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寓言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寓言可以说起源于殷商，成形于春秋，成熟兴盛于战国。寓言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先秦寓言、两汉寓言、魏晋南北朝寓言、唐宋寓言和元明清寓言五个时期。

一、先秦寓言

今人所谓的先秦寓言，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寓言。先秦这个历史概念包括了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些历史时代。先秦留传下来的寓言绝大多数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战国时代，七雄纷争，合纵连横之士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为了增强论辩效果，诸子在宣传自己的学说时，大量引用各种有寓意的历史事实和民间故事，并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论辩需要进行创作，寓言便成了诸子阐理论道的普遍手段。

先秦诸子著作，除《老子》、《论语》之外，无一不运用寓言。先秦寓言的数量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庄子》寓言有180多篇，《韩非子》寓言有320余篇，《列子》寓言近百篇，《吕氏春秋》寓言280余篇，《战国策》寓言50多篇，加上《晏子春秋》、《孟子》、《墨子》、《管子》、《荀子》、《尹文子》、《慎子》等著作中的寓言，总数在千篇以上。这比起古希腊寓言集大成的总集《伊索寓言》200多篇的数量要大得多。先秦寓言不仅量大，艺术质量也相当高，许多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当代中外寓言创作难以企及的典范。先秦是我国寓言成熟兴盛、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尽管先秦寓言寄生于散文，还未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中国寓言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两汉寓言

寓言发展到两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大的收获且质量不高。秦王朝一统天下，施行政治和文化专制，政治上百家争鸣的环境不复存在，这就使依附于说理散文的寓言失去发展的基础。

秦末战乱后，平定天下的汉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两汉的散文、理论著作中，已无先秦百家争鸣的气势和普遍使用寓言阐理说道的特点。虽然四百年历史的两汉还留下一些寓言，但数量和质量比起先秦寓言都大为逊色。两汉寓言总数约600篇左右。主要见于刘向的《说苑》、《新序》，刘安的《淮南子》，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中。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历史著作中也有少量的寓言。总体来看，两汉寓言大都局限于儒家经典和历史故事，缺乏来自民间充满生活气息的各种题材，与先秦寓言的思想性、艺术性相比，差距甚大。当然，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精彩寓言，如《杯弓蛇影》、《未尝知音》、《枭将东徙》、《反裘负刍》、《曲突徙薪》等。

杯弓蛇影：古汉语中的一个成语，也是一个典故，出自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应郴请杜宣饮酒，挂在墙上的弓映在酒杯里，杜宣以为杯中有蛇，疑心喝下了蛇，心忧而病，应郴听说杜宣生病后来看望杜宣，杜宣看到墙上的弓后病就好了，后用“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妄自惊扰。

枭将东徙：猫头鹰遇到斑鸠。斑鸠问它：“你将要到哪里去？”猫头鹰答道：“我将要向东迁移。”斑鸠问：“为什么呢？”猫头鹰答到：“乡里人都厌恶我的叫声，所以我要向东迁移。”斑鸠说：“你只要改变你的叫声就可以了；你如果不能改变叫声，即使你搬到东边去，你的叫声仍然会被人讨厌。”典故出于《说苑》，常被用来表示“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着手。”毕竟“治根不治本”不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做任何事都应从其本身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裘负刍：魏文侯出游，看到路人背柴草，他们为了保护皮袄的毛而反穿皮袄，魏文侯从中认识到“下不安者，上不可居”的治国之道。今天看来，本文向我们阐述的一个道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规律，应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舍本逐末，否则最终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魏晋南北朝寓言

魏晋南北朝有着长达数百年的动荡不安，动乱的社会带来了活跃的思想。随着汉王朝的解体，儒学难再独尊，社会各层人士的思想逐渐得到解放。曹操执政，尚刑名、讲通脱，主张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物。老庄思想、佛教之学发展成以旷达放荡为特征的玄学，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活跃的思想给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形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这个时代不仅产生了以曹氏父子的创作为代表的建安现实主义诗歌，还产生了以《搜神记》、《世说新语》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同时，文艺理论著作得到了大繁荣，产生了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影响深远的论著。

