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开发

向：这些年来因为被比附成“中国的情人节”而红火起来的七夕节，实际上已经有些走味变形，商业化气息太重，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伴随着社会转型，不止是七夕节，我们其他一些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文化也在社会转型、商业化和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下走味变形。近些年来，一方面是一些传统文化、民俗礼仪正逐渐处于式微，另一方面，一些传统文化正逐步被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行列，被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保护机构与专家关注，成为旧时代的文化记忆，更有一些替代传统的“新民俗”正在形成。在人们日益关注如何保护这些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它们也在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氛围中被翻新成“新民俗”、“原生态文化”。

这种“新民俗”应该怎样对待？怎样发展？怎样引导和保护？怎样看待对传统文化与民俗的翻新？目前大家比较认同的新民俗有除夕看电视“春晚”、新年听音乐会、“五一”和“十一”黄金周外出旅游等。基于在国内城市里比较流行的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节日，也被归为“新民俗”。而自从2006年中央电视台青歌大赛设立原生态组以来，原生态文化瞬间走红，竟成为时尚。在电视荧屏上，各种原生态文化出镜率高得出奇，舞台上以原生态为旗帜的此起彼伏，原生态文化标签贴在各种民间习俗和文化现象上。究竟什么是原生态文化？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去深思。

原生态文化一词的出现，首先基于将文化做一种生态性的理解。也就是说文化具有生态性。文化的生态性主要表现在从地理、环境、自然、地域的角度来看文化。这样一来，海洋、内陆、高山、平原、森林、草原，热带、寒带、温带、潮湿、干旱、沙漠，南方、北方、东方、西方等等都会产生迥然相异的文化，在人文地理视野中的文化就是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关联了起来。没有森林，狩猎文化就无所依托；草原沙化或消失，游牧文化就失去了游走的自由；大象濒危，象牙雕刻自然式微；河流干涸渔人绝迹……文化的多样性依赖于自然与物种的多样性，依赖于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原生态文化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文化，是前工业时代的、自然的、野生的、乡村的、朴拙的、边远地区的、非城市化的、非市井的、非商业化的文化。

而民俗则是一个民族集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文化行动，是一个社会文化生活基因，具有全民性。作为民俗，它应该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历史考验后积累与传承下来的，是人们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行为或文化现象，而短时期内新形成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尚不能称之为新民俗。目前所指的新民俗还处于历史考验的阶段，将来是否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农耕文明是产生于前工业时代的文明样式。但是，农耕文明绝不是过时的、可以弃之不要的旧物件，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在今天，农耕文明也仍然是城市社会和工业文明的后花园或山水田园风景。农耕文明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及其时代的有机组成，是我们今天的生态景观、生态智慧、生态世界。德国哲学家莫尔特曼说：“以前的文明绝不是‘原始社会’，更不是‘欠发达社会’。它们是极其复杂的均衡系统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均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均衡以及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均衡。”但是，自20世纪以来，整个人类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过渡、转型，农耕文明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受到冲击，开始瓦解。而在由千百年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节日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在城市表现得尤甚。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西方节日在中国开始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节日，尤其是与农事相关的二十四节气，已很少有人记得，更不用说用来指导日常生活和生产了。像春节、中秋节、端午节这样重要的节日，节日氛围也日趋淡薄，传统节日的淡化必然会使其中蕴含的传统精神随之涣散。

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态。它与自然生态一样，一旦毁灭，就无法生还。21世纪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这个时代的经济转型、时代转轨、生活转化、社会转变而处于全面的濒危。当此我国现代化飞速发展及民俗文化急剧变迁之际，对优秀民间文化遗产做抢救性普查、记录、编纂和出版正是当务之急。

要解决这些珍贵遗产的生存和延续，改变其濒危态，需要方方面面的工作，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生态、人口、语言、环境等诸多政策和措施，特别要解决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世界化与多样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商品化与生态文化、现代传媒与传统生活、都市文明与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艺人老龄化与青年无兴趣等多重矛盾和多样的关系。

王：我想，一般人都知道“中国文化”，但知道“文化中国”这一概念大概不多。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徘徊在时间性的争论中，不断重复着现代与古代、创新与复古、变革与守成等二元对立的争论。这些争论隐喻了古代中国被强行抛入现代西方世界体系中的尴尬角色，“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归根结底还是在西方框架内去思考问题，这在今天已经出现了现代审美疲劳和后现代理论疲劳。可以说，“文化中国”应该更多地从文化空间拓展入手：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局限在中国本土的文化，那么“文化中国”就扩充了“中国”这一概念的空间范围，包括逐渐扩大的四个圈层 ——本土说汉语的中国人的文化圈，全球说汉语的中国人的文化圈，说英语但思考汉文化问题的外国汉学家文化圈，不懂中文但喜欢中国的外国访问者旅行者文化圈。要通过这样几个文化圈，把中国文化的涵盖范围由13亿中国人扩展到全球范围的20亿人，而成为开拓性的“文化中国”，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消解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对立，进而扩大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空间。云驹兄说到的这些难题，我觉得应该从拓展文化空间入手，做好保护与创新、传承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协调工作，文化空间就像生态学中的一个个生态位，具有整体关联性，同时又具有多元性，无论哪一个环节失去平衡，都会导致整个文化生态的失衡。

