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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昭示,价值向善

时间:2022-01-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孟子认为仁义是良知所致,良知即是人性本善。正是因为人有良知,人心向善,价值导向是善的,因此良知成为产生公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以孟子为发端的人性本善论和良知学说具有深刻的学术远见,为了达到社会趋向公共价值的仁义,通过一种学术上的假设来实现公共价值,假设为人性本善和人有良知,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理想的社会和谐秩序。

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也是他所说的良知。孟子认为仁义是良知所致,良知即是人性本善。儒家以“仁义”的本质确立了人的存在,人是仁义的人,儒家要从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阐明“仁义”的价值观来源于内心的良知,具有良知上的自明性和本原性,即是说人在本原上具备某种特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具有这种性质的人。孟子开启了这一哲学思维,即是说仁义存在于本心,本心是良知自明,形成“明德”之心。明德和良知,一切公共价值观念的产生和演化在于人本身的良知、良能和虚灵不昧,儒家称之为“明德”。《大学》说“明德”之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8]朱熹对“明德”作了较详细的注释: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 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9]人内心的本体是明亮和圣洁的,它根源于天,是良知,是纯粹至善的,良知是虚灵不昧的。“明德”和“良知”具有同等的内涵,是同等的范畴。王船山也将“明德”的内涵解释为天德和本性,“明德”是圣明之德性,即是说“明德”是天之德和本原之性,“其以外观于事物,内尽其修能,将以何为也? 盖以明明德也。人之所得于天者德也,而其虚而无欲,灵而通理,有恒而不昧者则明德也,但形气累之,物欲蔽之,而或致失其本明。大学之道,则所以复吾性具知之理,以晓然于善而远于恶,而勿使有所累、有所蔽也”[30]。人的本原之性即是“明德”,也是“良知”。

孟子较好地解释了“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注释说: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注释说: “良知良能,皆无所由; 乃出于天,不系于人。”[31]不学而知,不思而得,本原具有善性,是一种天性本善,从道德形而上学的角度说明了人有良知、良能,人天生就有良知,而这种良知即是善德,是仁义之心,本心是纯善的,正是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王阳明以良知学说而著称,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人的学问就是“致良知”的学说,他说: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32]。人有良知,本心在善恶问题的取向上非常清楚明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本心之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自然就有善性,自然就有仁义之心,因此“致良知”就是一种价值导向,由此而产生巨大的张力,能够推行仁义,人心以良知为发端,建构一种具有公共价值倾向的价值观念。“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 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33]王阳明较明确地阐明了“良知”是心的本体,本心之明具有很大的价值张力,能够直接导致儒家所提倡的孝悌、恻隐之心,仁义成为行事准则,明德、良知是心的本体,本心的良知导致仁义运用。

“明德”是道德的根源,道德产生于个体本心的明亮和圣洁,儒家认为每个人的心在本体上都有“明德”,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论,朱熹的“虚灵不昧”论,还是王阳明的“良知”学说,都强调人本心的善性是确信无疑的,每一个人都有善德天性,正是基于人人都具有善德天性,人才有仁、义、礼、智的善端。孟子认为人本心之善是天性所致,善性与生俱来,这为儒家建构公共价值提供了道德形而上学依据,因为这种理论承认了每个个体和每个公民存在的合法性,即是说个体都存在着“善”的价值品质,“善”与生俱来,先天就是一个善人而不是一个邪恶之人,至于后天发生价值观的偏向则是另外一回事。朱熹说: “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时加拂拭耳。若为物欲所蔽,即是珠为泥涴,然光明之性依旧自在。”[34]意思是说“明德”本身光明依旧,不会被泥土污染。儒家以“明德”光明不变的本性确立人性的纯粹本善,实际上是树立人性的伟大,以人性本善确立了个体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说明人人都是可以教育的,天生本性是善的,具有可教化性,这是儒家理论的合理之处,也是儒家思想得以发扬光大的哲学基础,因为这一点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同,因为人人都想得到价值上的认可。《大学》中的“明德”和康德的“纯粹理性”都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其本身是至善的。康德说: “我们终究被赋予了理性,作为实践能力,亦即作为一种能够给予意志以影响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35]康德的“理性”本身指的是善良的本性,能够产生善良意志。康德说: “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36]无论是中国的“明德”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都将人的本性说成是善的,并且与生俱来,这种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和认同性。

孟子的良知学说得到了后来儒家的广泛讨论,得到二程、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的继承和发展,确立了孟子良知之学的发端地位。孟子的良知学说使仁、义、礼、智、信的公共价值成为可能,因为良知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具有善性,人人都有,由良知产生人的仁义则确信无疑,人人有良知,人人有明德,良知与明德是一回事,必然发用为仁义的行为,公共价值则成为可能。正是因为人有良知,人心向善,价值导向是善的,因此良知成为产生公共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

以孟子为发端的人性本善论和良知学说具有深刻的学术远见,为了达到社会趋向公共价值的仁义,通过一种学术上的假设来实现公共价值,假设为人性本善和人有良知,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理想的社会和谐秩序。很多人认为儒家的人性本善、人的良知和明德是基于假设,认为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人性本善和良知的存在是不真实的,而是基于社会理想提出的假设,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问题是儒家的良知学说在假设上具有逻辑合理性,良知是对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给出有力的证明,如果提出人性本恶,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将不复存在,社会发展容易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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