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怎么了

向：我们应该对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立场。咱们都是文艺工作者，文化艺术可以说是国家形象的名片，文化艺术作为国家形象名片是传播本国文化的一个有效手段。我记得岳川兄前面提到过美国的“三片”文化 ——薯片、芯片、大片。这“三片”是美国在全球做大做强的一个模式，其中好莱坞梦幻工厂出产的影视“大片”更是所向披靡、风靡全球。影视是形象生动而又集中展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窗口和桥梁，通过影视作品这扇窗口，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显性的或隐性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能让我们对其所反映出的文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悟，也能春风化雨般让我们接受其中携带的种种观念和思想。好莱坞梦幻工厂的“大片”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文化的特殊载体，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元素。

我们对遥远的太平洋对岸国度的了解和认知度，对“美国梦”的向往，往往来自好莱坞大片，而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风俗习惯等，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其影响、被其改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时下，我们的年轻人对国产片往往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却都喜欢看国外的大片，影片中裹挟的种种意识形态很容易就被他们接受了，因而受其影响更深。从西方的情人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种种洋节日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而中国的传统节日却默默无闻，或者是要披上西方化的外衣，才能重获青睐，像“七夕节”，就因为附上了“中国的情人节”而被商家从历史的深处重新牵回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十多年前还鲜有听闻的“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如今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一度成为“高大上”的象征，成为年轻人约会爱去的场所。如今，连三四线城市都到处可见其踪迹，而中国本土的豆浆、油条、馒头却相形见绌。美国的各种名牌奢侈品也成为国人追捧的对象。中国人到海外排队疯狂抢购奢侈消费品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i Phone手机成为国内外时尚高端人士的必备物品。从“麦当劳”、“肯德基”的鸡翅，到Google、Windows等应用平台，再到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以及年轻人渴望的自由生活方式和“美国梦”，美国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等，随着其“大片”，席卷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却并未遭到任何抵制。相比之下，我们倒常常忽略自己的产品和文化审美趣味。国内尽管有人在倡导国学、读经、爱用国货等观念，年轻一代人却不太容易接受，甚至产生逆反和拒斥心理，而美国大片中夹带的消费意识形态、名牌效应，却不胫而走。这难道不是文化软实力对我们的影响吗？

韩国文化及韩国消费品得以进入中国，深入人心，其影视剧等文化产业充当了开路先锋，功不可没。问一问现在的年轻人，最近最热的网络歌曲是什么？大家都会提到韩国的朴载相，提到他的《江南style》 （Gangnam Style）。我们的很多儿童，从小就开始在少年宫、在各种课外兴趣学习班里学着跳那搞笑的“骑马舞”。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影视剧、流行音乐、明星等大批量进入中国。1993年，中国首次引进韩剧《嫉妒》。1997年，中央电视台播出韩国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之后的《星梦奇缘》、《天桥风云》、《蓝色生死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看了又看》、《人鱼小姐》、《明成皇后》、《巴黎恋人》、《加油，金三顺》、《大长今》……韩剧的收视率一路飙升，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韩流”。韩剧及韩国商品成功打入中国市场，可以说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

王：文化是军事战争的替代品，在未来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争中，文化应该从战术上升为战略。重视国家文化整体文化战略是未来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腾飞的同时，只有文化复兴、输出并产生普遍影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回顾和比较中西文化战略的交锋历史，会发现中国对于自身文化形象的输出明显重视不够。这也导致在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中国面临多重危机：美国文化、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欧洲文化的整体复兴，德国文化、法国文化扩张更具有主动意识。东亚文化圈内部的领导权争夺。日本的动漫影响了一代东亚人。“韩流”的背后是国家文化战略，《大长今》热播的背后，是韩国政府为自己的文化正名和争夺领导权的努力。

向：《大长今》当年曾在中国大陆创下了收视率的奇迹，在其他地区也一样。它取得了台湾有线电视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创造了香港无线电视台多年来黄金时间收视率的最高纪录。与之相应的是，刮起了一股“大长今风”，由此带动了韩国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大长今海苔”、“大长今泡菜”、相关的文学作品、音像制品、旅游手册被抢购一空，《大长今》的拍摄基地成为热门的旅游线路……可以说，韩剧已经成为韩国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身份证。