向：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中，文化空间又称为文化场所（Culture Plac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它的本原意义指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文化空间有一个可视、可触、可听的边界和可感知的对象。这里有一个场所，有许多民居和居民们在其中诗意地栖居，有若干标志性文化符号、文化物质、文化象征，有岁时、节令、仪式、表演、讲述、行为、信仰、风俗、习惯等活态、生态的文化，有身体、姿态、动作、活动等身在其中，有人性、人道、人格、人生、人类的历史、现实、未来和时空相融的表征和象征。

文化空间存在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依据在于它完整地、综合地、真实地、生态地、生活地呈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统文化几乎是无所不涉，但是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化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突出的特征是其混沌性、关联性、交叉性、综合性、整体性。它的创造主体往往是一个共同的族群或社区，是群体共创，也是族群共享的。在这样的“文化空间”，文化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此艺术与彼艺术也是不可分割的，文化与族群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化与生活是相依为命、互为表里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分离、切割、孤立、打碎、片面地认识文化空间。相反，它的突出价值就在于它的混沌与关联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全球化、一体化、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的堡垒，也是整个文化生态中一个个具有自洽性而又与整体环境密不可分的生态位。

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灭顶之灾的还有我们所栖息的地球的生态恶化和物种灭绝。人类依赖地球和大自然。大自然有适宜人类生存的生态和环境，有壮美的山川，广袤的林莽，无边的草原，皑皑的雪山，辽阔的海洋，肥沃的平原，秀丽的海岛，珍奇的火山、湖泊、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它们是天赐之宝，也是为人类所拥有、当珍爱与该传之久远的遗产。大自然的恩赐和人类的创造又是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环境决定文化，地理决定人文。文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造就一地风情。文化的多样性来自于、也依赖于四时四季地理地貌乃至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假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去言说“全球化”，那么这种“全球化”的观点、视角、眼界、整体观和“世界观”倒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逆转。我常常在焦虑，在乡村城市化、城市趋同化的演进中，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在消费文化涂饰下，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毫无敬畏珍惜之情，肆意改造、翻新、“创新”，在华丽的包装下面貌全非，那么，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缤纷多彩的文化空间将会一片苍白!

王：我长期做中西文化差异性互补的研究，体认到这样一个化约式的入思角度：中国张扬“和谐”的生态文化 ——表征为崇尚水文化、山文化，而西方张扬“竞争”文化 ——表征为崇尚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孔子《论语·雍也》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说法，《大戴礼记·劝学》载：“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裹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同样，老子《道德经》有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中国文化是“水的文化”，因为水无私主平，水有勇赴瀑布而不惧，水虚心处下，水有百折向东的意志。中国人从水中体会着大陆文明的生存智慧。中国还崇尚山文化。山是登临而俯仰的主题，“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意象阔大，心性高远。而古人“登泰山而小天下”，则表明山成为中国精神人格化的山，成为中国登高望远的文化精神意象。

中国大地之所以值得骄傲，就是那种基于严酷生存感的博大与雄浑。除了自然地理的巨大高差，最典型的是气候，寒暑严明的大陆性气候，那里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水流切开高原的肌肤，大地承受着深沉的重负。黄土高原就是有分量的艺术，在黄河夯号、信天游中，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一种先验的悲怆情感的余脉。中国西北大漠的地理为风所塑造，著名的魔鬼城就是风雕塑出来的雅丹地貌。古丝绸之路南路，就必须穿越这方圆800里的雅丹地形才能到达于阗、尼雅等地。由于风的切割，每年大约有5个月狂风走石，风把山秀出来，与水切割的还不一样。相比之下，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就是十分温柔了。它完全是由水的切割而修理出温润秀美的地貌，成为著名的生态旅游公园。中国古代的碑刻，蕴含有深刻的地理比喻。古人推崇的“斑驳古拙”的视觉效果和肌理质感，具有一种默默无言的深沉而真挚的内涵，它作为中国独特自然地理的人格化，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审美记忆，代代相传。另外，从艺术表现的材质演变史来看，也挺能说明问题，基本上呈现为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从最早的青铜/烈火，石头/雕凿，黏土/陶冶，到后来的碑刻/拓印、石窟/壁画，然后过渡到蚕茧纸/鼠须笔、瓷器/把玩，最后到宣纸/毛笔、象牙雕/蛋壳画，虽然不断开拓出了审美形式的新领域，但却以丧失分量与力度为惨重代价。它对应着宋以降政治中心的南移，远离了痛感文化的发生地，江南的楼台亭阁、小桥流水逐渐成了一系列苟且王朝的心理寄托，原来的大气磅礴演变为浅吟低唱，早先的质朴浑厚蜕化成精致小巧。上天的馈赠，祖先的遗产，越来越离我们而远去……

