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视为畏途

在《庄子·达生》篇中，周威公闻知祝肾学习养生之道，就请祝肾的学生田开之讲一讲。田开之转述祝肾的话说：“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意思是说，善于养生的人，就像牧羊一样，看到哪一个落在后面，就用鞭子抽它，使之赶上去。

周威公不解其意，要田开之解释一下。田开之从反面举了两个例子，他说：鲁国有个叫单豹的，他隐于山间，住岩洞饮溪水，不与人争利，行年70而颜色如婴儿一般，但不幸被饿虎吃了。还有一人叫张毅，投机钻营于富豪之门，终因利欲熏心而得内热之病，不足40岁烦闷而死。单豹养神而不养形，张毅养形而不养神，顾此失彼。这二人就像落在后面的羊，不能鞭策，结果丢失了。

庄子听了说：“不要隐居深山，也不要投进世俗，要像槁木一样站立在两者中间。倘若以上三种情况都能具备，他的名声一定很高。”

庄子接着又说：

夫畏塗（同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最畏者，衽席之上，饱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也，过也！

意思是说：使人可畏的道路，一家父子十人，如果有一人在路上被坏人杀害了，那剩下的人一定会因此而相互提醒和戒备，再出门上路时，就不会单身行走，而要多人结伴而行，这不是很聪明吗！人所最可怕的，还是枕席上的恣意和饮食间的失度；自古以来，有多少人死于无度的享乐和声色犬马之间，但是后来的人，却并没有以此为戒，这实在是过错。

《庄子·达生》篇中强调养生不可贪图一时痛快，不顾及后果。庄子反对禁欲，也反对纵欲。衽席之乐，饮食之失，对于养生而言，是最可怕的。其危险程度甚至大于畏途。

“畏途”是指道路不太平，有危险。路上有强盗杀人越货，人不敢行。

毛泽东使用“畏途”一词，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有机会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之时。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就是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过程。这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红军从它诞生那天起，由于弱小，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包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没有变化。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是说反“围剿”的胜利。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了很大的篇幅主要讲“战略防御”的问题。其中第六节，讲集中兵力问题。集中兵力看起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从1932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四面出击。这个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六路分兵”，“全线防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这是因为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由于惧怕失去根据地，结果全部丧失了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1932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

讲到此处，毛泽东点出问题辩证性：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支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27页）

毛泽东引用《庄子》“畏途”这一词语，用来强调人民的游击战争的作用，强调当重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近十年来的革命战争中，根据地的人民，已不是普通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是被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敌人看来，根据地是他们的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人民群众力量强大，敌人不敢轻视，不敢轻易进犯。重视人民的力量，强调发挥人民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这也体现了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