但是，说实在的，《大长今》这样的历史剧能在中国热播，并引发巨大反响，实在是让不少中国人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究其根底，剧中所传达出的文化精髓，实际上全是中国传统文化，这跟我们在看日本影视作品时的观感很类似。我们在看日本和韩国的影视作品的时候，常常会被深深打动，并不自觉地产生认同感和亲和感。而西方人也觉得日韩文化非常独特，将其看成东方文化的形象代表。但实际上，像《大长今》之类的韩剧，虽然展示的是韩国国粹的东西，包括宫廷文化、美食、医疗等，却都明显地带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韵味。一些韩国时装剧，从中看到的也是中国传统的仁爱孝亲有礼等传统礼仪在现代社会中的留存。家庭伦理剧《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提倡的是孝敬父母、夫妻恩爱、家庭成员之间相亲相爱等最基本的传统儒家道德思想；爱情悲剧《蓝色生死恋》、《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演绎的是男女主人公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这些真善美的品质，是习惯了忙忙碌碌、风风火火，被现实压得失去了礼仪风度，常常感慨人心不古、人情冷漠的当代中国人所缺少，但又渴望和企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看韩剧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心灵慰藉。

有趣的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反倒在中国人自己的影视作品中比较少见了。时下的一些国产影视作品，要么过度娱乐化，一味插科打诨挠人胳肢窝；要么“戏说”、“演义”得没边没谱，赶工痕迹重，硬伤错漏百出，细节上不够严谨；要么仿效西方大片，追求大制作、大投入、炫技特效、明星阵容。很多影视剧追求的是票房价值而非艺术品位，虽然叫座却不叫好。也难怪近些年来国内电影票房价值不断飙升，招来的却是一片吐槽声，大家是一边骂一边看。“韩流”一波一波地袭来，让国内影视从业人员倍感压力。我记得张国立在看完《大长今》后曾说：“中国电影、电视剧、戏剧越来越缺乏感动的元素。韩剧倒是把镜头对准黎民百姓的平凡人生，踏踏实实讲故事、讲人情、讲礼仪，等人家的收视率‘嗖嗖’上去的时候，大家全傻眼了！”看韩剧，带给我们的是久违的感动。我们从韩剧中不仅能够感受到韩国的传统文化，更是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己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韩国近年来在文化上的崛起，特别是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韩国人反倒抢在有着丰富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的中国之前来攫取对儒家文化主体精神的阐释权、话语权。而我们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却在这场文化竞争中落败。

《大长今》的编剧是经过了三年的准备时间，参考了大量史实后才敢下笔的，在追求商业效益、时间就是金钱的消费社会里，非常难能可贵。回想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拍摄的《西游记》、《红楼梦》，当时拍摄条件和经费、设备都非常有限，但从业人员都非常用心，精雕细琢，聘请了大量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文化顾问，至今仍是荧屏上久播不衰的经典剧。《西游记》至今已重播3000多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听说最近六小龄童在准备为其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呢。但后来投入更大、科技含量高、吸人眼球的选秀风波频出的新版《西游记》、《红楼梦》之类，却反响平平。这中间的差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我记得《大长今》播出后不久，你们北大的学者张颐武的一个观点曾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接受《新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世俗文化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低端、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此话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此话有待商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是通过大众文化传媒、通过影视等艺术作品来了解中国形象的。而在这方面的推广与普及，我们已经落在了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后面，更不用说欧美等西方国家了。

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家形象”有一个逐渐边缘化的过程：16—18世纪末，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同由狂热到憎恶，同一时期的中国对西方因基本无知导致了文化自大；18世纪初中国人在地图上看到的不再是“中心之国”，而是世界地图边上的“边缘之国”；1840年鸦片战争和1894年甲午海战后，西方对中国的憎恶超过了同情；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同情增加，而“五四”前后中国开始对西方狂热“拿来”；20世纪下半叶到1949年冷战模式中，中西互相间出现了“文化误读”，而以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为盛；1972—1989年西方对中国重新认识，形成尊敬和憎恶并存的局面；而在后冷战时期（1989年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等提法，无非是继续“打压中国”。这些政治谋略中的“妖魔化”倾向，如今影响到了文化领域乃至艺术领域，不可不察。

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在19世纪以前和19世纪以后截然不同。19世纪以前是天朝上国，20世纪中国就成了西方甚至日本的小学生。学习他人自然是一个获得自我的过程，但不能迷失在学习当中。今天，随着中国的强大，自我定位与对外形象的关系再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21世纪中国在自我定位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不称霸、准备和平崛起并有益于世界的大国。这是中国“三和”精神的体现。但是，这一自我定位遭遇到对外形象的危机。