《山海经》中提到的“莽昆仑”，既是一个伟大的精神形象，也是一个伟大的地理概念。的确，你只要登上昆仑山，当你见到第一座雪山时的兴奋，为目睹沿着昆仑山口向远方无尽绵延的晶莹雪顶时的心灵震撼所取代，方才真正感觉到东方的伟力。那种地方，就是诞生超验的信仰与伟大的艺术之地！所以，佛教信仰产生于此一点也不奇怪。它的诞生和成长，正是在从帕米尔高原到喀喇昆仑山支脉的那些崇山峻岭的周边，而它后来的传播，就更是一个寻求真理的皈依过程。当年要去圣地，必须翻越雪山，穿越克什米尔古道。那是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公元401年，法显翻越“达坂”山口时，已是69岁的老人，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他进行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传道者和探险家的精神之旅，为寻求真理，不惜代价，甚至生命。实际上，在东方古代世界不乏这种精神，卓越的人物比比皆是，那时西方还在沉睡。从地理和气候来讲，西方基本上是间隔着许多水域的欧洲平原，没有高山，气候温润，和严酷的亚洲大陆没法比。我认为，东方大陆所拥有的精神地理资源，给人的灵魂发展垂直向度的经验，最终达到神性的启示与精神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它现在也是未来东方文化重新崛起的基础，这一点并没有改变，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些。

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空间的、经济学的统一冲动，必然伴随着文化一体化的潜在危机。文化空间的提出、坚守、保护，是对空间历史和空间生产发展规律的认同。文化空间作为差异性空间，是“变质的乌托邦”的前在，是本真性的乌托邦乐园，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和他者的异托邦，因而是全球化时代弥足珍贵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抢救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它们的文化地位，使之传承延续，是基于这一笔文化遗产过去长期被世人忽略、轻视、低看，甚至贬斥，而实则它们又是价值连城，有巨大历史价值，具备多种学术的、学科的、文化的、艺术的、美学的内涵；是基于这类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传承文化、群体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写照和有机组成，而此一文化又是最为脆弱的、其生态环境是急剧变化的、受现代化浪潮冲击最猛的；是基于这种文化形态遍布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原始部落，此类文化无处不在，彼此相异，不可替代，以世界的眼光保护它们，体现的是一种人道的、种族平等的、人类和平的理想和原则，以及文化共享的人类精神。

我国由于文明古老并且几千年来未曾中断，加上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是品类繁多，不胜枚举，堪称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虽然我们在“代表作”中尚未申报文化空间，但我们的文化空间的形态也是无限多样的。根据文化空间的性质、内涵、样式、特征、形式的不同，“文化空间”的具体形态实际上也是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由地域或不同景观决定的“文化空间”。比如，中国的海岛、沙漠、森林、山地、高原、雪山、峡谷、台地、草地、丘陵、湖泊，各样的地貌、南北东西不同的气候物候形成了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上，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化分类也形成了文化空间的历史基础，如楚文化、齐文化、越文化等。地理虽然不是文化的唯一决定因素，但不同的地理的确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基因、素质、结构与样式。

（2）由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空间”。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分布最广、移民最多，文化的内部差异实在不少；少数民族个个自成文化体系，又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许多少数民族内部又有家族、阶级、姻亲、语言、服饰、信仰、家支等方面的分支分流，其实也可以说是文化空间的多样性的缘由。在联合国公布的“文化空间”代表作中，就有许多是以独特族群为人类学基础的。

（3）由不同的方言和民族语言构成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空间”。语言在文化多样性中的基础地位，是与生物多样性之于环境保护的意义一样的。在口头文化遗产中，语言甚至是先决的、首要的条件。我国的汉语有多样的方言；我国汉语历史源远流长，在许多地域还形成了特别具有学术价值的“语言岛”，语言岛其实就是文化岛，是真正的“文化空间”。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丰富性更是让人惊叹，达到百余种。根据调查，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语言的总数多达120余种。一种语言就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

（4）由天文历法或时间观造成的独特“文化空间”。这类“文化空间”以节日最为典型。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各种多样的节日，总计起来，一年有千余个。汉族的节日自然与汉族古老的天文观、夏历历法等密切相关；就是少数民族，许多民族节日也是源自他们自己对岁时、日月、四季、年月日时的历史传统。比如，彝族有十月历、十八月历，均为太阳历。云南武定的彝族把一年定为18个月，一个月20天，共360天，剩下5天作为“过年日”。在众多的彝族地区还广泛使用着十月历，即以属相轮回纪日，一个月36天，一年10个月。这也导致许多文化行为异于别处。如彝族集市是因时日而行的，于是有虎街、马街、牛街等，每个街都按街名属相赶集，每个集12日一次，表现出文化空间的典型形态。

（5）由古村落形成的“文化空间”。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和独特呈现。中国的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堡垒就是古村落。中国的古村落各种各样，其最直观外在的差异就是民居和建造的不同。水乡周庄是一种江南风味，西递宏村是徽派文化的典型，客家围楼别具一格，陕北窑洞成群令人心动，傣家的竹楼、土家的吊脚楼、羌族的碉楼、藏族的土楼，星罗棋布，景色壮观。有些地方的古村落是以独特的风水格局（如诸葛八卦村、船尾村等）名闻遐迩，有些地方的古村落是传奇的历史与建筑相连（比如贵州的明代遗民及其屯堡建筑与文化），有些古村落建筑材质、村落造型独具一格（如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石头村），有些古村落建造在奇特的地形地貌上（如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一些古村落、云南纳西族的一些古村落等），有些古村落是由独特的文化聚集而成的（如侗族的鼓楼、风雨桥，白族的本主庙，北方汉族的民间信仰及其村落庙宇群等）。总之，古村落的文化空间，直观、封闭、完整、形象。这样的文化空间在中国真是不可胜数，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此外，文化空间的构成在中国还可以有不同生态样式的文化空间，不同民俗文化的文化空间，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空间，不同艺术品种的文化空间……

