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西行到河南的卫国去游说。学生颜渊向鲁国太师师金问道：“你认为夫子此次卫国之行将会怎么样？”师金说：“可怜啊，你的老师将要遭受困厄！”颜渊说：“为什么这样说呢？”

师金回答说：

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鲁国太师师金说：“祭祀用过的刍狗（草扎的狗），就不能再用，用过之后，就抛在路边，任行路人践踏，或拿去当柴烧。如果有人把它拣回去，当作珍宝，放在枕边，那人就要做噩梦了。现在夫子所谈的一套，就好比是先王用过的刍狗啊！他拿这刍狗每天在人家面前搬演，哪里行得通呢？所以，他从前到宋国，宋人讨厌他，就把讲道休息过的大树都砍掉了。在卫国游说而被铲掉了所有的足迹，在殷地和东周游历遭到困厄，这不就是那样的噩梦吗？他到陈蔡之间，人家讨厌他，不给他饭吃，七天没有生火烧饭。这些都是生死之间的危险啊！在水上划行没有什么比得上用船，在陆地上行走没有什么比得上用车，因为船可以在水中划行，而奢求在陆地上推着船走，那么终身也不能行走多远。古今的不同不就像是水面和陆地的差异吗？西周时代与鲁国的差异，不就像是船和车的不同吗？夫子如今一心想在鲁国推行周王室的治理办法，这就好比在陆地上推船而行，只能徒劳无功，自身也难免遭受祸殃。夫子不懂得事物总是运动发展着，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只能不断地顺应万物的变化。……

《庄子·天运》篇，主旨是论述天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其变化是自然进行的，没有谁在主宰。统治者必须与之相顺应，实行自然无为的原则。庄子是从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来探讨古代的礼乐制度。他批评了孔子循规守旧，不懂得事物的运动变化并无常规，以及不懂得人类应该顺应万物的变化而没有穷尽的道理，并明确指出了“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的精辟论断，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里庄子对孔子的仁爱原则和仁义理念痛加批判。他把孔子的仁义比作用来祭祀的草狗，孔子孜孜以求的形影不离的就是先王遗弃的草狗。没有人采纳实行。这就好比在陆地上行船一样，只能是徒劳而无功，自身还会遭殃。说明礼仪法度这东西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师金话中“劳而无功”一语，后来转化为成语“徒劳无功”。

毛泽东引用《庄子·天运》篇“徒劳无功”一语，是在中国抗战时期。自武汉失守以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并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反动统治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即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不断制造摩擦和武装冲突，破坏抗日良好局面，不断掀起反共高潮。

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文中引用“徒劳无功”这个成语说：

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指蒋介石——引者注）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9页）

抗日战争初期，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军处于正面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使日军腹背受敌。

但是，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其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迫于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巩固的事实，开始将摩擦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严词拒绝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北移，撤到长江以北。

不料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北移部队共九千余人在达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袭击，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进攻江北新四军，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中共被迫奋起还击。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整并扩大新四军。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驳斥对新四军的诬蔑，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要求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也在重庆展开各种抗议活动，揭发和抨击国民党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和海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孤立。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不再进行剿共。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结束。

《庄子·天运》篇借师金的话，批评孔子拿几百年前的周代礼制，往鲁国现今政治生活中套用，是陆地行舟，“劳而无功”；毛泽东引用从《庄子》中演化出的成语“徒劳无功”，在于说明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没有政策上的改变，蒋介石企图继续靠反共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是白费力气而已。“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毛泽东的判断被以后事实所证明。

与蒋介石相比，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可以说“劳而有功，策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