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通知书来了”

龚缨晏

我生长在象山县石浦镇番头岙村的一个农民家里，母亲是农村民办教师，父亲是乡镇企业会计。据说我四五岁时，父亲趁开会曾带我去过一次县城，但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1978年考上大学之前，石浦镇（而且是石浦旧城）就是我见过最大的“城市”。祖国首都、省会杭州，对于我来说是神话般的存在。虽然自己对石浦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憧憬和好奇，但在当时城乡之间完全隔绝、社会纵向横向流动几乎停滞的背景下，我从来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够跨出象山去见识大千世界，更不敢奢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力来养活自己、报答父母、贡献社会。

那时候的理想是能够做个木匠，如果有幸成为乡村电影放映员，那更是意外的惊喜了（因为成为乡村电影放映员就可以早看、多看几部电影）。人生的目标仅此而已，所以从小学到初中从来也没有为读书做作业发过愁。因为学校本来就没有布置多少作业，而且又不重视作业做得怎么样，反倒重视劳动课的表现。有过这类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劳动课，并不是坐在教室里做手工劳动，而是在太阳底下挥汗进行的体力劳动。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年代，肚子整天充满着对食物的期盼，头脑则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难得找到的一本成语词典被当成故事书反复阅读，最后差不多被翻破了。就连糊在墙壁上的破旧报纸，也成了引人入胜的读物。

1976年秋，我进入离家约5公里的石浦中学（现在的象山县第二中学）读高中，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取些大米、鱼干、咸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自己在学校食堂里蒸饭吃。刚进高中的时候，所有同学对自己的前途都是一片迷茫，根本没有什么奋斗目标。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同学被编成一个班，来自石浦镇的同学戏称我们为“农村班”。而我们则把他们所在的班级叫作“下放班”，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高中毕业后是要上山下乡的。学习上仍然没有什么压力，学校所重视的依然是劳动课。令人开心的是劳动课除了上山种地外，还增加了到校办工厂去见识车床等机器，这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大开眼界，欣喜万分，期待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去当个车工。

转折从1976年10月开始。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挑着一些生活必需品从家里返回学校。路过石浦镇时，突然看到停泊在海港里的一些货轮挂出了“打倒四人帮”的横幅，整个人为之一震。这简直是平地惊雷，实在令人无法相信了！但就在这个10月，中国历史确实发生了转折。随后，就出现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包括恢复高考。

由于年纪太小，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时的情景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学校把那些与高考有关的题目或大纲之类的，用大字报的形式写出来，贴满了整个大礼堂，供同学们复习用。我当时刚开始读高二，看到贴在礼堂里的那些高考内容后，深感震惊。人类的知识原来如此丰富，仅仅与高考相关的就有这么多，而自己对多数内容几乎是一无所知。单就英语而言，现在的初中生就能翻阅英文报纸了，而我在高中毕业前，根本没有学过英语。后来进了大学，学校进行英语摸底考试，以便根据每个人的基础进行分班教学。我连26个英文字母还写不全，所以整个大学期间，我一直在英语最差的班级上课。

1978年夏，我高中毕业参加了高考。但对像我这样农民的儿子来说，长期身处底层，根本不敢抱多大指望，只是把高考当作抓阄一般的游戏，尽力为之，听天由命。所以，整个高考过程并没有太大压力。说来惭愧，我现在不仅记不得考试的时间及考试的过程，甚至连高考成绩也早已忘记了。印象最深的，倒是去县城体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去县城，而且还是第一次“长途休闲旅行”。县城里的一切都令我觉得非常新奇，尽管现在看来，那时候的县城其实既狭小又破旧。至于自己高考填志愿之类的事，主要是靠班主任高雨春老师帮助完成的，他为我选择了杭州大学历史系。我对高雨春老师一直满怀感激之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帮我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大学专业。填完志愿离开学校后，我就把高考的事完全抛在脑后了，每天忙于上山砍柴下地种菜，因为当时认定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有一天傍晚，我从田里干活回来，正坐在木脚盆旁洗脚。每天步行去石浦镇里上班的父亲，这天回来得比平常要早一些。只见他拿着一封信，快步走过院子，走进屋子，然后把信封递给正在洗脚的我说：“大学通知书来了。”父亲的声音有点低沉，但这种低沉并不是自然的，而是由于故意压抑自己内心强烈的喜悦而造成的。许多78级同学都描述过高考放榜，看到自己名字时的激动心情，而对我来说，则没有这样的经历。坐在洗脚盆边，从父亲激动而低沉的声音中获知自己考上大学的消息，便是我的真实经历，也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忆。虽然现在父亲已经年迈，我自己也已超过了我父亲那时的年龄，但父亲在说“大学通知书来了”那句话时的语调和表情，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细细回想起来，父亲那句低沉但不自然的“大学通知书来了”，蕴含着多少期盼！正是这句常常萦绕在我耳边的话，陪伴着我第一次来到省城杭州，第一次进入大学课堂，第一次前往北京等中国著名城市，第一次通过研究生答辩，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登上大学讲坛，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言……

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使我们全家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觉得，恢复高考的意义绝对不限于此。回首这40年的社会变化，看看暴起暴落的各色人物，我觉得一个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照样可以成为优秀的公民，照样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带来幸福生活，照样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照样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推动国家的繁荣与进步。相反，不少上了大学的人，反而成为家庭的祸害、社会的祸害、国家的祸害，他本人最后也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个人或家庭的层面上来看待恢复高考。我想说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意义在于，它使整个国家重新回到了以现代文明为追求目标的轨道上，用当时的流行词汇，就是“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高考，给无数的普通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使整个中国充满了激情，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活力。正是由于恢复高考，才会有今天的中国。同样，只有以现代文明为追求目标，只有充分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才能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40年前初秋的一个傍晚，我父亲用激动而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大学通知书来了。”这句话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犹如福音。今天，快轮到我对儿子说“大学通知书来了”。我祈愿，我的儿子能够因为进入大学而生活得更好，更祈愿我们的社会能够因为大学的存在而更好地朝着现代文明前进。

龚缨晏　男，1961年12月出生，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制图协会地图遗产数字化委员会（Commission on Cartographic Heritage into the Digital，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委员。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古地图、浙江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