今天，中国的面目依然不清晰，现在中国的文化形象在西方比较尴尬。尤其在大众传媒时代，中国形象往往需要一些体育、影视明星来传播。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明星或多或少代表了中国人形象本身。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传媒化的中国形象分两面看，后现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所以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必然走红。但也有其问题，就是深度和高度不够，所以张颐武的观点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将二者相提并论地进行比较也不具备可行性。这个时代不是以大英、大中华或者大罗马帝国趣味为标准的，它们都成了历史，今天是以美国为中心。美国历史很短，只喜欢球星和媒体，好莱坞梦幻工厂和体育明星成了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个趣味导致的波普艺术、大众文化影响了全球，使得英国的绅士风度、中国的文人雅趣都不合法了。

整个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增大。今天在美国人的餐桌上在课堂上或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谈论中国。今天在美国不谈论中国，就像在中国不谈论美国一样是落伍。然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很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值得一说。在中国国际广播公司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上，这些从事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令我很吃惊。两个例子可以窥豹一斑。问答一题：列出四位中国名人 ——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请选择你最喜欢的人物。包括美英法德意，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共18个主持人和台长中，竟然有16人选择了李小龙！文化身份问题出现了。他们是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的，只知道李小龙而不知道孔子。有一个美国人站到了苏东坡名下，她说因为永远喜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记住了苏东坡。孔子前面站了一个韩国人。为什么站在孔子面前呢？他说孔子成了韩国的精神之父！第二题：《老子》，《论语》，《红楼梦》，金庸小说，请选出你最喜欢的作品。几乎全部选择了金庸小说。这难道不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西方在整体性地对我们产生文化误解。第三题：中国四个美女 ——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请选择你最喜欢的一位。结果16人选择了巩俐。由此可见大众媒体对文化的重要影响。

后现代消费文化形象带来的弊端是，这种文化只是表面的文化，就像收视率一样。2009年9月，中央电视台为期14年的老牌对话节目《实话实说》由于收视率不高而被迫停播，印证了该栏目前主持人崔永元的名言“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与此同时，包括《开心辞典》、《非常6+1》这样插科打诨、娱乐搞笑、文化含金量很低的节目却堂而皇之地入主央视一台。消息传出，一时议论纷纷。

我曾经提出文化输出三大战役，其中之一是要向海外翻译输出三百本书：第一个一百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的著作，第二个一百本是中国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还有就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一百本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灿若群星的必须是人。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现在国外看中国形象，就是章子怡、姚明等影星和球星。但中国这个最强调仁者爱人的国家，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却避免说人。中国的孔子被打倒，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甚至阴谋家的代表，这是彻底的误解。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

但是，今天的精英文化已经没有多大的辐射能力了。重要的不是去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电视、批评广播，而是要在这个中性平台上运行我们的思想，把真正的中国文化和思想建构贯穿进去，尽可能地减少东西方文化误读和思想误读。

我坚信孔子等先哲的人格思想在制度、思想观念、国家人格、中国身份方面有不可取代的重量级作用，而媒体明星只能像流星般飞舞穿梭在西方世界，以璀璨的笑容和青春的美貌向西方说明中国是和谐的。中国是希望被人了解的，媒体明星就像中国的迎宾员，只是把他们唤进去，最后他们看到的、体验到的还是中国的悠久传统和灿烂文明。中国文化形象的深度是最重要的。

向：对，真正能代表中国形象的，最终还是那些有境界、有思想深度、有持久历史影响的文化，媒体明星在其中充当的是迎宾员角色，发挥的是推广作用，而不是中国文化形象的真正代表。虽然章子怡在西方很受欢迎，外国人很喜欢她，但我们从她最初引起西方关注的形象，到最近的形象相比较，不难发现，“国际章”确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也越来越符合西方“看”中国的要求了，其形象包含了很多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曲解和改造。从最早穿着红肚兜亮相国际舞台，用中国传统民俗元素满足西方对古老神秘东方的好奇心，一举成名，到后来戴着墨镜、穿着三点式泳装面对媒体，从头到脚一身欧美名牌着装，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出席各种场合，她日益被西方观众接受，但她身上的中国元素却越来越少。实际上，章子怡呈现给大家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内涵和文化形象。对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国际章”在西方受到欢迎，但她扮演的一些形象，却很难在国内引起共鸣。但对她起到的作用，我们也并不需要因此而一笔抹杀。一定程度上，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影视明星，她也是从一个层面在推广中国文化，成为外界愿意了解中国的一个小小窗口。

