照常工作。
一日，罗隆基在报馆处理完稿件后，乘车前往南开讲课，途经海光寺时，一辆敞篷卡车迎面驶来。罗隆基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马上警觉起来。只见车上几人举枪就射，罗隆基俯身卧倒在车座前的空隙中，并嘱司机急驰。特务们对着罗隆基的汽车后座，连击十余枪。张伯苓校长闻知后，看到汽车车窗玻璃和车身上的累累弹痕十分震惊，马上报警，并找到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要求全力侦破此案，缉拿凶手，并保护罗隆基的人身安全。
当天晚上，平津等地风传罗隆基遭袭，身中十余枪当场毙命。第二天，北平和上海友人致王右家和《益世报》、南开大学节哀顺变的唁电纷纷而至，罗隆基看到这些电文啼笑皆非。
在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以前，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先发制人，向《益世报》发出“最后一次警告”，不许《益世报》续聘，罗隆基被迫离职。胡适对这一时期罗隆基在天津的所作所为似有成见，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认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不久，刘豁轩又约请清华教授钱端升出任《益世报》主笔。钱端升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抨击日寇在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反对关内外通车通邮，反对“冀东特殊化”，痛斥亲日派黄郛和汉奸殷汝耕等人的卖国行为。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停止发行《益世报》，报纸被迫停刊。钱端升辞去主笔一职，返回清华。
罗隆基一面在南开大学教书，一面用化名在《益世报》发表文章。一度还兼任过《北平晨报》的社长，并在北平大水车胡同租了一所房子。那是一处有钱人家的后花园，房间不是很多，但是花木扶疏，庭院深深，别有一番风味。于是罗隆基和王右家经常往来于平津两地。
1934年10月，罗隆基与张君劢、张东荪在天津召集再生社临时代表大会暨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大会。张君劢、张东荪当选为正副党首，罗隆基当选为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张幼仪当选财务委员。国家社会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为“绝对的爱国主义与渐进的社会主义”。
1935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经过朋友的疏通，罗隆基重新出山，又一次担纲《益世报》主笔。“华北事变”后，平津学潮迭起，国民党动用武力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发表《爱国无罪》等社论，愤怒地谴责国民党当局已“使中国成了‘爱国有罪’的局面了”，“到了举国的人民畏罪而不敢爱国，国家必亡”境地了。此时，蒋介石忙得焦头烂额，根本就顾不上罗隆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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