然而这个时期的寓言并没得到明显的发展，其数量还不及两汉。思想的活跃，文学的长足发展，本应给寓言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但此时的寓言为什么没有大的收获呢，薛贤荣先生认为原因在于：“其一，寓言此时尚未取得文体上的独立地位，而赖以栖身的论辩散文并不发达，四六骈文则不利于叙事。其二，直抒胸臆、悲凉慷慨的诗歌具有极大魅力，吸引了大批文人，曹丕甚至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那些赋训勉于诗赋的见解。这就把寓言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寓言的发展。”（《寓言学概论》）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魏晋南北朝寓言在《笑林》中保留较多，在刘昼的《刘子》、萧绎的《金楼子》、符朗的《符子》等理论著述，及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中，也能见到一些。这个时期寓言的成绩虽然不大，但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这个时期的笑话丰富了寓言的表现手法。笑话为文学中的一种讽刺幽默小品，其中偏重于借事寓理的讽刺笑话往往就是寓言。魏邯郸淳的《笑林》是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书中有不少以笑话形式出现的寓言，如《执竿入城》、《一叶自障》、《食笋煮箦》、《宜去葛龚》等。此书具有开创后世笑话寓言先河的意义。隋代的《启颜录》，宋代的《艾子杂说》，明代的《艾子后语》、《笑赞》、《笑府》，清代的《笑得好》、《俏皮话》等，都明显地受到《笑林》的影响，其中包含了许多为人熟知的寓言。二是印度佛经寓言的大量传入，从题材、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中国寓言的创作留下了新的启示。印度佛经寓言虽然属于宗教文化，但它却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题材丰富，寓意深广，表现形式活泼，文体自成样式，并形成《百喻经》等寓言专集，这些都是可资借鉴的。在印度佛经寓言的影响下，我国的笔记小说也出现了与印度佛经寓言相似的故事，如刘义庆的《鹦鹉灭火》，明显地源于《旧杂譬喻经》或《阿育王譬喻经》。印度佛经寓言的传入，对魏晋南北朝寓言创作的影响并不大，但它促成了唐宋寓言的复兴。

执竿入城：鲁国有个拿着长长的竿子进入城门的人，起初竖立起来拿着它，不能进入城门，横过来拿着它，也不能进入城门，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了。一会儿，有个老人来到这里说：“我并不是圣贤，只不过是见到的事情多了，为什么不用锯子将长竿从中截断后进入城门呢？”那个鲁国人于是依照老人的办法将长竿子截断了。

一叶障目：楚国有一个人，家境贫寒，穷困潦倒。他读了《淮南子》，看到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螳螂在捕蝉时用树叶遮住自己的身体，其他小昆虫就看不见它，（要是有人能得到那片树叶）就能用它隐藏自己的身体。他十分高兴，于是跑到一棵树下抬头仰望，希望找到那片螳螂在捕蝉时用来遮蔽自己的树叶。偶然发现了，就伸手摘下来。不料失手，那片树叶竟飘落地下。树下原本就有落叶，（混在一起）再也无法辨认。于是，他索性将落叶全部扫起，收了足足有几斗回家。抱回家后，他一片一片地轮番拿树叶来遮住自己的眼睛，问他妻子：“你还能看见我吗？”开始，妻子一直说：“能看见。”后来，折腾了一整天，妻子于是疲倦不堪，很不耐烦，便骗他说：“看不见了！”这人一听心里暗暗大喜，急忙将选出的树叶揣在怀里，跑到街上去。到了闹市，他举着树叶，旁若无人，当面拿别人的东西。结果被官府差吏当场抓住，押送县衙。

鹦鹉灭火：有鹦鹉飞到其他山栖息，山中的飞禽走兽总是很尊重地对待鹦鹉。鹦鹉自己想：待在这山里虽然快乐但不可长时间居住在这里，就离开了。好几个月后，山中起大火，鹦鹉远远地看见，便进入水中沾湿羽毛，飞过去并洒向山那里。天神说：“你虽然有志气，但又有什么用呢？”鹦鹉回答：“我虽然知道一点点的水不能救它们，但是我曾经寄居在这座山，飞禽走兽友好地对待我如同兄弟，我只是不忍心看见它们被大火烧死罢了！”天神赞扬它的行为，立即为它熄灭了大火。

