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国学笔记】

★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其为历代评禛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况发愤著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品读大师】

鲁迅评价汉武帝时期的文人说：“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这是鲁迅对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司马迁的最高评价。

司马相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鲁迅引《汉书·司马相如传》介绍说：“司马相如字长卿……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事景帝。”在《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得到汉武帝赏识后，鲁迅又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故扬雄以为使孔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这是说司马相如之前的人多以楚辞跻身皇帝身边，到了司马相如，他在创作形式上充分表现出独创性，把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变成散体赋，不像诗体赋以四言为主，隔句用韵，篇幅短小，散体赋是散韵结合，句式多变，短者三四言，长者九、十言不等。所以鲁迅说其“不师故辙”“独变其体”“与当时甚不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另外，司马相如在写作方法上不但“益以玮奇之意”，有一个宏伟新奇的意图与想象，而且“饰以绮丽之辞”，使其创作意图形象化。一般地说，这种大赋，除了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宏伟的结构与铺张闳丽的文采之外，还需要有丰富的文字常识，而相如几乎把自己所掌握的字、词汇都用上了，恰好选词造句正是他的专长，鲁迅说他“于小学，则有《凡将篇》”（宋代已佚），而《天子游猎赋》就是典型的富有创造性的虚构夸张、语言雕琢华丽、散韵结合的汉赋之作。所谓“相如入室”，就是说汉赋的最后成功是由他来完成的。他的赋标志着汉赋发展的最高水平，不但丰富了西汉文学艺术园地，而且成为西汉以来赋家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如扬雄的《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

司马相如的赋对文坛的影响很大，鲁迅说：“班固以为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固皆蜀人也。”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可见司马相如在文坛地位之显赫，不但令乡党倾慕，遵循其汉赋创作轨迹前进，而且带动和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文学后备军，大力推动和发展文学事业，呈现出西蜀文章冠天下的新形势。

我们再来看看“文莫若司马迁”是怎么回事。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鲁迅说他“年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吴会，北涉汶泗（指山东），游邹鲁，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后来接替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一职。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降匈奴一事获罪，被罚以宫刑。“被刑后为中书令，因益发愤，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鲁迅对《史记》给予了前无古人的崇高评价“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史记》的观点虽然和《春秋》之义不同，但自古以来，历代名家对它的评价都很高。西汉扬雄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法言重黎篇》）又曰：“《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所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人，《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班固虽然对《史记》有批评，但也同意刘向、扬雄的观点：“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历代名人对《史记》见仁见智，足以说明其至高价值。

鲁迅还引用过茅坤的一段读后感来说明《史记》的感人效果，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鲁迅认为《史记》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水平，是因为“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事实上，司马迁不但博学多闻，经验丰富，才思敏捷，而且不为过去的史法所禁锢，大胆地易编年为传记，富有独创精神，加上他思维清晰，善于阐明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文直事核，美而不恶”，最终留下史家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