章子怡的例子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实际上，中国很多明星、地域文化等要想走上国际舞台，都是走的同样的路数。先是用“原生态”的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面前亮相，以其迥异于西方文化的面貌引起西方的关注。当名利双收之后，开始按照西化的模式重新整合、亮相，最终成为符合西方“观看”要求的形象，经传媒炒作，声名鹊起，却早已失去中国文化的内涵。一些艺人在名利双收之后，更是迅速放弃中国国籍，加入西方国籍……

王：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在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亲和力正在萎缩，中国的文学形象和其他艺术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国形象的就是电影，但中国的电影大片形象并不佳。就以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来说吧，影片讲述的是发生在山西乔家大院的事，但是，山西并没有挂红灯笼的民俗，这是制造出来的民俗。问题在于：大红灯笼是为谁而挂？为领导挂？为观众挂？为老外挂？为海外的评委挂？还是为某某奖项挂？很多批评家认为是为老外挂。电影杜撰风情、编造故事是为了在国外获奖，所以“被看”与“制造被看”彼此互动，《大红灯笼高高挂》成功地上演了一出“看、被看与制造看”的风景……

向：张艺谋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播出后，山西当地具有传统特色的景区、古村落，几乎全都挂上了红灯笼。大家纷纷模仿，其中有类似于民俗的地方，一时间还真有那么点弄假成真的意思。

王：不管张艺谋的“大红灯笼”为谁挂，还是奔走于黄土高原的宝鸡妇女说的方言，这些在西方文化解读中都成一种俯瞰中国的不佳形象。然后，就是美术形象。近来，张晓刚、刘小东、岳敏君等先锋派画家的作品突然从西方一个外交官收藏时的低价位升值，暴涨，拍卖到几千万人民币。当代拍卖行炒作非常热闹，代表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形象。还有音乐形象，一些先锋艺术家，包括女子十二乐坊在西方和东亚都是一种“走出去的”形象。但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文学形象，能够像电影、绘画、音乐甚至体育馆“鸟巢”那样的建筑形象一样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我一直在想，2008年奥运会中国文化借助这一世界性的体育盛事成功亮相之后，中国的文化形象将怎样继续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力量、品牌需要重新确认。

在西方，美籍华裔学者周蕾曾指出：当代中国的电影都有女性化特点。尤其《末代皇帝》一片中的镜头，几乎都采取俯拍镜头，镜头慢慢地摇下，皇宫变得那么温顺。但是中国自己拍的电影，紫禁城是仰拍的雄奇大殿。而当俯拍的时候紫禁城变得那么温顺可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女性化。这反映出西方看中国的权力话语角度。

有趣的是，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 ——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天、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向：四大文明古国中，虽说只有中华文明没有发生中断，但近百年来，我们学习、推崇和传承的一直是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无论什么都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唯西方马首是瞻，以至于我们自己在世界面前的文化形象、文化身份模糊不清。我们正在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文化个性，几乎都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们这样刨自己祖坟，像我们这样打倒摧毁自己的精神文化长城的。

按理说，诗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今天的中国很难再说是一个诗意的国度了，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书法和绘画艺术，如今也是乱象丛生。切莫忘了，我们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书画大国，诗书画三者，书法排在第二，在所有艺术种类中，只有书法艺术唯我独有。这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字的书写手段和书写艺术。古人云，“书虽小技却通大道”，书法唯美是瞻，在书艺的形、技、意、法、神上，讲求心物圆融，物我一如。在古代，书法的普及是与文字的使用一样普及一样广泛的。古代讲究“学而优则仕”，其中的“学”，既指文字、知识、才华，也指书法、写诗、作文。从古至今，书法对汉字文化圈产生了长久而巨大的影响。

但这些年来，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在当今计算机、钢笔或非毛笔的时代，很多人连行文逻辑性都搞不清楚，语句都理不通顺，经常提笔忘字，错别字百出，连写个通知、写个请假条都不知如何下手，更别提写毛笔字和欣赏书法了。不少地方政府为彰显本地的文化建设，兴建诗墙、文化墙，将一些诗歌雕刻在公园、广场的墙上，耗资巨大，本意是好的，但文化墙却“没文化”。不少地方的文化墙、诗墙上错字连篇，连不少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都出现这样的错误。

