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故乡

——陷区进出记之一

◎徐铸成

1943年，日军虽然还占领着大面积中国国土，但颓势已显。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与敌人展开缠斗，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中国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本篇通讯记录了当时沦陷区人民的生活，并记录了游击队在敌后的巧妙斗争。

徐铸成，江苏宜兴人，早年供职于《大公报》，受胡政之、张季鸾赏识，后任上海《文汇报》总主笔等职。1957年徐铸成被打成右派，至1979年被起任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著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新闻丛谈》等。

（1943年我冒暑经历湘、粤、赣、浙、皖、苏山区到达张渚后，由当地朋友的怂恿，得同乡的帮助，化装冒险入沦陷区，像耗子似的，在上海住了半月。然后，得严宝礼兄的协助，带了妻儿及《大公报》同事眷属共二十余人，分途回到张渚，仍循旧路回桂。到张渚后，即陆续写了这一组《陷区进出记》，很引起读者的重视。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随后由重庆版转载。——作者）

宜兴，这个东南战场的剑尖，是记者的故乡。

多年来在外漂泊流浪，常常患着一种怀乡病，虽然我在故乡的家，早被敌人炸毁了。

离开广德流动桥后，我的心开始跳颤，像一个久经风霜的游子，忽然看到饱经忧患的慈母，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从哪里说起。

分水关是苏皖的交界，这一个小小的土坡，就是我的故乡的大门。我踏进这大门后，就听见竹林里隐约传出的乡音，情不自禁从轿子上跳下来，吻着道旁的泥土，轻轻说：“我回老家来了！”

我真回家来了么？这就是我的故乡么？到张渚后，我心中的疑团便慢慢扩大起来。这四野的颓垣残壁，这镇上的畸形繁荣，满街的仇货，遍处五色斑斓的标语，以及各色各等战时前线特有的人物与景色，凄沉迷离，一切对我是那么陌生，那么出乎意料，这，这就是我朝夕悬想的故乡吗？

山川依旧

一天清早，一位陌生的青年人来敲我旅舍之门，接谈之下，才知道我的一个小学的同学，在故乡已打了六年游击，听到我回来了，特地派人来邀我去。

他的战斗区域离张渚有××里，水陆兼行，一天可达。于是我便换了一身短装，随着这位青年，滑出了前线的范围。

村庄并不大，但周围的气氛，反比张渚浓厚些；三三两两的青年，在村前村后来回走动，有的挂着手枪或“快慢机”。

在一个破庙里，我会着这位久别的同学，自然，彼此都感觉“陌生”了。

他问我许多后方的情形，我也问了他几年来战斗的经过。他说：“朋友，你不要悲观，故乡还是我们的故乡。你抬头看，这悠悠的南山，不还是和当初一样青翠么？岂仅山川如故，所有乡村的妇孺老幼，都还是那么纯洁可爱，敌人绝对没有能够丝毫动摇他们。我能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活动多年，主要就是靠这一点。”

最后，他劝我到沦陷区“后方”去看看，并且答应负责送我进去。他说：“你好容易回来一趟，要不深入虎穴，岂非空劳往返？”

通行证在这里

两天后，我们都稍稍化装一下，在太阳未升起前闯进了沦陷区。

小船在港汊内走了约摸一个钟头，看见河里有几支竹排横着。我的朋友很熟练地把它掀起，船舒展过去后，又轻轻地放下。他指给我看：“这就是封锁线呀！”我回头一看，果然两岸都连着疏疏的竹篱笆，不断地向两旁伸展过去。

走不到半里路，迎面来了一支小艇，船头上站着两个伪军，一个还托着一支枪。我的神经有些震动，看我的朋友，还是神色自若。

船对面擦过时，我的朋友也站了起来，轻轻把腰间一拍说：“我们的通行证在这里。”

那船上的两个家伙，瞪了我们一下，点点头说：“去罢！”

