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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夕照周王陵,多少疑团待解中

时间:2022-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还有多少疑团待解中?在调查的同时,周公庙考古队在遗址区还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现周代大型夯土基址数处,大型墓地一处。经过钻探,专家确认了一处迄今为止所知的周代最高等级墓地。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关注。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字数超过了除周原外的其他6处遗址,数例与“周公”有关的内容更是首次发现。

杨智文

南方才子北方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作为一块风水宝地,陕西自古为各代所垂青,帝王古墓星罗棋布,令世人叹为观止。但是,发祥于岐山的西周王朝,12位天子的陵墓却神奇地从大地上消失,了无踪迹。2004年以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扎根周公庙遗址,先后在遗址区发现带墓道的周代大墓24座,其他墓葬千余座,海内外考古界顶级人物也是接踵而来,考古界泰斗级人物更是把周公庙遗址发现誉为“新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并称“学术价值不低于安阳殷墟”。那么,10年过去了,周公庙遗址考古到底都取得了哪些成果?还有多少疑团待解中?

石破天惊:周公庙发现“周王陵”

2004年5月17日,《西安晚报》一篇《西周早期贵族墓群惊现岐山》的新闻稿经新华社转发,周公庙景区凤凰山发现西周早期贵族墓群的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岐山出大文物了!”“岐山发现了周王陵!”

此消息无异于在中国考古界放了一颗原子弹。一时间,国内外媒体蜂拥而至,国家领导人李铁映,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张柏,北大校长许智宏,以及我国考古界泰斗级人物李伯谦(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景略(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张忠培(原故宫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北大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邹衡(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北京大学教授、学术委员)等先后赴周公庙遗址踏勘,当地人更倾向于周公庙就是发现了“周王陵”!

《岐山县志》记载,岐山县曾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商朝末年,古公亶父率领周部族从现今的旬邑、彬县一带迁到岐山凤凰山下,在这里建邦立国。从周太王迁岐至周平王东迁的400年间,岐山一直是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周天子的陵墓却在新中国成立后长达50多年的考古中,了无踪影,成为考古界一大憾事!

周王陵真的就从神州大地上神秘消失了吗?

史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可此前人们并未在长安“毕”地和咸阳毕原发现周朝以前的王陵。令人惊喜的是,2004年的春天,以徐天进、雷兴山、王占奎等考古专家团队在周公庙陵坡发现周代大型墓葬22座,其中具有4条墓道的墓葬达到10座,具有3条墓道、2条墓道、1条墓道的各有4座,另有陪葬的车马坑14座,大量墓葬规模远远大于以往所知的西周墓葬。此外,这里发现和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大量“周公”“新邑”等字样的甲骨,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刻有文王之父“王季”字样的甲骨,还有1500米长的西周古陵墙,100多个陪葬墓,人们坚信:这不是周王陵是什么?

但是,当好多人开始给周大墓命名“周王陵”的时候,考古界泰斗级人物只是下结论说“可以断定是西周最高等级的大墓群”“可以和殷墟媲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对于王陵之说,一向严谨的王占奎队长却说:“一切都要等到试掘结束后才能下结论。”

周公庙遗址是大型周代聚落

2004年5月25日,陕西省文物局在岐山周公庙召开新闻界通气会,首次对外发布:调查发掘的初步成果,国内外近百家媒体记者参加了当天的通气会。

(一)四个历史时期遗存聚于一处

周公庙始建于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是祭祀周公旦的专祠,遗址也以此而得名。2004年2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后更名为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在大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灰坑、建筑基址、陶片等古代遗迹与遗物。由这些迹象推断,该遗址面积广大,内涵丰富,以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前)、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以前)、先周—西周(距今约3100年至2770年)等4个时期的遗存为主,尤以后者最为重要,也最引人瞩目。调查中发现周代刻辞甲骨、具4条墓道的最大规模的周代墓葬群,以及围绕墓地的夯土墙,由此初步判断,该遗址是一处大规模的周代聚落。

(二)四墓道规格要高于诸侯

在调查的同时,周公庙考古队在遗址区还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现周代大型夯土基址数处,大型墓地一处。其中的一处建筑基址包括3组建筑,占地500余平方米,保存较好的一组长20米、宽8米左右。在其周围发现大量的空心砖、条砖、板瓦。这些体量形制非同一般的建筑材料过去在周人都邑周原遗址从未发现过,显示出其是一处高等级的建筑,最少也是类似宗庙性质的大型建筑。