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中国书法与生俱来就是与中国文字、文化、文学形影不离。但当代的中国书法在“书法热”之际，却处于乱象丛生之中，以“世界”、“中华”开头的各种头衔的所谓书院、协会、团体遍地开花，让人眼花缭乱，所取之名，大得着实吓人。但其中，既有把写汉字等同于书法的滥竽充数者，也有号称“大家”、“大师”的不入流者，有以瞎写乱书、胡涂乱抹代替书之正道者，也有以稀奇古怪的书写来哗众取宠者。当下书界和社会众生，将许多非大家、非名手的书法作品抬到很高的地位，使当代书法史黯然无光，使当代书家贻笑历史。在这个时候，总得有人出来说点真话，免得热昏了头，忘乎所以。对于书画界出现的一些个现象，我想，作为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岳川兄一定比我了解得更多。

王：乱花渐欲迷人眼，云驹兄在文艺界这么多年，看尽文艺界各色现象，却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睿智的眼光，确实很了不起。

我曾经到大英博物馆参观，并同著名美术史家英国牛津大学苏利文教授对话。我提了三个问题：中国书画家到大英博物馆展出，英国方面有没有关于中国书画家的谱系研究？究竟怎样认可书画家 ——不管是行为书法家，还是功力书法家 ——达到了大英博物馆展出的水准？是国家之间的策展行为，还是艺术高手之间的对话，或是朋友之托许以重金获得展出权？苏利文先生回答说基本是后者。无疑，这样的状况会扰乱中国书画的正常规则，扰乱画界的评选机制。他说没有办法，中国还没有在国际上建立一个中国书画完善的评价机制。于是，回国后我找了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先生，就中国当代艺术非正常火爆的现象进行了一次对话。他告诉我一个事实 ——这些画家本身也没拿到多少钱，大多被国际炒作者拿走了。

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也是见仁见智。这两年房地产、股票市场都不太景气，国际资本的大量回流，国内资金热钱集中转向艺术品投资。中国传统艺术吸收了国内的资金热钱，而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则注入了太多的西方资本，打造的却是西方人理论输出在中国成型的准西方艺术形式，然后被他们作为“理论旅行”的变异品加以激赏。真正的艺术品应该从自身的土地上成型，其欣赏者和购买者构成的市场文化价值认同和经济购买价值的主体，应该是本国人。国人对当代艺术品的接受欣赏程度，成为了艺术品真实存在的历史氛围。这种人为抬高价的造势危害很大，一方面可能形成高价艺术拍卖难以为继的危机崩盘，另一方面使得艺术品成为西方洗钱的大市场，再一方面则是西方收藏界的大规模介入，中国购买者集体跟风与非理性艺术品投资，只认作品的金钱升值空间，不认艺术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从而闹出了“买椟还珠”的国际笑话。

向：一些打着前卫旗号的行为艺术和一些奇葩的当代艺术不时出现，刺激着我们的眼球和脑仁儿。大家也开始由最初的匪夷所思，到渐渐麻木，甚至见怪不怪了。但对文艺界的这些以怪诞、荒诞、丑恶、恶心为美的怪现象，一批批非常奇葩的所谓艺术，居然能在拍卖行里拍出天价，竟然还有一大批人为其摇旗呐喊、大声叫好。这才是真正匪夷所思、让人对当代中国艺术感到失望的原因。之前的一些就不说了，前几年上海波特曼嘉丽酒店举办的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秋拍现场，爆炸过的金圆券，用中英文译来译去之后谁也看不懂的唐诗，用烟蒂烫出来的山水画……再一次冲击着我们的审美价值观。而这些所谓的前卫艺术、行为艺术，我们只要走出国门看一看，就会发现大多似曾相识，甚至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很难说得上有什么新意，只能说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一种跟风行为。

