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和最深奥的概念范畴。在《说文解字》中说：“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1]道是指人们所行走的道路，是“辵”与“首”相结合的会意字。直达目的地的大路就叫作道。可见在最原初的含义里，道原本是指人所行走的路。但是道的含义随着传统文化的发展而进行着不断的演进。
人类文明的诞生以人类自觉意识的产生为标志。在人类产生自觉意识之前，人像其他的生命体一样，饥而求食，困而求眠。人没有能力意识到自身与自然的差别。但人作为一类生命体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不同时，就与自然母亲分离开来。人开始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同时，人也开始了对外界自然的好奇。人同样会追问，那个是什么？我与他（他们）如何来相处？人主要用两种思维方式来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一种是神学的方式。人们想象着自然界中有一个（或一个个）像人一样的神。他们有着超强的能力，有着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当人的言行获得这些神的肯定时，神就会赐福。当人的言行不符合神的意志时，神就会降灾。于是，占卜、祭祀、巫术等与天神打交道的方式便盛行发展起来。另一种把握自然的方式是理性的方式。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开始渐渐发现，这个世界的运作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通过思维理解和把握的。当人能够合理地解释世界，把握世界时就能够很好地生活。于是，人们上下求索，探寻整个世界运行的规律。
在中华民族孕育生成的氏族部落时期，神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学会创造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在这些物品上刻画花纹，涂加色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在人骨化石的旁边，这显示人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人死后存在灵魂的观念[2]。由于人们的认识总是受着社会经验的局限，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作为思维的素材和原料，人们日常生活在社会之中，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等级，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当人认为存在不朽的灵魂时，也自然想象在灵魂的世界里，也存在着社会，有着社会的分工，有着社会的等级。社会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是阶级分化后的部落酋长，是“三皇五帝”，而在灵魂的世界里则是“天帝”“上帝”。人可以通过语言的讨好和物品的馈赠获得上层阶级的赏赐与肯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也可以通过祈祷和献祭等方式来获得天神的赐福。在原始部落时代，人们的认识表达能力十分有限，于是部落首领作为社会中最高的知识分子，拥有与天帝相沟通的能力。而拥有领会掌握与天帝沟通能力的部落首领，也被渲染上一种神性的光辉，为特权的拥有提供了终极的合法性根据，从而在尘世间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这时，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类似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时代，神、人和神人的共同代表英雄共同存在于世间。
（二）理性的发展促使文化由神到人
但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分野此时也开始显现。这种体现表现在作为中华民族大道之源的《易经》在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易经》源于八卦，本是一种语言交流符号。在传说里，八卦由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所创造。传说伏羲有观察天象的本领，能预测是否将要下雨。这对于人们安排生产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作用。但是，伏羲不能够向来询问预测结果的每一个人都一一细致地解答。为了能够更好地向人们传达信息，他采用了结绳记事的方法。无雨和有雨的状态，分别用绳子不打结和打结两种状态来表达。这就是《易经》中两个最基本的逻辑符号阳爻（“—”）和阴爻（“——”）的原始由来猜测。传说带有很强的神话色彩，但是这种神话色彩却给理性认识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3]。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现世界永远处在相反相成的两种状态里。比如，世间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美就有丑，有对就有错，有生就有死。正是这种对立的状态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当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差别，并试图描绘这种差别时，人的理性能力就在不断地生成与提高。《易经》最初虽然为一种占卜、探寻上天意志的卜筮书，但是，整本书籍的整理却采用了概率论的原理以及将原始数理逻辑作为依据，拥有逻辑推理的因素。《易经》原本只有卦象而没有语言文字。但是，当后人为其配上解释卦象的“彖”“象”“卦辞”“爻辞”“系辞”等解说理论之后，整本著作就充满了理性与智慧的光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5]“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6]这些哲理，不知启迪了多少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向前。这是一条由神学通往人学的宽广大路，也是中华民族“道”可以追溯的起源，成为儒、道、法、兵、农、阴阳等各家的理论基点。
中华文化奠定理性传统自周朝而始。商朝末期，纣王为满足自己私欲，横征暴敛，统治异常残酷。而纣王在形式上却表现出对天神的无穷敬意，并以此作为其倒行逆施的天命基础。最终，周朝通过战争取得了原本属于商朝的统治权。商朝以天命自居，周人对商反抗的合理性只能另寻他源。周人以百姓的意愿作为反抗商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人民群众的地位一下子被抬高到了与神并肩而立的高度。周人战胜商人之后，在文化的高度开始了对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系统性反思。他们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7]天的意志是最高的意志，不可违抗。但是，天意茫茫，获得天肯定的主要方式不是祭祀祈祷，而是要通过统治的正当行为来获得百姓的认可。这时作为人格化的天帝渐渐被客观化的天道所取代。天道是客观的，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8]。这时，掌握天道的关键就是尽好人道。天道与人道在中华文化里开始因正义的原则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三）作为多层次含义的道的概念
概括而言，在中华文化的这一个发展阶段，原本作为人通行道路的道这一概念，就被提高到哲学本体的高度。由于中华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宗法文化，哲学词汇具有体用一源的实践本性，因此非常强调在各种语境里理解体会概念的含义。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最高哲学概念范畴，可以在不同的层次里加以理解区分。第一，道被认为是生育万物的本根。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9]第二，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10]在阴阳的变化中万事万物得到了生成。前两点是天之道。在天之道之后应该是人之道。第三，道应是生命追求的最高真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1]生命求道，应奋不顾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信仰层次的道。第四，道也是一种生活的应然态度。“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12]人们了解事物的本性，就会有容纳万物的胸襟，有了容纳万物的胸襟，就有了公正的品格。公正就会全面，全面接近天道，天道方可长久。第五，道是一种为政做事的重要方法。“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13]然后，对于道的形态，《管子》中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14]道充塞于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与道须臾不可离。但是人们又无法直接看到道。因此，需要生命虔诚地去体悟道，聆听道所发出的种种信息。因为，道具有本根性，其运行的规律也自然具有客观性。世间不存在超自然的神来改变万物运作的规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历史的巨大飞跃。人只要充分地认识道，遵循道，生命就可以得到福报。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民族。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中国人的信仰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百姓，更依赖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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