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结构表述，多年来中国学界一直在采用西方文化人类学中的理论定义，这在王铭铭的近作《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中有较深刻的总结。从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年）开始，西方的人类学家就具备了这样的探索意识。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详尽地罗举了文化遗留的各种表现，并已发现“跟风俗和习惯的研究的密切关系”[1]。虽然泰勒的研究仅停留于特殊民族的习俗叙述层面，再没有进一步探究其思想根源与价值表现，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民族风俗习惯在民族存在中的非常意义。其后的研究者也逐渐意识到泰勒的隐约指向，美国的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年）明确提出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2]并将大传统看作都市的，把小传统看作乡民的，这样的划分还不仅仅是具有王铭铭所说的缺欠，而且陷入了以地域（城市—乡村）决定文化价值的狭隘地理决定论。但他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却具有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结构或传统文化内容的研究中，研究者在仔细探析主流价值文化体系的同时往往能够明显感觉到另一文化传统的真实存在，这就是雷德菲尔德所说的“小传统”，但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小传统”总以原始宗教、原始信仰、原始风俗为主题，注意了传统存在的表现形式而忽略了价值内容。诚如葛兆光所言：“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也可以叫做‘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学者文化和通俗文化，科层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差异。”[3]这样多种的表述虽未明确大、小传统的真实涵义，但基本在对比中说出了两者的差异，具有鲜明的本土话语方式。在他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则表述为“日用而不知”的一般思想史，“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4]。这就是民间文化传统，与主流文化互应互摄，密不可分，显隐俱在。
中国民间文化传统应涵摄两大内容，一是思想信仰世界，关键有鬼神论、命运—天命论、道德至上哲学等，此为中国传统的日常指导准则，以世界—人生的体认哲学状态存在。一是现实世界的投射所致认识上的必须存在，主要有官民对立、贫富关系及城乡关系。后一部分本文将重点论述，而前一部分则另行撰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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