在我看来，很多行为艺术、前卫艺术中充斥着假、恶、丑的东西，一味地去解构传统文化元素，挑战传统的文化意义、观念，似乎只要与传统的、固有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不同，就是个性、就是艺术了，而这些成为一些新兴艺术家们最热衷的事。怪不得早就有人说“艺术已死”，中国传统艺术重视艺术家的观念、思想创新，重视意境和个性，讲求气韵生动，以之为神品，故而对技巧的东西看得不那么重要，将纯技巧的视为“匠”气，讲究宁拙勿巧。但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家往往在形、技、神等方面都处理得非常到位。好的艺术家，都经历过勤学苦练的过程，其艺术功底打得非常扎实，文化功底也绝对不弱。不能不说我们今天的艺术教育、艺术体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在我们的高考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今天的高校，绝大多数都设有艺术类专业，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习艺术，但并非出于天赋或爱好，而是为了在高考的时候可以降低文化分。中国仿佛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教育大跃进的时代，因为艺术类的高考录取分数极低，同样的院校，可以低于文化类考生一两百分。所以，很多艺术类考生是在离高考不到一年的时候才开始突击学习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成了高考指挥棒下投机取巧的妙招。相应的，一些院校培养出来的艺术生也面临着文化底蕴不足的问题，而文化才是艺术能保有持久生命力的根基。当艺术变得不再需要技巧，背对文化的时候，艺术很容易沦为浮躁社会中投机取巧的幌子。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已经成为驱动世界前进的动力，而文学、艺术、哲学，则停滞不前。技术和艺术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当我们在声光电色的科技炫技中眼花缭乱时，哪里有心思静下心来沉思真正的哲学、文学或是艺术问题？

王：云驹兄道出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症候，当代艺术有很多的邪气、歪气、病气、惰气，却缺少浩然正气。您的这种忧虑，我也同样有。

可以说，当代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充满迷茫，在西方的现代艺术将中国美学边缘化以后，西方文化全球扩散的结果是，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全球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背离了中庸美学的境界，中国当代艺术沦为西方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播撒。艺术审美对于当今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里出现的极端理性的“单维的人”转化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具有不可替代的铸灵价值。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影响的严重后果在于，现代艺术家充满焦虑痛苦，醉酒疯狂，自残自虐。不少艺术家精神失常，忧郁自杀，结果导致现代艺术大体上是一种审丑的阴暗恶心的艺术，欣赏者看多了以后，也出现类似精神失衡状况。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中国的全面进入，使得中国艺术家的当代书写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传统艺术的典雅优美，又压抑了当代人本土话语独立创造的基本精神，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极度膨胀。

西方后现代思潮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先锋的别名，当代艺术被号称为“后现代艺术”。一些艺术家以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一些艺术家希望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从而一味模仿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以消解中国艺术的政治标志性形式，那些消解传统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艺术，被周边国家理解为“中国艺术堕落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艺术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丑怪艺术的形式符码。

就文化艺术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艺术界以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偶发艺术等“当代艺术”战胜了欧洲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为代表的架上油画的“近代艺术”，而20世纪的现代欧洲中心主义又消解了东方“传统艺术”的纸介媒体。于是，整个人类开始跟着美国文化走，直到人类出现了艺术危机、精神生态危机、宗教危机、生态危机几大危机的共振现象。

反过来看，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导致了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下跌：美国苏富比拍卖行近期拍卖中国当代艺术创十年来的新低。我想问的问题是：东方的前卫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像西方一贯期望的那样折射出当代中国形象？美国的艺术价值观是否导致人类艺术价值出现了危机？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世界面前展示的并非是清晰的大国形象，而是被人操纵的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一般而言，中国艺术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整个世界呈现中有以下不可忽略的“当代模式”。

一是个体的呈现方式：自己画画，自得其乐，自产自销。

二是圈子绘画的生产和消费。几个人搞一个派别，不管是行为艺术也罢，装置艺术也罢，乃至于热衷东方元素也罢，皆是小圈子的生产和消费。圈子可以把一个人的作品价位抬得很高，也可以将其他人的艺术置若罔闻。

三是国内的话语权力圈层，如画廊展厅的选择权和提名权，协会消费 ——不管是美协、书协或是其他什么协会，由协会的权力话语构成的艺术评价和消费模式，在书法和美术方面非常突出，导致艺术家围绕某种话语权力转圈。