王：我觉得，咱们这里谈到的文化空间，实际上跟文化研究理论中的文化场域理论很相似……

向：的确很相似，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式或形式的“文化空间”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物质性为主的，即此种文化空间以一物理场所为形式基础和范围界限，其中有人的在场、文化在场；二是无物质性物理性固定性的场所，但有周期性时间以及这一时间与物理场所相结合，其中也有人的在场、文化在场。在“文化空间”中，物质性表现为广场、宗教场所、古村落、海岛、集镇中心、大房子、庙宇寺观、教堂、神山、圣山、神水、圣林、湖泊等等，而非物质性则表现为季节性情爱交流场所、娱乐性歌会舞节、盛大的祭祀、民俗礼仪、神圣纪念日、岁时节日等等。

以时间为主的文化空间通常都反映了某个族群的历史观、时间观，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且往往特别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或文化传统，关注这一民族古老的天文历算气象传统，关注族群的生活节奏、节俗、庆典等等。周期性、反复性、循环性、仪典性是时间性文化空间的重要特征。由天文历法或时间观造成的独特“文化空间”。这类“文化空间”以节日最为典型。中国人的重大的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其实浓缩着中国人的天文观、岁时观、人生观、生命观、审美观、历史观、文化观、民俗观等等，内涵十分厚重，形式也丰富多彩，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文化空间。

目前，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忧虑的现象。比如，一些民俗礼仪为了满足旅游观光的需要，通过添油加醋、东拼西凑、夸张变形，被盲目改造变形，一些地方则唯恐当地的民俗歌舞太土或不美，添枝加叶，乡、县、省层层改造改编，冠以“原生态文化”之名，实际上到北京展示时已面目全非，苗舞成了霹雳舞，侗歌成了美声唱法，民间剪纸变成现代美术，木雕成了机器作业，木版年画改为丝网印刷，等等。又比如，商业化催生民俗变味，非遗成了旅游经济的工具，不问时间、地点和遗产性质，一味在景区搬演非遗项目，过度开发，民俗的虔敬和本真之美荡然无存。真正原生态的文化，是与当时、当地的周边环境和人密不可分的。一旦脱离其原生地，就成为无源之水，其神韵就荡然无存，何来“原生态”可言。而另一些传统技艺，也因为种种原因的冲击与挑战，失去了原本的鲜活，沦为商业化的道具。

就拿和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紧密相关的年画来说事儿吧。

年画在普通民众的眼中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年俗中的规制，是家居的标志、装饰、精神。民众的年画价值观在民众生活中自我传承，它与年画自身一样，自我存在，自生自灭。年画的旧有价值观实际来自文化界、艺术界、知识界的年画观。

相对于民众自己，近现代以来才兴起的精英界的年画观，实际上成为了年画的“他者”。但是现代社会的话语权、文字权、传播权、表决权都掌握在精英手中，所以，社会流行的话语及其价值观，就是这些人的“他者的价值观”。在这些他者眼中，年画有什么意义呢？在他们眼中，年画是一种美术，木版年画是为版画创作服务的，年画为宣传画之一种，年画别是一种新年画，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月份牌画。月份牌画的直接源头也是传统木版年画。传统木版年画进入上海都市，主要是上海近邻的苏州桃花坞年画。桃花坞年画在明末至清末的数百年间，日盛一日，在全国崛起，声名远播。桃花坞年画进入上海后也曾鼎盛一时。随着印刷技术在上海的传入与迅速普及，上海小校场年画由木版刻印，改为石印，再改为胶印。传统的木刻套印年画技艺从此在上海终结。但是机械印制的年画依然余音绕梁余韵犹存。所以，时尚的上海出现了月份牌年画，出现了年画式商业广告，出现了月份牌式历画，出现了以月份牌为形式的时尚年画。这种新年画新在如下地方：一是机械印制批量生产；二是为民族工业做广告宣传，使年画成为现代意义的广告画；三是主要运用国画技法，并将西方水彩画法吸纳其中，画风时尚并得一时风气之先；四是出现了服务抗战时事的宣传画。

但这些已经失去了传统年画原初的意义。年画是中国人在传承和传统中形成的美化生活、实用主义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典范，它朴素而直率地表达了人们对春节、新年的美好理想与愿望。同时，年节又与自然世界周而复始的变化有关，也是人类自己选择一年一度关于劳动生产和丰收成果的庆典。所以，中国人绘制的年画无不表达着人们对来年生产、生活的祝福。这就是年画一年一换，每年都要新桃换旧符的原因所在。所以，年画虽然是形象的、艺术的、可欣赏的，但是它并不用于艺术欣赏和收藏，它是消费性的。它与年节一样，一年一过，一年一换，一年一新。

由此可见，民间木版年画的价值和功能并没有得到真正认真的解读。民间年画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并未得到深入的挖掘与阐释。而近些年来，情况更为糟糕，年画价值的深度破败与年画生存的环境都面临极度濒危。

