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血缘的纠结

儒家思想重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以乡土情结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出发点，即是说人之所以成为人需要关注乡土血缘纽带关系，人是一个公共理性的人，公共理性的人即是一个有乡土气息和重视血缘情感的人。为什么要重视乡土呢?儒家以天地人相统合为核心观念，而“土”是天地中的核心部分，“土”是自己生存的乡土、国土、土地，对“土”“地”的热爱和关注则是对仁义的高扬。《周易》认为，热爱“土”则与“仁”相近，其原因是“土”具有“生”“养”“化育”的功能。儒家对《周易》的思想进行了继承，要求以“土”为“安”，即是说“土”是人生命的支柱，有了“土”则生命存在，精神有所依托。《系辞》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2]意思是说“土”与“天地”具有一致性，热爱“土”就是接近“仁”，“土”具有“仁”的特点。《白虎通义》记载“《尚书》曰: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准也。养物平均，有准则也。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阳在上，万物垂枝。火之为言委随也。言万物布施。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吐也。何知东方生? 《乐记》曰: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地，土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职也。”[3]“土”具有能包容、涵养万物的功能，处于天地四方的中央，在中央说明处于最为尊贵的位置，同时天地具有化育的功能，而“土”的化育功能为天地之中最强者，“土”是五行中的最尊贵者，“土”元素与“地”范畴是等称，“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阴阳自偶”[4]。由于“土”是天地之中的元素，是尊贵者，才能与“天”相匹配。

儒家尊土、乐土的思想不仅仅体现了对“天”的尊重，以“土”配“天”，天地化育人，也就是说“土”对人具有化育作用。人乃天地所生，自然景致对人有化育和诱导作用，人离不开天地自然，天地自然即是“土”的特性的体现。儒家认为人真正的志向乃是天地圣人，阔大宏伟。儒者的志向是成为天地人相通的人才，扬雄说: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5]。具有远大志向的人其雄才大略离不开天地的感召和化育，因此自然景致融入人心才能实现身心的陶冶。真正的儒者善于参赞天地的化育，这也是儒家所说的“诚”，“诚”即是将天地自然融入自身身心之中。《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朱子注释说:“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6]至诚需要与天地同流，接受自然景致的化育，培养自身的志气和气相，变化气质。张载说，“变化气质。孟子曰: ‘居移气，养移体’，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 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礼曰‘心广体胖’，心既弘大则自然舒泰而乐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谨敬则不立; 若但能谨敬而心不弘大，则入于隘，须宽而敬。大抵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故君子心和则气和，心正则气正。其始也，固亦须矜持，古之为冠者以重其首，为履以重其足，至于盘盂几杖为铭，皆所以慎戒之。”[7]天地具有化育的功能，人则需要养气，养气需要自然风景和“土”的促进作用。儒家以自然景致的宏大广阔为参照，建构了浩然之气的境界风格，形成和加强了自身修养，提升了自我境界，是志气和正义的化身。自然景致化育了人本身，自然生态对人的德性的建立具有参照作用，儒家本身在自然生态的沐浴中得到化育，对乡土、国土的情结至深，形成了强烈的乡土情感。

儒家浓烈的乡土情感自然而然地培育了其公共价值的情怀，达到一种公共理性。因为有乡土情感的人必然对土地上生存的人民具有深深情感和爱护之心，土地养育了人，对土地的情感即是对呵护土地上人的情感，不忍心让土地上的人出现生灵涂炭，说到底，乡土情感是一种仁义的情感，力求将恩惠仁义施加到土地上的每一个人，这种情怀当然是一种公共理性的情怀，儒者时常回忆起生养他的家乡，因为家乡哺育了他，对家乡的仁爱演化至寄希望于惠及到家乡中的每一个人。乡土情怀培育了人的责任意识，具有责任担当精神，不爱家乡的人说明没有责任感，这样的人不能胜任公共管理的重任。《系辞》说: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8]乡土意识强烈的人具有居安思危的公共责任意识。

儒家的乡土情感还体现在对国家的责任上。儒家思维凸显了国家思维，国家至上。国家思维的根源在于有国才有家，个人的自由受到国家保障的理念，“天下”“国家”成为儒家的常用话语，言必称“天下”“国家”，或者“天下国家”，儒家思想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国家情感强烈。《大学》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9]人修身养性是为了实现齐家，齐家是为了实现治国，治国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国家至上的思维趋向说明儒家具有公共责任意识，充满了公共道德情怀。朱熹说: “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10]正心、诚意的行为自然而然地发展为具有公共价值导向的思想。“家”“国”的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理性意识。

儒家比较重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和宗族意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公共价值导向，目的是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孔子说: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1]政治治理的策略是以“亲亲”为宗旨，即亲近亲人，才能实现有效治理，这是以血缘关系为宗旨的公共价值导向。《礼记》说: “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12]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制度具有公共理性的原则，因为是为了实行仁义，仁义是天下普照。“亲亲”的根本宗旨是仁义，在仁义的基础上建立了等级秩序。“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3]等级秩序以“亲亲”为要旨，实际上是一种差等和谐的公共秩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 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 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 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 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 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 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 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 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14]《中庸》说明了“亲亲”具有广泛的内涵，国家“亲亲”即是修身、尊贤、敬臣、爱民，这些都体现为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的思想架构。

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者，其思想当然对乡土情感和血缘关系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其思想在公共价值和公共伦理上论述很多，充满了乡土情怀和宗族意识。孟子说: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 守孰为大? 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 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 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 守身，守之本也。”[15]“事亲为大”即是重视亲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孟子的开放意识在儒家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这并不阻碍他的乡土情结和血缘情感。一般而言，具有乡土情结和血缘情感的人容易产生保守、落后、迂腐的思想观念，但是孟子集成了乡土情结、血缘情感和开放发展的思维精神，推动了儒家思想走向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1]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2] 《周易·系辞上》，《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7页。

[3] 《白虎通义·五行》，卷四，陈立《白虎通义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67～168页。

[4] 《白虎通义·五行》，卷四，陈立《白虎通义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170页。

[5] 《法言·君子》，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514页。

[6] 《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

[7] 《经学理窟·气质》，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65页。

[8] 《周易·系辞下》，《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8页。

[9] 《大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4页。

[10] 《孟子序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00页。

[11] 《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12] 《礼记·大传》，《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08页。

[13] 《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14] 《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9～30页。

[15] 《孟子·离娄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84～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