四是海外跨国艺术消费。海外主要是由西方艺术财团和话语精英构成。如前瑞士驻中国外交官、有着“中国现代艺术的瑞士教父”之称的乌利·希克（Uli Sigg），他对推高中国现代艺术起了重要作用。最初，他用低价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数年后以极高的价钱抛出。据我所知，买者大部分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他在收购和抛出之间赚取几百倍的利润 ——用更高的价钱抛回给中国人时，国人作何感想？他的增值是多少倍？希克的问题则更为尖锐地触及中国艺术的问题。他说：“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否有特定的风貌？”我们马上会想：中国艺术家的什么作品，是中国画作品，是中国的写意、大写意、水墨，还是中国的油画、装置艺术、行为艺术以及什么……因此，他的问题马上成为一个必须具象化的问题，究竟是中国的西式作品，中国西式作品中的古典油画作品或中国西式作品中的现代装置作品，或是后现代行为艺术作品，拼贴艺术作品，新历史主义作品……但这种越是向西方臣服，越是完全挪用抄袭的作品越是没有中国性，却越是受到西方的肯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种外来的评价机制，成为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加以规约的直接表现。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些行为主义杂乱差的艺术和书法作品中看到，它们没有中国性，只有世界性。但这个世界性，仅仅是轰动性而已，与中国无关，与艺术无关。

五是美国国家话语霸权的操纵者。美国中央情报局调动了十几亿美元，每年资助第三世界的文学艺术家，使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文化心态。中央情报局变成了美国的文化部，而“文化战争”氛围中充满着权力和挤压。

“欧洲现代性”所诋毁或者消解的是什么呢？主要是“亚洲传统性” ——东方的纸介媒体的作品，而“美国后现代性”又在消解着欧洲的架上油画。于是，美国艺术：波普艺术、行为艺术、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偶发艺术、概念艺术等，大多都可归入西方评论家所说的“胡来艺术”、“空壳艺术”范围，它们具有几个特点：消解价值，丧失价值判断；失去内涵，无视内容，只剩形式；否定立场，只剩下游戏和作秀。这就是“胡来艺术”或“空壳艺术”，这种艺术可以直接用一个“空壳”代替另一个“空壳”，如果说它还有一点点内容的话，就是造成观看者心理的“恶心感”，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西方艺术也可以称为“恶心艺术”。

美国的文化输出战略是成功的。同样，韩国《大长今》的文化输出战略也是成功的。《大长今》绝非是韩国某导演花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美元去创造的个人作品，而是韩国政府下达了八个文件的文化战争的争夺，是韩国文化战略加以实施的重要步骤：首先是“韩热”，然后是“亚热”，最后是“全球热”！他们成功了 ——先韩热，后亚热，甚至世界也在热。我认为，不管是希克收购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也罢，还是美国用行为艺术等冲击和取代了欧洲艺术中心，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美国化，以高势位引导整个人类偏离人道性价值。如今，中国艺术仍处于世界文化输出链条的被动的“末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需要具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拍卖行中，西方绘画作品一路走高：毕加索的《拿烟斗的孩子》拍了10416.8万美元；凡·高的《加歇医生像》也拍出8250万美元的高价。东方纸介媒体让位于欧洲架上油画，根本上是传统价值让位于现代虚无。只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在1945年以后，掌管了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走向 ——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把世界从一战以后的30多个国家，二战以后的60多个国家，成功地变成了200多个国家；在文化战略上，尚没有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那么顺手，他们想法用三百年历史吃掉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和欧洲的三千年历史 ——用抽象绘画、装置艺术、概念艺术、行为艺术来冲击欧洲的架上油画。美国在霸权话语下做到了。今天很多搞绘画的人不明白为什么传统东方败给了现代西方，现代西方又败给了后现代美国。后现代之后是什么呢？是后殖民！后殖民典型的特征在于不再是征服别人的领土和黑人奴隶了，而是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美国人正敦促全人类在后殖民道路上跟随着美国走。

当我们将“传统—现代—后现代”的谱系弄清楚以后，我们明白：今天人们选择什么，除了自己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理念支撑自己以外，还有话语权力空间导向问题。之所以一些画家热衷于行为艺术，是因为这是一种所谓强势国际绘画语言。在这种强势话语下，中国传统艺术变成了被不断边缘化的区域语言，被后殖民主义文化边缘化的一种形象。但是，金融危机宣告美国的玫瑰色梦破碎了。这个经济霸权的梦破碎了以后，暴露出美国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我们可以直视美国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今天，其实它的经济危机表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出了问题。

