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小草恰逢春

朱忠祥

1977年的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是从广播中听到高考恢复消息的。那时信息十分闭塞，普通老百姓都从有线广播中获取信息，每天的气象预报和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是人们雷打不动必听的节目。初听这一消息，感到有些突然，但心灵之弦却被怦然拨动——既然可以高考了，何不去试试？

在这之前，我从未有过上大学的幻想。自从“文革”开始，高考就停止了，虽然后来出现了“工农兵”大学生，但那是要“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怎么可能轮得到我？我是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后自然要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城里知青下乡叫法不同，我们那是叫回乡。回乡后，我放过牛，当过拖拉机手，后来村里一位民办教师参军，我顶替他的名额，到鄞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这对我来讲，已经是最好的职业了。除了尽自己最大努力备好课上好课之外，对其他所谓的前途之类，是根本不会去想的。想了也没有用，有可能实现吗？

现在好了，机会来了，可以放手一搏了。几乎不用付出什么成本，试试又何妨？不试白不试，试了不白试，至少可以借此机会检验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水平。至于能否考上大学，心里并不特别在意。说句应时的话，当时确实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报名之后，进入了复习备考。没有资料，没有老师指导，从自己保留的初中高中书本和考卷入手，既无计划，也无重点，就这样一路看过去。会做的，一扫而过；不会做的，摘出来细细琢磨。每天晚上，就一个人那么静静地看，默默地想，细细地理，一点也没有心理压力。大约是地区考试之后，鄞江小学腾出一间大教室，借给鄞江中学作高考辅导，我抽空也去听过几次语文辅导课，但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实际上，我掌握的语文知识已经超过了老师辅导的内容。这要归功于我的恩师李敦才老师，是他从初中到高中教了我三年半，激发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特别是对文言文的爱好，也培养了我的写作特长。后来，高考复习班要搞一次作文模拟考试，我也去参加了。什么题目倒忘记了。我叠字成句，连句成章，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提前半小时就交了卷。整张卷子几乎没有什么修改的痕迹，其中两个字一时写不出，忘了补写，就空在那里。后来这篇作文作为范文被贴在鄞江中学的玻璃橱窗里，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当时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地区考试，作文题目是“十月”。我从俄国十月革命、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整体上以革命为主线贯穿全文，大致发挥了自己的水平。第二次是省考试，作文题目是“路”。这是一个开放性题目，人人能写，但要写好很难，可以拉开考生的距离，确实是一个好题目。记得，我也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来写的，从原始社会，写到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再写到共产主义，写了一条人类发展之路。主题宏大得不得了。反正，当时的文风，要政治挂帅，要高、大、全，我当然也不能免俗。但这次作文并没有写好。我是先做知识题再写作文的，等知识题做完，时间就有点紧了。于是大笔挥挥，套话说说，拉拉扯扯写了一通。文气尚算顺畅，但内容空洞，不着边际，有气无力，虎头蛇尾，在慌慌张张中勉强凑成一篇。其他的科目还有政治、数学，考理科的再加理化，考文科的再加史地。记得数学考卷中有一题是求圆锥体的体积。我刚好在教小学数学，这个公式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那时，人们胸中储备的知识很少，简单的题目就能满足区分人才的需要，像我这样瞎猫还能碰着个死老鼠，运气确实太好了，真是沾了当民办教师的光啦。