经过钻探,专家确认了一处迄今为止所知的周代最高等级墓地。墓地处在凤凰山南麓一条土梁上,面积大约8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大型墓葬22座,其中具有4条墓道的墓葬10座,具有3条墓道、2条墓道、1条墓道的各有4座,另有陪葬的车马坑14座。发言人说,从墓葬的规模形制看,其墓主身份应高于西周时期一般诸侯国国君的地位,有可能是周王陵或者是周王室重臣陵墓。如此高等级的西周墓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而墓葬主人身份的确认则需要做更进一步细致的工作才能得出答案。

墓地的东、西、北三面,还发现了夯土墙,东墙残长700米,北墙长300米,西墙残长500米,墙厚约10米,个别地方显现墙体高出原先地面约2.5米。这条长达1500余米的夯土墙沿一条深深的沟壑蜿蜒延伸,环绕于墓地外围,不亚于铜墙铁壁。从遗迹看,夯土层夯筑表现为夯窝较小且深浅不均,有西周时期早期夯土墙特点。

(三)出土甲骨:首次发现“周公”纪事

2003年秋,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在周公庙遗址区内的樊村遗址进行田野考察时,意外发现了2片裸露在外有刻辞的西周卜甲,经辨识共有55个字。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和国家文物局的高度关注。

2004年4、5月间,周公庙考古队对另外两处出土有刻辞龟甲的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其中一处共发现龟腹甲制成的卜甲700余片,其中有刻辞者82片,经初步辨认发现文字350多个。卜甲刻辞内容涉及战争、祭祀、纪事等,字数最多的一片刻有36字。其刻字可辨的有“马二百两(辆)”“戎卤(斯)弗克”“新邑”等。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字数超过了除周原外的其他6处遗址,数例与“周公”有关的内容更是首次发现。

岐山周公庙遗址有“西周殷墟”之称,面积约8万平方米,经过历时10年的发掘,周公庙考古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发现了大中小型墓葬区、居住区、铸铜作坊等遗迹和零星刻字甲骨及大量遗物,从而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大型宫殿基址前面倾倒垃圾的灰坑中发现了7651块卜甲,且多有刻字,字数达到了以往发现的先周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的2倍,经初步辨识,有人名、地名、方国名、祭祀、战争、占梦、记时、月相等内容,其中亶王、王季、叔郑等周人先王和西周初年重要人物的名字为首次出现。2010年,考古学家再次对周公庙遗址出土的7000多片甲骨进行辨认分析,在可辨识的1600多字中,其中“王季”是首次发现,考古专家推断这个名字就是文王的父亲季历。这批甲骨文上还有“周公”“叔郑”“毕公”“召公”等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数字卦辞等内容。

周公庙大量甲骨文的揭秘,为明确周公庙遗址的性质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对进一步完善西周诸王年表有重要意义,是研究周族历史和先周至西周早期周人的社会结构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同时表明,周公庙遗址是一处大型周代聚落遗址。此地发现的卜辞甲骨、大型建筑基址、长段的夯土围墙、高等级西周贵族墓葬群,4个特点兼具一身的周代遗址发于尚属首次,其考古重要意义在全国当属首推一指。

是谁惊扰了西周帝王将相的清梦?

考古考古,天天挖土。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4年10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正式对18号大墓、盗掘严重的32号大墓和另一座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但是,“十墓九空”的悲惨命运再次降临到周公庙考古发掘现场。3座墓葬全部遭到严重盗掘,除了发现一个断坏的石磬(是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周代石磬)和一些贝币等遗存外,有的就是前几年生产的矿泉水瓶子和空的香烟盒。

“考古往往是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一位考古工作者这样告诉笔者,“毕竟距离现在3000多年了,而我国从西汉开始出现盗墓,几千年就一直没有停歇过,所以,我国目前的考古现状就是,往往盗墓贼总是捷足先登!”

当年,作为一名媒体记者,我曾跟随考古人员在周公庙驻守了2个多月时间。从凤凰山顶往下看,漫山遍野黄色的野菊花烂漫无比,22座周大墓静静地躺在黄土地的深处。但是,这里并不平静。据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世纪30年代,岐山的国民党驻军就惊扰了西周帝王将相的清梦。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曾经将凤凰山包围封锁,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挖活动,现在山上的许多洞口就是当时留下的。“而更多的盗墓贼,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已经钻进了周王室的心脏。”说这话的是一位当地的文物专家,他带领我们从山上一路走下来,肉眼能看见的“盗洞”就有十几个,最大的一个能开进一辆小汽车。而隐藏在草丛中、断墙外能容一个人爬进去的洞穴,更是不计胜数。

“我们在找,他们(盗墓贼)也在找,而他们比我们到的更早。”考古专家王占奎当时告诉我们说,在试掘32号大墓前,考古队就已经找到了6个盗洞,而32号墓上面的一座大墓,几乎被全方位地挖开。而随后的考古发掘证实,“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了。”一说起当时的发掘,考古队的同志们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转。