几乎在整个近现代以来至今，我国木版年画就处于迅速消亡和濒危的历史过程中。这种文化消退得如此迅速，让人瞠目结舌。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经统计，共有50多个著名产地，如北京，上海小校场，天津杨柳青，河北邯郸，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湖北汉阳、孝感，甘肃天水，云南大理，贵州，湖南邵阳（隆回滩头），等等。鼎盛时期，都是作坊连片，一村乃至一县家家善点染，户户会丹青。每个产地的年画都向四周远远地扩散，使年画的使用与传布达于全中国，部分还远销国外。但是，在年画仅作为美术品的时代，一旦新年画可以大量印制，它就必然要对旧年画取而代之。新年画一度印达数亿张，几乎毫无疑义地说，旧年画被新年画完全替代和取代了，新年画挤压了旧年画的生存空间。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从2003年开始中国木版年画调查普查时，这两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一是年画产地所剩无几，也就是说，50余个产地现在还有传承人在坚守年画制作的已是绝无仅有了。这样剩下来的产地只有18个左右了。二是剩下有活态年画的产地，所存的传承人大多只剩下一个人或一个作坊或一个家庭在坚持。例如广东佛山、陕西凤翔、福建漳州、浙江平阳、湖南滩头、重庆梁平等，都只有一户人家、一两个人在制作年画。更多的产地已无从寻觅传承人了，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杨柳青、武强等个别产地转入专门的年画社，也已经面目全非了。

导致这种现状的历史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但是，主要看来是四个原因：

一是年画价值的美术化，旧年画不能直接成为专业的画种，在新年画大行其道时，旧年画的路就进入了绝地。

二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民间木版年画与传统雕版印刷的命运是相同的，一旦石印、胶印、铅印等机器工业革命到来，传统的木版印刷、雕版印刷、木活字印刷就全然失去了竞争力和批量印制的优势。所以，理论上说，木版年画从桃花坞进入上海小校场，辉煌一时后，最后不得不终结在月份牌年画印制与流行中。

三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年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要害是极左思潮的盛行。它上承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批判和全盘否定，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统统打入“四旧”的冷宫，全盘否定，悉数摧毁。在价值观上，旧年画被彻底否定。作为落后的、民间的、原始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木版年画的匠人性、实用性、乡村性都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和缘由。价值观的崩溃导致年画生存环境的彻底瓦解。

四是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使年画的社会生态彻底改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中国是与改革开放30年进程同步的，短短30年间，信息化、城镇化、全球化铺天盖地而来。首先是城市完全现代化了。传统的居住格局在城市空间被现代公寓式住宅整体性替代，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完全生活生长于不同的家居和社会环境中，所受的教育也完全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加之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年画的推广工作不遗余力，新年画几乎占有新华书店和城市居民生活的绝对空间，旧年画因此成为一代代青年人闻所未闻之物。其次，农村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进城这双重的变迁，使年画的农村根基大大动摇。农民民居也迅速告别传统格局，农民已经在村村通公路、电话、电视、电脑的现代社会中放弃了传统的单一的文化生活，农民工的出走使年画的传承在创造制作和受用享有两个方面都形成文化断裂或后继无人。而且，一旦个别地方传统年画由于种种原因得以激活和复兴，出现可观的市场，或者说有利可图，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的作业手段就会无孔不入地进入进来，用一种先进的技术使传统手艺“被庸俗化”、“被批量化”、“被丑化”，从而再度陷入一种新的困境。

当我们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站在文化生态保护的立场，立足对年画的全景呈现、全数展现，立足年画的文化生态和年画的民间美学时，我们将以一种宽阔的视野给予年画以全新的价值判断。年画是年文化的有机构成，是年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种。从年文化的角度理解年画，可以发现年画制作的目的与意义，以及它生存的环境和文化生态。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首先，年画表达了春节、新年的理想与愿望——吉祥、祝福、盼望、祈求、避邪、禳灾。人类的年节，与自然周而复始有关，也是人类自己选择一年一度或播种、或收获的庆典。过年使人类对新的生产劳作与收获贮藏有所期待，企盼风调雨顺。所以，中国人绘制的年画无不表达着人们对来年生产、生活的祝福。其次，年画里深蕴着“家和万事兴”、以“和谐”为美的中国价值观。年画里的一团和气、和合二仙图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宣示。年画里还折射着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神和谐 ——天地大全、大全神等，人与祖先祖宗的和谐 ——中堂、二十四孝图，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时报喜、岁寒三友、松鹤延年、竹报平安、福禄寿喜等，人与人的和谐 ——戏曲年画、人物年画、仕女图、传说故事年画等，人己身心和谐 ——耄耋富贵、五福临门等，大团圆、大和谐的思想融入在各种年画画面、色彩、形象之中。年画里广泛使用的谐音民俗、象征民俗、比喻民俗培育着年画欣赏者、使用者、伴随者的民族品德、伦常、人格、精神、气质、信仰、崇尚。年年有余、大吉大利、岁岁平安、万象升平、福寿绵长、早生贵子、三阳开泰、一品清廉、普天同庆、吉祥如意等等年画题材，既是民俗心理，也是民俗形象。此外，关公年画、赵云年画、三国年画、五子登科等等，传递、传达、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真善美丑等精神价值的选择与提倡。

事实上，年画不仅在门神上象征着一种精神抵御、防范、坚守，在室内多题材的年画张贴上，也表达着精神和价值的建构，营造着中国人的诗意的栖居和精神的家园。这个精神家园和居宅物质家园一起，共同构成中国人无形和有形的文化遗产，共同构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这是中国人的家园精神和形式，是真正有意味的文化空间。所以说，年画是中国民间造型艺术、审美趣味、美学理想、视觉形象的典范。不了解年画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年文化，就不可能懂得中国文化。反过来，只有懂得年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才能真正懂得和理解中国年画。

