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僧格》与《祠部格》的关系

牧野巽质疑《道僧格》存在的一个理由是：依据《唐六典》所载，《开元格》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之名为篇，与道、僧相关者在《祠部格》，如此《道僧格》是否为一般“格”之外的特殊法律？对此，牧野氏提出了一个类似于笔者的说法：因为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置佛教于道教之上，所以《道僧格》必然存在于天授二年之前，开元修订律令格式时，《道僧格》便转变为《祠部格》。^[124]虽然此说提出时，并未检讨传世史籍所载唐格篇目的命名原则，因而留有破绽，但其提出的《道僧格》与《祠部格》的关系问题，则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由于《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规定祠部掌管道佛之事，而唐格又以尚书省诸曹名篇，故而学界一般以为与道僧相关的法律条文应集中于《祠部格》，且上及《白氏六帖》所见《祠部格》亦可助成此一推论。如此，唐代规范道、僧两教的法律便有《道僧格》与《祠部格》两种。前者为日本文献《令义解》、《令集解》所证明，后者则有中国传世典籍如《白氏六帖》等为证，两者之关系为何？

秋月观暎认为，唐初道佛两教之事务由鸿胪寺崇玄署负责，祠部只是起到部分事务的补助作用。即便是延载元年（694）僧尼移隶祠部管理之后，鸿胪寺的功能亦未有变。因此，秋月氏推断：鸿胪寺负责僧道寺观监督管理，而祠部负责入道出家的审查、许可、给田等一般性行政事务；这种行政功能的划分决定了其所据法律规范的二分，对应于鸿胪寺的《道僧格》是以道僧为特定对象的、具有戒律性质的国家统制规范，而与祠部相对的《祠部格》则是规范国家与道佛教团之间关系的行政法令，两者分别为刑法与行政法。^[125]

秋月氏此说的不足之处，首先在于将《道僧格》与《祠部格》的规范属性过分单一化，这在本节第一部分业已指出；其次，若《道僧格》与《祠部格》并行不悖，如此重要的一种法律文本且自唐初存续至中唐（秋月氏之说），传世史籍几无记载，岂非咄咄怪事？

黄运喜认为《道僧格》即《祠部格》，^[126]但未经论证，没有回答为何一种规范、两个定名的疑问；而桂齐逊虽然没有如秋月氏这般对《道僧格》予以定性，但他显然认同秋月氏所持《道僧格》与《祠部格》并行之说，即将《道僧格》列入“非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篇名的唐格”项下。^[127]只是此说面临着一个疑问：若两格并行不悖，如何分工？

郑显文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第一，唐代不可能存在两种规范道、僧群体的法律，因此《道僧格》是《祠部格》中的内容；第二，唐代有关僧、道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很难熔为一炉，《道僧格》是一种将《道格》、《僧格》合而为一的汇编性文献，成型于开元二十五年所编辑的《格式律令事类》。^[128]周奇认为《道僧格》乃是俗称，制定之初并未独立成篇，并以敦煌文书P．2481号写本《唐前期尚书省礼部报都省批复下行公文程序》分“道士第一”、“僧尼第二”两大部分列举数种违法行为的书写方式，作为《道格》与《僧格》二分的佐证。^[129]

此说亦有可资商榷之处：第一，《唐会要》卷四九“僧道立位”载：“至景云二年（711）四月八日，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130]且其后再无有关僧道立位孰先孰后的记载，故而前述秋月氏才将《道僧格》的制定时间限于贞观十一年至上元元年之间。又，前引《唐会要》载齐澣于开元二十九年上奏称“其道士僧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处分”，其杂糅道、释二教的排序“道士”、“僧”、“尼”、“女冠”，可能与景云二年之诏相关。再者，在前引天圣《狱官令》唐11“诸道女（士）、女冠、僧尼犯罪……余犯依僧道法”中，虽然“道士、女冠”列于“僧尼”之前，但若结合末句“僧道法”的表述，则又体现出“齐行并集”的特色。所以，若《道僧格》初创于开元二十五年《格式律令事类》，则为何将“道”列于“僧”前？

第二，从开元二十五年《格式律令事类》、^[131]《宋刑统》乃至于《庆元条法事类》的编纂体例可以窥见：这种法律汇编是对律、令、格、式四种法律文本中规范相同事项的条文进行分门别类，并没有为单一形式的“格”专立一篇。

第三，郑、周二氏认为，在《道僧格》出现之前《道格》和《僧格》分别独立，且皆是《祠部格》的一部分。但此说不仅暂无史料为据，反而有反证存在：《令集解》对《僧尼令》第13条的释文有载：“唐格独此文为道士设法……案格，道僧并兼也。”^[132]

第四，周奇认为《道僧格》为俗称，亦无直接证据。相反，《令集解》等日本令的注释书中有“吏部格”、“刑部格”等称，亦被认为是唐前期的格名，^[133]这些格名是否也是俗称？若非俗称，为何单单“道僧格”为俗称？又，对于周氏所引敦煌文书P．2481号写本，赵和平疑其为“留司格”或据“留司格”拟的尚书都省批复的公文程式。^[134]但笔者以为，且不论其整件写本究竟为何文书，但就其行文内容而言，似是判语（拟判）。如其“僧尼第二”“私度”项下载：

厶乙浮生苦海，寄息尘劳，知俗网之婴身，悟法船之运己。遂乃轻违俗理，辄践玄门，冒厕竹林，虚参奈苑。既往蠲于公役，已自陷于私逃，故使净域缁徒，屡逋杂亡之俗；给园释众，多饶流宕之人；论迹虽挂法衣，准犯须加俗典。^[135]

以此比对唐代《龙筋凤髓判》卷二“祠部二条”载：

国之大事，在祠与戎；人之所崇，惟仙与佛。伏自桓星夜陨，吉梦宵传，既脱酣象之踪，爰开白马之寺。明须慈悲结虑，忍辱凝怀，坐鸽珍以勤诚，获鹅珠而守戒。指法场之门户，豁尔天开；导智海之波澜，涣然冰释。如斯行业，乃出乎尘嚣，岂容阐提末品、沙弥浅学，不精不进，曾无罗汉之因；行嘱行赇，翻习檀施之业；四分十诵，本自面墙；六度三明，旧来膠柱；为鸡为鹜，玷鹤树之清风；如虺如蛇，秽龙宫之妙法。铨择伪滥，解退为宜。^[136]

二者的论述结构大致相同。所以，这一文件标识“道士第一（饶宗颐拟）”、“僧尼第二”之类，乃是按照内容对于判语的一种分类整理，并非是对法律条文的分门别类甚至是积章成篇，因此无法由此证成《道格》、《僧格》二分。

综上，一如笔者在本节第二部分所论，《道僧格》可能是《贞观格》、《永徽留本司行格》、《永徽留本司行格中本》之一篇，如此其与《祠部格》之间为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即唐格发展至以尚书省诸曹为篇名的体例时，便将“道僧”篇易名为“祠部”。只是此处尚有一疑问：若如前述三浦氏、泷川氏等所论《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录“《僧格》一卷”为《道僧格》者，那么此一卷《僧格》似是独立法律文本而非唐格之单篇。只不过，目前暂无直接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的同一性，且已有研究表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刑法家”部分所录书名杂糅汉籍与日本古代书籍，^[137]《僧格》未必是唐代文献，故而暂不影响笔者目前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