四、唐宋寓言

唐宋时代是中国寓言创作开始复兴的时期，寓言的收获比较大。隋代的历史很短，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代文章，寓言也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只有侯白《启颜录》中有少量寓言像游丝维系着隋前隋后的寓言史。即使是到了初唐和盛唐，寓言的创作也并无兴旺的迹象，这个时期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建树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内则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党争，外则不断受到吐蕃、回鹘的威胁，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寓言创作随着古文运动兴起，发挥着揭露社会矛盾、讽刺时弊、针砭陈规陋习的作用。唐代之前，寓言寄生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和其他文体之中，而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则出现了不少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柳宗元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了独立成篇、自标篇名的寓言的作家，他的《三戒》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广泛。后来苏东坡作《河豚鱼说》、《乌贼鱼说》二说，邓牧作《二戒——学柳河东》等寓言，都是直接模仿他的。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人也有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他们和柳宗元一样，吸取先秦寓言与印度佛经寓言的长处，用独立的寓言形式深刻地讽刺了官场和社会各种腐朽衰败的时弊。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等人虽然创立了寓言这种独立的文体，但寓言并没有就此完全摆脱寄生的地位，唐代至清末的许多寓言，依然还是夹杂于其他文体之中。完全摆脱寓言的寄生地位，当是现代之初。

河豚鱼说：河里有一种鱼，它的名字叫河豚，在桥墩之间游动，撞到桥的柱子，不知道远远地离开。恼怒那柱子撞了自己，便张开腮立起鱼鳍，并因恼怒而鼓起肚子浮上水面，很久不动。飞过的老鹰抓住了它，撕裂鱼腹把它吃了。

乌贼鱼说：海里的鱼，有一种叫乌贼的，喷出的汁液使水变黑。它在岸边游戏，怕别的动物看见自己，就喷出汁液隐蔽自己。海鸟看见就起了疑心，知道那有鱼就来抓它。唉，只知道自我掩蔽来求全，不懂得消除踪迹来断绝被怀疑，被追寻者所看见，悲哀啊！

唐代是散文的辉煌时代，更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寓言不仅受到散文的影响，也受到诗歌的影响。唐代开始出现诗体寓言，一些著名诗人都写下了这类作品。如寒山子《狗争骨》（原诗无题），杜甫的《义鹘行》、《朱凤行》，刘禹锡的《有獭吟》、《飞鸢操》，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等，还有近代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俗赋《燕子赋》等，它们已不是古典诗歌中含通常比喻的寓言诗，而是叙事性的寓言诗。但遗憾的是这些寓言诗数量太少，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形成规模，对当时及后世形成诗体寓言的促进作用不大。在中国古代寓言作品中，诗体寓言与散文体寓言比起来，真有如晨星与河汉之差。

在西欧，情况则迥异，俄国克雷洛夫、法国拉封丹等寓言家的寓言都是诗体。《苏联百科全书》对寓言的定义是：“寓言是用比喻的形式来表现出人类的行为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简短故事，更多的时候是诗体的故事。”而我国的唐代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却并没有使诗体寓言繁荣。陈蒲清先生认为：“这种情况大概跟中国寓言的传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则长于抒情，短于叙事，即使是叙事诗也以浓郁的抒情为主要线索（如《木兰诗》、《长恨歌》等），很少纯粹的叙事诗。同时，中国诗歌虽然也引用故事（即用典），但只简单点明一下，讲究暗引，不引用完整情节。这一切都使得古典诗歌与寓言的彼此关系疏远了。”这应当是唐代已经出现诗体寓言而得不到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

从寓言的发展史来看，唐代寓言的最大收获就是开始了寓言体裁的独立和产生了诗体寓言。晚唐的寓言呈复兴之势，颇有佳作传世。

宋代的寓言创作也与唐代的寓言创作相似，是随着北宋中叶的古文运动而兴起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些古文大家及宋代一些有名文人都有寓言传世。宋代寓言以苏东坡的作品最为杰出，其作品明显地反映出庄子寓言、佛经寓言和柳宗元寓言的影响，但又具有嬉笑怒骂的诙谐特色，对后代寓言影响颇大。除了他的《二鱼说》、《傍人门户》、《小儿不怕虎》、《戴嵩画牛》、《二措言大志》、《螺蚌相语》、《口目相语》等一批寓言外，还有传为他所撰的《艾子杂说》收集了39篇寓言。《艾子杂说》是我国寓言史上的第一本寓言专集。书中以滑稽多智的艾子作为贯穿所有寓言的主人公，多角度多侧面地针砭了时弊，特别是尖锐地讽刺了残酷的封建专制，如《虾蟆夜哭》这一类作品。这部寓言集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刘基的《郁离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都借鉴了它讽喻现实的抗争精神、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和以虚构人物统领全书的手法。