但是，对年画的艺术价值观单向化 ——唯艺术论，使新年画堂而皇之地取代了旧年画，民间艺人被悬置在文化之外。对年画文化价值观的妖魔化 ——指其为“四旧”，此种价值观与现代化狂潮合谋，使年画被制度性地排挤出从都市向乡村蔓延的日常生活。因为回首30年改革开放历史，可以发现，反思与批判“文革”的破坏，大多限于“文革”的政治斗争、政治阴谋，它在文化上造成的深远影响未及清理。而“文革”恰恰是革“文化”的命！“文革”对民间文化遗产、传统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扫荡，而这种扫荡的恶果并未清理。正因为未及清算清理，所以，一旦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城乡建设高潮汹涌而来时，曾被列为“四旧”的文化遗产，被人们未加思索就予以了颠覆、丢弃、扫荡、湮没。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对文化遗产，对老房子、老传统、老文化，毫不留意，毫不可惜，弃如敝屣，视而不见的重要原因。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年画具有今天特别前沿先锋的后现代哲学的未来性和重大的审美思想的资源性呢？年画的美学价值、美学研究应该真正揭示出年画在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中是如何实现美与生活、美与民俗、美与大众、美与文化、美与节日、美与道德伦理、美与真和善水乳交融的文化机制和基因。要珍惜传统年画这些久传而来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必须突破价值观的樊篱，重建科学的、发展的文化遗产价值观，必须意识到在我们古老的大地上，老东西有新事物的方向，旧传统必有其永恒价值而方成其旧，古代的必有现时代性和历史性，民间的必有民族的深在其中。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或者叫作节日文化的活动文化基因，大部分是在中国传统的民间乡村存活着，但在中国大地上，典型的传统古村落在现代化、城镇化的冲击下，也在不断消失，面临濒危。现在的城市建设非常迅速，拆旧建新，这个中间出现了建设性的破坏，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我现在特别担心新农村建设中也会出现千村一面的现象。但这种势头已经表现出来了，很多古村落非常经典，可一开发以后全部都没有了。从我们文化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古村落的消失是非常遗憾的。

我的故乡在湘西。但时至今日，无论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还是黄永玉画里的湘西，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曾经淳朴如斯的凤凰，如今在商业文化的过度开发下，昔日有光屁股孩子在这里泼水嬉戏、妇女在江边淘米洗衣的闲适生活场景再也看不见了。这里白天游人如织，晚上灯火通明，酒吧里到处是喧闹声，热闹如秦淮河畔。若偶能见得一自然民俗场景，也会被一声声的“给钱”败了兴头。时光如梭，昔日的翠翠已变成酒吧里的妖冶女郎，而凤凰精神已逝……

这让我痛心疾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对我们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的破坏，不亚于“文革”时期。近些年，民间文化典型器物大量流失海外；民间年画、民间皮影、民间傩戏等经典民间文艺随着它们生存土壤的破坏和文化生态的变迁而日渐式微 ——许多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记录和记住它们，就悄然远离我们而去；许多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本可以保存、传承和发展的，也过早地被人为毁灭和抛弃。

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文革”时期，一切民族的、民间的文化形式都被禁止或取消了。我是土家族，我的一个堂姐在“文革”期间出嫁。按土家族的传统习俗是要唱一至三个月的哭嫁歌。但那个时候，她只能像其他人一样，办个登记，吃一顿酒席了事。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大学暑假期间回乡调查，见到这位堂姐。她告诉我，她一辈子都放不下的心结就是结婚的时候没有哭嫁！她说这话时惨痛的表情和忧伤的语调，让我大为震撼！80年代中期，土家族的哭嫁歌再一次引起我的震动：来自日本的一位学者专程来中国研究土家族的哭嫁歌，他在深入湘西调查后，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土家族哭嫁歌的学术论文。土家族哭嫁歌从鲜为人知一下子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这两件事情让我从此思考少数民族文化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民族情结和文化价值。当然，我们再也不能甘心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中国，而其学术中心却在国外。1984年著名学者马学良、白崇人等招收我国第一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硕士研究生，我毅然报考，从此走上学术旅途。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亲历和见证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和文化的兴衰变迁。也正因此，常常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

王：确实，对于某一事物、文化现象的观念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断裂，往往会导致“文化失根”。而这种“失根”的彷徨和焦虑、痛苦，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持续震撼着走向现代性的人的心灵。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自身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的冲击和调整。同时，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方式和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这一深刻的变化，给生态美学的建构留下了新的可能性，给现代人怀乡、思乡、回乡，留下了丰沛的想象空间。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文化有两种价值形成的“文化纵横轴”。一是横轴所包含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称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间之轴”。在这一轴上，传统比不上现代，现代比不上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比不上后后什么现代。但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更要注意另一纵轴 ——“境界之轴”：底层的是日常生活境界，中层的是艺术境界，最高层的是天地境界。这两个轴构成一个精神十字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时间横轴和境界纵轴上放置中国文化。