确实，当民办教师至少使我对学习保持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当农民的时候，因为我既瘦小乏力，干农活的技巧又掌握不好，母亲说我不像当农民的样子，为此她还很为我的未来担忧。我虽然当不好农民，但学习的欲望一直很强烈，也常去光顾鄞江的新华书店，买些《容易读错的字》《容易写错的字》之类的书。当时出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买了下来，视若至宝。当了一年农民后，有机会成了民办教师，更是给我学习带来了便利。我甚至买来了英语广播教材，跟着广播学起了英语；买来了书法碑帖，照着葫芦学画瓢，练起了书法。这些完全是自觉的行动，丝毫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当高考来临时，同样也没有功利的因素，只是感到自己的学习找到了一种方向，即使考不上大学，复习备考对增长知识、提升能力那是绝对有好处的。因此，在复习备考上，尽管没有竭尽全力去拼命，也没有患得患失、得过且过，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心态和良好的状态，使我在考试时基本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考试结束后，我对录取并不抱太大的期望。觉得参加考试的人那么多，别人又是脱产复习，又请老师辅导，又有集体讨论，应届生更是将知识掌握得牢牢的，自己怎么能比得过呢？所以，与没有参加高考一样，该干啥还干啥，心如止水，波澜不惊。直到录取通知书下来，才知道自己鱼跃龙门，好梦成真。那种甜美，从心里一直泛到脸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古人云，人生有四大快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人生的新起点，命运的新机遇，发展的新空间。幸运之神的眷顾，亲朋好友的祝贺，让我心里充满了阳光和温暖。虽然消息来的时候是冬天，但给我带来的却是人生的春天！

当年鄞江公社考上大学的有三人，一个杭州大学历史系，一个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我是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后来搞扩招，鄞江又多了一个大学生。当时，红榜就贴在大街上，大学录取消息一时成为整个公社的舆论焦点，引来无数人的羡慕和夸赞。父亲帮我到粮站去办理粮食关系迁移手续时，粮站职工带着奉承的口吻对父亲说：“不容易，不容易，我能为你儿子办这个手续，也是沾了喜气啦！”我上大学前后，父亲被生产队里的社员多次“拷糖”，理由就是，你儿子上大学了，运气介好，让我们也沾点。父亲平时不算大方，为了这个理由，还是很痛快地掏出钱来。母亲说，你爹是真高兴呢。

我一直工作到入学报到的前一天。入学那天，也是一个人从鄞江乘车，到宁波汽车南站，再坐学校里的接站车去报到的。学校坐落在甬江畔的三官堂，六十年代初曾办过师范学院，后来又做过劳改农场，就几幢平房像军营一样地排列着，显得陈旧而落寞，唯一有气派的是大礼堂。这也算大学？真的让人有点失落。好在我们是来求学不是来享受的，校舍的简陋问题很快就从脑子里滑过去了。我们更关心的是老师是些什么人。说真的，校舍虽差，教我们的老师还真不赖，有后来成为市人大副主任的钱念文老师、成为政协主席的徐季子老师，还有教历史的白砥民老师、教古代文学的庄严老师、教古汉语的薛恭穆老师、教语言学的马湘云老师、教文艺理论的李燃青老师、教现代文学的陈诗经老师和贺圣谟老师、教外国文学的吴全韬老师，等等，据说放在杭大也不会逊色。

同班同学来自全省各地，宁波本地占的比例较高。同学间年龄相差一轮多，有的同学已经成家有了小孩，有的还稚气未脱。大部分是历届生，“老三届”较多，应届生寥寥无几。寝室是八个人一间，放五张“白鸽床”，四张上下铺睡觉，一张用来放箱子。每个人只带一个衣箱，条件好的是皮箱，我是帆布做的。这个衣箱伴随我度过了大学四年，工作后放在寝室，一直用到结婚。同学们学习是非常努力的，确实是想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记得当时报刊上发表了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写出了当时人们奋发努力的精神状态。

高考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时间可以淡化我们的记忆，但抹不去高考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打下的时代烙印。像我这样懵懵懂懂参加高考而被大学录取的不在少数，我们的人生因高考而被改写。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朱忠祥　1958年10月生，文学学士，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宁波市政府办公厅涉外处正处级调研员、宁波市政府办公厅信息联络处处长、宁波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主持工作）、宁波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宁波市政府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宁波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副主任、宁波市政协文史委主任。曾与人合著《爷们放下假正经》，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入选《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宁波当代诗人诗歌选》《当代宁波诗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