五、元明清寓言

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时期。在元明清时代，伴随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民众的顽强反抗，各种文学思潮产生并结出硕果。元明清时代的许多不能入仕的文人和一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民众的疾苦与需求，他们在创作形式上离开了高雅的诗文，主张通俗文学。元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元杂剧和散曲，明代和清代文学最有成就的是长篇章回小说、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传奇（戏剧）。当然，诗、词、曲、散文及短篇文言小说等形式的文学也有不小的收获。从元明清三个朝代寓言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收获也是颇丰的。

元代前期的寓言数量很少，仅有邓牧的《二戒》、王恽的《鱼叹》、白珽《湛渊静语》中的《囫囵吞枣》、虞韶《铁杵磨针》等作品传世。元末以后，却出现了以刘基和宋濂为代表的一批寓言作家和大量的寓言作品。刘基所著的寓言专集《郁离子》，共收寓言故事100多篇。该书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和讽刺了元末的社会问题，结构上类似《艾子杂说》，以“郁离子”贯穿全书的所有故事，但规模比《艾子杂说》大得多，无论题材、寓意、风格都别于前人，创新之处比比可见。与刘基的寓言成就相差无几的宋濂，在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和《燕书》两本书里，也收集了平生创作的大部分寓言。《龙门子凝道记》是一本杂著，其中有寓言30余则，《燕书》则是一本寓言专集，作品约40则。他的寓言与刘基的风格相似，不仅取材丰富，寓意深刻，讽刺与幽默的特色也十分突出。明代还有不少的文人创作了寓言。方孝孺的《逊志斋集》，耿定向的《权子》，陆灼的《艾子后语》，庄元臣的《叔苴子》，刘元卿的《贤奕编》，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雪涛谐史》，赵南星的《笑赞》，浮白主人的《笑林》，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古今谈概》，张令夷的《迂仙别记》等书中，都有数目可观的寓言。清代的寓言作品也不少，大多存于三类书中。一类是清代文人的各种文集，如唐甄的《潜书》、王晫的《杂著十种》、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龚自珍的《龚定庵全集》、刘熙载的《寤崖子》、薛福成的《庸庵全集》等书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寓言；二类是清人小说集里混杂的寓言，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沈起凤的《谐铎》等文言短篇小说中，也可见少量寓言；三类是大量见于各种笑话集中的寓言，如石金成的《笑得好》、方飞鸿的《广助谈》、俞樾的《一笑》、程世爵的《新辑笑林广记》、小石道人的《嘻谈录》、吴趼人的《俏皮话》等。这些书虽不属寓言专集，但寓言所占的比例是不小的。其中《俏皮话》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书中把清代末期的贪官污吏和各种奸邪小人比作蛇、鼠、臭虫、蛆虫、跳蚤、蚊子等，不仅尖锐无情地讽刺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无道和腐朽没落，在寓言创作形式和手法上也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它一方面继承了明清诙谐寓言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寓言的影响，将两者融为一炉，开拓了新的局面。《俏皮话》中一百多则寓言大多数以动物为主人公，这在中国古代寓言作品是没有先例的；而另一方面，其中的双关、夸张手法和幽默色彩，又有着鲜明的民族气息。”（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

囫囵吞枣：相传，古时候有个老先生，身边教了很多学生。一天课余时间，学生们拿出新鲜的梨子和大枣吃了起来。这时，先生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是个医生。他看到学生们都在不停地吃着梨子和大枣，就劝他们说：“虽然梨子有益于嗓子，但吃多了却会伤脾；大枣是有益于脾，可是吃多了就会损坏嗓子。”听了这位客人的话，一个愚钝的学生想了很久才说：“那我吃梨的时候光嚼不咽下去，这样就不能伤我的脾了；吃枣就整个儿吞下去而不嚼，也就伤不了我的嗓子了。”客人说：“唉，真没办法，你整个儿一个囫囵吞枣呀！”

总的看来，元明清时代的寓言创作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家、作品较前代更多，作品总量不亚于先秦，作品的体裁更加独立，其形式、手法、风格上也更加符合寓言自身的创作要求。尤其是清末的优秀寓言，起到了古代寓言向现代寓言过渡的桥梁作用。

综观中国历代寓言的创作成果，我们不能不为其灿烂夺目的辉煌成就而感到自豪。我们应当继承古代寓言留下的丰富遗产，从中获得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独特认识，吸取历代寓言创作的经验，以利于发扬中国寓言的优良传统，促进和繁荣当代寓言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