底层的是日常生活境界。尽管这一层对生活非常关键，人吃饭是为工作，但工作绝对不是为了吃饭。遗憾的是，今天不少人就在这个界层安身立命而不思进取了。

中层境界是艺术境界。比如古人弹琴，沐浴焚香，口诵敬辞，心无旁骛，琴心合一，弹出至妙之音。《红楼梦》中写到，妙玉经过潇湘馆，听到黛玉弹琴。妙玉听黛玉的琴音突然主弦断了，就拉着宝玉的手说：赶紧走。宝玉何其聪明之人，竟在妙玉面前似蠢夫，问：怎么了？妙玉说：此后便知。 ——便知什么呢？便知黛玉不久人世！这就是命若琴弦而听琴知人。她为什么能听到这个人的命运？而在今天，当我们去听一个人弹琴，还能听到他或她的命运吗？有人在山摇地动的摇滚中只发泄着欲望和烦躁，他的琴和心已经不能合一了。今天还有这种高迈出尘的艺术境界吗？还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怀素狂草境界吗？

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即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有了天地境界，人才可以免俗，才可以升到云霄之外看看天外还有天，才知道生死不过是“如来如去”、“方死方生”的潇洒。这和凡夫俗子的不怕死显然不同。大义凛然的“视死如归”和战战兢兢的“遭人宰杀”，同样是死，境界判然有别。今天能够领略天地境界的人少而又少，能够领略艺术境界的人微乎其微，能够领略日常生活境界的则比比皆是。这个时代不缺乏所谓的大众审美，缺乏的是对日常生活的穿透、审视、反思和批判。

人的断片化使得“精神生态”出了问题。更深一层看，西方艺术家和美学家近些年来大力提倡生态文化和美学，这一方面有对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有对艺术中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过多的卑污和血腥的抵制。这种生态美学在全球播撒，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然而问题在于：自21世纪以来，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提前灭绝。人类已从为生存而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变为无节制地奢求，大肆屠杀动物，血腥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物种有限，欲望无穷，无节制的疯狂攫取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链，最终会将人类逼到死亡的境地。我想，人类无疑成为了这个世界最为凶狠野蛮的动物，这种“现代性”机器所导致的无节制的疯狂虐杀和私欲占有，使得人类亘古未有地陷入了虐杀与自杀的悖论之中。善待动物的吁求是值得新世纪人深思再深思的。

东方文化精神要求人不断削弱骨髓里的贪婪之欲，不借任何冠冕堂皇的目的从事杀戮，不为了任何理由为自己制造杀戮的口实。那种为了显示富贵而穿裘戴貂，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陋习，一种为环境保护组织看来近乎犯罪的行为。同样，为了口福贪婪而滥杀动物，已然表明人类短视和疯狂。自然报复的时间表，已经缩短并且排满，为人类难以言说的前景敲响了警钟！

新世纪人类文化发展正在逐渐走向清明的理性化，这意味着文化发展的良性化、生态化、新型化与境界化，即抛弃那些“顽主形态”的恶俗趣味和游戏人生的“比矮主义”，而走向与自己心灵对话的独立精神个体追求，重视个体心灵的独处。人都是孤独的，在孤独中，人可以逃离外在世界的喧嚣和肉身化的沉重，回到本心的怡然自得和本真心性之中。应在日常生活中力图弄清个体存在的意义，阐明在物质世界中人存在的精神性，为人类生存留下反思和回归的空间。

我坚持认为，东方思想和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思想等，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

面对消费主义催生的以不断更新换代为指向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我们应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方式。消费主义的扩张与全球同质化之间存在潜在逻辑，这使得中国的消费主义日渐明显，从前慢工出细活式的价值观在现代机械复制面前，被市场效率毫不留情地抛弃。物极必反，有识之士开始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超过需要的物质炫耀。如今西方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 ——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ismore）的“简单生活”，在圆员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可能会重新呈现出魅力。

面对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不断“升级”换代的时代语境，我们不仅应在世界巨大变化中感到时代前行的脚步，也应在精神生态平衡中看到未来世界整体图景。在现代化与乡村问题没有真正互动之前，在城乡矛盾激化没有认真重视之前，仅仅谈论城市新新人类的身体感“升级”现象是不够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和谐发展，一个国家的均衡发展，城乡矛盾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途径，在身体感时尚感升级的同时，精神也获得升级的勃勃生机。这样的“灵肉升级”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才具有当代精神生态平衡的价值依据。

向：对！一种文化空间里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生态样本。对于其中的文化生态，我们应该科学地、深入地、基于同情地去理解，去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其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待我们的传统，并非要一味赞扬，而是弃其糟粕，扬其精华。

我们的传统节日文化反映了中华先祖的岁时观，也是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生态观，应该尽最大可能，综合利用节日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七大传统节日，各有文化侧重，体现了节日的德育、美育、体育、精神、农事、文艺、娱乐等等功能，有人类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关系及其促进和谐和平的经验与智慧。挖掘传统节日的综合功能，提倡传统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提倡亲近自然、感悟时序、共享天伦。清明踏青、中秋赏月、重阳登高。春节合家欢乐，元宵娱乐狂欢，清明扫墓祭祖，端午强健精神，七夕两情相悦，中秋月圆思乡，重阳敬老慈孝。围绕节日的各种主旨，开展多样的现代文化活动。如清明植树与祭扫烈士陵园，端午龙舟竞赛，中秋诵诗赏乐，重阳敬老登高，等等。总之，应该展开全面而持久的运用传统节日文化形式培育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把节日文化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引导。我们在节日文化活动中，不断强化和传播优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传统。