“盗亦有道”。只有上了凤凰山之后,我们才知道盗墓贼的办法有很多种。“在我们这里流行的盗墓方式有三种,一种是西藏喇嘛式盗洞,他们往往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洞进来,把文物弄走;一种是关中的盗墓贼,他们采用四方坑下挖,将土翻出地面的办法盗掘,这两种都是最原始的。现在的盗墓贼聪明多了,在周大墓,我们发现了许多定向爆破的盗宝形式。”去世前一直在周公庙考古发掘现场的高级技工史浩善曾告诉我们,现在考古用的洛阳铲,就是盗墓贼的发明,只不过现在用得最多的成了考古队的工人。

“抢救发掘的3座周大墓被盗一空,墓地的性质到底是周王陵,还是周公家族的墓地,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我们只能更倾向于后者。”一位治学严谨的考古专家这样说。

周公庙考古:多少谜团待解中

抢救性发掘无果而终,在周公庙每一个考古专家的预料之中,但又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那么,周公庙考古,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

(一)周代甲骨,谜一样的文字

西周考古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了,距今已经70多年了,而同时发现墓葬群,含周公、王季、召公等字样的甲骨,1500米的西周城墙,高等级建筑基址等在同一区域,周公庙遗址在全国唯一。

更重要的是,在10年的周公庙考古中,先后发现了上万片周代甲骨。这些刻辞甲骨的发现能否改变周原地位呢?

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前后15次发掘中,共清理出土甲骨20000多片,上面大量的文字记载对于研究商代历史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此次周公庙遗址墓葬发掘的前期调查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了大约800片甲骨,刻辞涉及军事、战争、祭祀及与历史地理有关的人名,并且发现了“周公”“周公贞”字样的甲骨,从而为寻找大墓、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到目前,这些甲骨的总数已经超过四位数,可辨文字达到1600多字。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发现,已经与一些公认的常识出现不一致的情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级技师史浩善生前曾告诉媒体记者说,周公庙西周考古发现,与学术界公认的以及教材上所叙述的周代历史知识已经有不一致的地方,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证据,还不能就此纠正历史。比如,一般学术界认为,岐山、扶风两县交界的周原是西周的发祥地,但徐天进教授根据此次考古前期发现的刻有“周公”“新邑”的甲骨片,以及此前在周原发现的大量青铜器铭文,对周原的历史地位提出了质疑。因为到目前为止,在周原的考古中,从未发现有类似内容,所以考古专家希望在以后的周公庙考古发现中,能寻找到更有力的相关证据。

(二)周原概念遭遇挑战

岐山西周贵族古墓群被发现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我国文物界泰斗人物宿白、邹衡以及北大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与国家文物局负责人座谈时,大家一致认为周公庙考古是“世纪大发现”。徐天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公庙遗址的发现给西周考古带来的最大一个变化就是对周原的重新认识。

公元前12世纪末或11世纪初,周族首领亶父(周太王)自邠(今彬县、旬邑)一带迁都于“岐”。在我国学术界,位于扶风、岐山两县北部约15平方公里的周原遗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周人的发祥地,是灭商以前周都的遗址,这几乎成为一个共识。原因很简单,西周时期那么多的重要的铜器都出土在周原,还有大型的建筑基址和大量甲骨,2014年8月,考古队还在距周公庙遗址20公里的周原凤雏遗址发现周代第一架铜车马,这些都似乎确定一个目标:周原就是西周早期都城。

但是,徐教授在周原做了三年考古工作后发现,在周原,有墓地、有窖藏、有建筑,它们是三位一体。建筑的主人同样也是墓地和窑藏的所有者。经统计,周原共出土青铜器百余批,这些青铜器窖藏集中分布在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耐人寻味的是,在数百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92.18%,姬姓贵族的铜器只占7.82%。众所周知,周人是姬姓。如果现在周原是周王室的所在地,这个比例太不协调了。经过对周原考古的反思,徐教授认为,尽管人们说发现具有偶然性,一批、两批可以这样说,那么现在有几十批,而且窖藏分布的范围非常广,说这全是偶然显然不合适。他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目前已知的墓地有数十处。周原遗址墓地的存在形式和同时期其他规模相当的遗址相比,其特征是墓地的数量多,规模小。这里面唯一的可能就是王室不在这里。

徐教授认为,周原遗址的青铜器、窖藏和墓地多以大型建筑为中心分布,考虑到这些异性贵族多有其领地,范围可能还要大些。那么,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被异性贵族瓜分完了,可供姬姓周人居住的地方就非常有限,更何况周王的宫室。因此,他认为现在所认定的周原遗址是当时以诸多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以姬姓贵族为主的西周王室的活动区域可能另在附近的其他地点,也就是现在的周公庙地区。徐教授说,在与周原相距二十公里的地方,周公庙遗址的内容有大型建筑、大型的4条墓道墓葬、珍贵的甲骨。如果与周原两相比较,哪个更像西周早期的都城?