事实上，当代一些相当有实力的艺术家，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常常感到困惑。传统艺术在全球化中似乎丧失了现实土壤和文化背景，但是艺术家感觉到将艺术全盘西化是对艺术的彻底摧毁。他们一方面力求追踪西方最新思潮而凭直觉去书写，但却常常感到追逐的无路茫然；一方面凭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识阐释自己作品的东方意味，却时时感到勉强而丧失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坚持中西文化整合而阐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审美体系，却感到差异鸿沟难以填平而倍加茫然！在全盘西化尘埃落定之后，如何坚持中国艺术文化身份，在外在怪异实验渐渐消解后，努力返璞归真回归“文化艺术”，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就中国进入全球化现代性过程而言，这种所谓的“进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把剑很尖锐，要削除中国文化本身的诸多特性，那些中国精神性的要素，这对中国而言是一种伤害。比如，在救亡与启蒙上，我们只选择了启蒙，失去了传统中重要的东西，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包括文化成本、经济成本。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话语输进来之后，使更年轻的一代疏离甚至背离了传统。正如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瑟勒（Jeffrey Soule）在十里长街走过以后大发感慨：“中国这个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莽撞行事，穿上一身俗气的洋布褂呢？”

向：确实是这样。一方面是一些传统风格的建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因为“妨碍发展”，“妨害整体规划”等种种理由，不断被拆除。我们拆起传统的东西来一点也不心疼，传统的古村落、古民居在不断地消亡。在城市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新的建筑不断出现，却是千城一面，千村一面，没有任何特色，反而不及以前。

另一方面是一些风格怪异的现代建筑不断在各地出现，前有国家大剧院、奥体“鸟巢”、被称为“大裤衩”的央视新楼、人民日报社新大楼等等，曾引得国人争论不休。之后，又有被民众戏称为“秋裤楼”的苏州金鸡湖畔的地标建筑东方之门、“马桶盖”的湖州喜来登酒店、“比基尼”的杭州国奥村，还有什么“酒瓶大厦”、“行尸走肉大酒店”、“铜钱大厦”，更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为山寨版的美国国会山……各地千奇百怪的“标志性”建筑层出不穷，洋设计师在中国大受追捧。《国际先驱导报》甚至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洋建筑的试验场，中国正在走向一种新殖民主义。而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群体艺术之集大成的北京，这些民族文化的遗产已经被资本和权贵的联盟所打碎。在北京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大拆大建屡见不鲜，当年梁思成等人的反对并没有起到效果。今天的北京，仅存以故宫、天坛、钟鼓楼为一线，以四合院等古代民居区为两肋的古建风貌，而一些庙宇、祭坛、园林及院落等，则像袖珍盆景般星散在京城各个角落。摊大饼式的发展，让北京失去了特点，与纽约、东京等其他大都市没有多大区别，据说从世界遗产保护组织里还传出要取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声音。这反映出了我们的文化观、审美观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了很大的问题。好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值得我们深思。

王：这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城市形象。如果我们连本国文化与历史都不尊重不继承，进而导致文化自信和超迈精神的丧失，很难想象这样的民族能够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文化创新能量而受到其他民族敬重。

早在2000年，我从日本金泽大学做客座教授两年回来的时候就有很沉重的感觉。我感觉到日本非常现代，甚至也很后现代。但是它的传统如佛学、榻榻米、日餐等保存得非常完整，而中国唯恐祖先的东西抛弃不干净。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西方的时候，日本变成了东方大国。书法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他们只认日本不认中国。同样，花道不认中国，茶道不认中国，甚至是连东方穿的汉唐的衣服，他们也认为是日本的，中国的元素、中国的文化形象荡然无存。

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时期中国已经毫无例外地进入了世界话语圈，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的、局部的形象，变成世界性形象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艺术正在被西方现代性整体修改，国人的心性价值也在不断地被修改，而当代一些文艺批评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到处喝彩、捧臭脚。中国知识界当务之急是从与西方文化互补的角度给世界注入一种新文化活力。中国曾经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文化却仍然得以保留。应用这仍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参与到人类经验中去，使西方尊重并倾听东方的声音。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经过历史的震荡，已到了一个古今中西的关键的精神“拐点”上。我们必须对西方美术思潮中的文化殖民化问题、当代艺术的国际炒作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中国艺术家弑父和寻求精神继父的问题，以及中国新世纪艺术创新和文化身份立场的确立等问题加以深度探讨。探讨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文化身份的确定和重新书写问题。中国身份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烙下了他们文化身份的印迹，从作品中可以品出骨子里的血性。这种身份的国际性意义在于中国立场的确立。没有立场的艺术家仅仅是投机者，而投机就是丧失了自身文化身份根基的。中国科技、军事、经济正在走向世界，但中国文化艺术的创新力和影响力却仍然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