还有就是当代保护发展和它的消费主义商业化、产业化的悖论，在实践层面上也存在这些问题：保护与开发的问题、当代消费和文化传承的矛盾、现代化和原生态的矛盾……现代化肯定都是人为的，都是人类加工改造，人类创造的东西，或者是在当代最科技化的情况下创造的东西。那么，原生态可能就是跟自然结合得更紧密，跟过去时代结合得更紧密，跟传统生活方式、传统生产方式结合得更紧密的。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肯定要变化，这个保护、这种保留怎么办？这些大的时代问题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所面临的一些思想问题、理论问题、认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都要有人去研究思考，都要探索一些出路，探索一些揭开悖论的方法。文化生态所面临的问题还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广泛，有一些问题还是非常尖锐、非常激烈的。认识上很艰难，实践上操作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在这个过程中，国外有些案例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比如西方的生态博物馆运动，20世纪末引入我国，在挪威政府的资助下，我国贵州先后建立了若干苗族、布依族、汉族的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它以村落全部文化为保护对象，在保护中小心翼翼地开发、利用，这里的“生态”的意义，既是自然生态，也是人文生态，这里的文化才接近于“原生态文化”，而不是那些经过商业包装，在舞台上、经过光电声色的科技炫技包装之后的“伪原生态”。

从我个人这么多年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经验和田野实践经验来说，我觉得，我们对文化生态、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是完整性原则。这是对其进行保护的根本准则，对文化空间应该坚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完整地、整体地施以保护，而不能是片面、分割、单一的保护，必须十分注重保护中的完整性。作为整体的文化空间中的任何文化的缺损、破坏、湮灭，都是对文化空间的严重损伤。

第二是真实性原则。文化空间中的文化形态、样式应该保持它们的真实性，即使文化变迁，这种变迁也应该是真实的、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是社区族群自然发展主动选择的。如果人为地强加一种外来文化，人为地扭曲原生态文化，“文化空间”的价值就要大大削弱。由专家研究后认定的“文化空间”应该维护和维持它被专家认定的文化价值、特性。打一个比方，民间传说中曾说，某人有一古老木柜，漆、雕、造型工艺精美绝伦，就是上面有一层污垢和尘土，使它如沙中之金、璞中之玉，主人并不识货，将之置于市摊出售。一古董行家立时相中，以高价买下，说好第二天带钱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晚，主人想，这般脏旧之物都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倘若如此这般一番，岂不更好。于是忙碌了一夜。第二天，行家交钱拿货，主人卖关子，说要让他大喜过望。于是，他摆出了一个经过砂子磨砺露出全部木质的“新”柜子，古漆、古雕纹荡然无存。行家赶紧收钱，痛苦万分地离去，主人却还在茫然不知所以。这是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它对我们文化空间保护具有象征的寓意。

第三是生态性原则。文化空间的存在多与地理、环境、生态密切关联，它是一种生态性文化，或具有文化生态性。因此，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都应给予高度关注和细心呵护。在文化空间里，许多文化都是就地取材、土生土长的；许多文化是与传统、民俗相生相随的。所以，要保护好文化空间，就要保护文化空间赖以生存、赖以依托的自然和文化的生态。移民、转产从游牧转为定居农业、建筑水坝水库、放弃母语等等，可能对一般性群体是进步与现代化的措施，但对于作为世界级的“代表作”来说，文化空间如果遭遇这些，将是灾难与不幸。生态变异，文化的完整与真实其实就无从谈起。生态保护要与人文的保护相结合，一定要兼顾自然与人文的两方面内容。生态保护要运用生态保护的知识、手段、技术，人文保护要坚持科学、专业、文化的水准。这里的保护，是科学与文化的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

第四是生活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动态的、行为的、实践的、生命的、生存的，总之是一种生活的文化。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空间中不再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而成为为他人观赏的，成为为他人演示的，成为纯粹作秀的形式，成为纯粹的旅游存在，那它就丧失了自己的生机、生命与活力。这种现象在我国随处可见。有些地方的古村镇保留下了一个空壳，村里的人都迁居别处过别样的生活了。这个空壳成了一个“舞台”，游人来时，偶尔千篇一律地为他们表演一下。有的地方并不珍重被人喜爱的非物质文化样式及其原生态，反要斥巨资修一座崭新的“园子”。园子里放一些远道而来的表演，或把本地原汁原味的文化变形变味地放到园子里来。这些地方的这种做法，不仅不是保护，反而是一种加速其灭亡的破坏，是杀鸡取卵，是保护性破坏，是遗产的商业化、产业化破坏，是急功近利，是不尊重科学、不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表现。

一位英国诗人说过一句名言：“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中国哲人则曰：“礼失求诸野。”当我们的文化和文学被外来文化冲昏了头脑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寻根”；当我们的节日被洋节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精神的还乡；当我们被摩天大厦和鸽子笼式楼房阻隔得人情冷漠的时候，我们要汇聚广场重拾旧时的乡土的秧歌；当我们生活与工作高度模式化、机械化、教条化、都市化并远离自然和土地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返乡土，体验“农家乐”。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一切文化的发生与发源地；那里有我们文化的原生态，有我们野性的、多样的、粗壮的、原生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