天快亮了

船飘过了白浪滔滔的东氿，沿着一道小溪前行，我抬头西望，看见城墙就在不到半里以外。这个城圈里，就是我的出生之地，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十四年的童年生活。我的故宅（现在自然是废墟了）就在里边，我的祖宗坟墓也就在这城的附近。在这个圈子里，我熟悉每一条街，每一条小巷；我闭目一想，可以背出那一条街上的几家铺子，几家亲友，甚至还能数出我的故宅有几层台阶，几棵桂树。抬头看去，这城墙下的小石桥依然横卧着，城上还依稀看见几株小树，这上面，一草一木，都还印着我童时的游踪。但我的船终于毫不留恋的在这小城旁边飘过去了。

我含着泪向她挥手。我祝福还在城里受难的亲友，默默地祝祷他们能熬到天亮！

近午，船靠近一个小镇。记得我在这镇上曾读过一年书，镇上的古老房子，一定还能辨别出我并非陌生的来客。

在一家似曾相识的小酒馆里坐下，叫了几样新鲜的菜。我们刚举起杯，便走来几个乡间的父老，点点头，有一位便急切地问：“你们从张渚来的么？武汉克复，冯××受伤，张渚报上登了没有？”

“没有看见，”我的朋友回答，“恐怕不可靠罢！”

“那里，是初四克复的，城里来的人都如此说。”

“我想，假使有这事，里面的报一定会登出，大概还没有攻下。”

“唉，天亮得真慢！”一位老者提着旱烟袋，叹一口长气。

我忍着满怀惭愧感奋，向他们说：“老伯伯，不要着急，的确天快亮了，外国朋友已在西边打大胜仗，我们自己也一天比一天强，后方大家的算法，明年总可过太平年了。我们那时好好饮杯酒。”

“但愿如此。我们苦够了，但是一两年还熬得起。”

后来，我问起他们的生活，他们说：“好在这里是小镇。鬼子仅仅来过两次，一年来，鬼子比以前少了，附近三十里内好久没见过鬼子。这几年收成还好，但敌伪层层叠叠的捐税，真负担不起。我们每年还要派人到张渚再完一道税，这是我们的心愿，无论如何困难，总要清了的。”

我说：“这里有学校么？兄弟们往哪里念书？”

“小学，在××桥有一所，功课看来和战前差不多。要进中学，都送到张渚去。但这样的年头，要不卖田，哪里进得起中学？卖田，又有谁要！”

征服不了的心

在另一个小镇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步行了三十多里路，到了和桥，那里是通常州、无锡的交通要口，有汽车通常州，也有轮船通无锡。在镇口上，有伪军伪警在搜查，我的朋友领我从一条小路进入汽车站。所谓“站”，就是一个席棚，放着几条板凳。一个名为“站伕”的病人，见人坐下了，便伸着手要酒钱，一面诉苦说：“没有工钱，要我日夜看守，一碗饭要三块钱，只好请各位可怜可怜帮帮忙。”

汽车原定八时开出，但到了十时还没有影子，有几个人在抱怨。一位高个子的老人说：“等着罢，这年头还说什么，你还以为当年那样按时刻有车来坐吗？要舒服，等明年来。”

另一面，看见篱笆口上在争吵，一个伪警要“检查”一个乡里人，那人对着伪警发作：“你不要看老子穷，我穷还是个人呀！”

我振起精神听，心里在想，这些善良的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征服的，他们无条件地信赖政府，无代价的在熬、在忍受。

我们哪天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呢！

进了敌人的心脏

朋友轻轻对我说：“过去二十里，漕桥有一个大‘检问所’，检查比较严厉，敌人相当多，我不再送你了。你不要心慌，有‘清乡××证’是不成问题的，你泰然过去，到了常州，大概可以赶上火车。”

我着急说：“我哪里来的××证？”

“不要忙，我早给你预备好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还贴着我化装的照片。

我笑着说：“你真有鬼。”

在汽车上，我被挤、被抛荡了四小时，下车八次，检查四次，终于穿过了陌生的故乡，平安到了常州，踏进了敌人的心脏。

◇原载1943年10月25日重庆《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