(三)周王陵,你是吗

从2004年发现周公庙大墓群一直到现在,关于周公庙遗址大墓是不是“周王陵”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过。那么,周公庙大墓群是“周王陵”吗?

中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都建都陕西,统治者的下葬地往往也择在都城附近。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代社会,帝王陵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最高丧葬礼仪,也从一个侧面构成了统治者社会历史活动的缩影。中国古代对在陕帝王陵的维护,可上溯至汉初对秦始皇陵的整修;唐宋时加而有甚,如北宋开宝年间“发厢军千人”重修了一批帝陵下宫;清代时,陕西巡抚毕沅曾两次修葺昭陵陵园,还对境内陵墓做了系统的勘察、考定和立碑。

《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但是“毕”在何处?我国的考古专家经过多年寻找,曾在陕西的咸阳原上,找到一个叫“毕原”的地方,相传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的墓地都在毕原,爱好金石的陕西巡抚毕沅就在那里立了“周王陵”的石碑,虽然这些石碑至今还在,但是考古学家经过勘探后发现,咸阳毕原上的“周王陵”实际是汉代的贵族墓葬。此外,长安郭杜也有一个叫“毕”的地方,这与《史记》的部分记载也相吻合,但那里连周王陵的影子都没有找到。不断地发掘和考证,越来越多的岐山当地文物专家和爱好者认为“毕”就应该在周公庙附近的凤凰山下,凤凰山下已经干涸了的自北向南的凤鸣沟河床应该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岐水”,古陵墙、甲骨、铸铜作坊、制陶作坊、带墓道的大墓,等等,都说明“周王陵”应该就是周公庙遗址区内的西周贵族大墓群。“但是要确定周大墓就是周王陵,还得有足够的直接证据。”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说,“‘毕’的考证,过去基本上是从文献到文献,集中起来大概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在咸阳的北原上,一个就是在长安县南边的毕原。”

“文献推断需要考古实据来印证。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的北原、长安县南边的毕原等处,进行了大量的发掘考察,结果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一座带有4条墓道的大型墓葬。按照周礼,周王的墓葬必须带有4条墓道。这是确认周王室族葬墓地的必备条件。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找不到,那么‘毕’肯定不在这两个地方。”

“毕”在何处,至今是考古界急于破解的历史之谜,周公庙大墓群是不是“周王陵”,看来还要等以后的考古发现去证明,任何妄断都是不严谨的,也是不科学的。现在,把周大墓群确定为周公及其家族墓葬区,目前看应该比较合理。

(四)周公庙遗址的性质

关于周公庙遗址的性质问题,在周公庙遗址新发现之前和之后都有学者提出过种种意见。或认为是周公的采邑,或认为是太王所建的岐邑,还有“王季宅程”之说。徐天进教授说,这些意见都有或多或少的文献和考古依据,所论亦有其合理之处,但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看,都还不够充分,不论哪种观点都还只是停留在推测的层面上。

他说,现在考古材料虽然丰富了许多,对遗址的了解也比过去深入了不少,但要回答遗址的性质问题,依然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根据目前考古掌握的材料,周公庙遗址先周时期的遗存最早早不过殷墟四期(根据目前本地区先周时期的考古分期与编年),因此,若要把该遗址作为太王所建“岐邑”的话,年代上多有不合。从目前调查和发掘的情况看,今后发现更早的先周遗存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岐邑”的可能性。此外,就遗址的规模和内涵而言,似乎也和想象中的都邑遗址有些距离。尽管大型墓葬、刻辞卜甲、夯土建筑、铸铜作坊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遗址本身的重要性和高规格,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把该遗址和“岐邑”画等号的条件。相对而言,“周公采邑说”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先周时期的遗存大体和文王“徙丰”的年代相当,文献明确记载周公受封采邑是在文王“作邑于丰”之后,与遗址形成的年代可相吻合。此外,卜甲的刻辞内容和稍晚些的一些文献记载也可视为对此说的有力支持。而现在的问题是,考古界目前对采邑遗址应有的实际状况,比如规模的大小、内涵的构成等还一无所知,因此仅凭现有的材料也还不能提出任何结论性的意见。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陵坡墓地的属性和大型墓葬墓主人身份的确定是关键。所以说,要解决周公庙遗址的性质问题,尚需时日。

(杨智文,媒体人,出版《歌唱岐山》《岐山的文化符号》《历代名人咏岐山》《世纪大发现——周王陵之谜》等岐山文化系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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