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临大节而不辱

《论语·泰伯篇》第六章还是记曾子语：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说：“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委托他代理国家政事，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 是君子啊。”

面临安危存亡的紧要关头却不改变操守，不动摇屈服，一定是个原则性强，且又镇定自若的人。曾子认为，只有这样的人，君主才能够向他托孤，把国家的命脉交付给他，否则一定会出大事的。

“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可以称之为“君子”。这显然不是每一个“君子”都能做到的。

毛泽东认为他的老战友朱德“临大节而不辱”！

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与以张国焘为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一带胜利会师。会师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时，张国焘依仗人多势众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并采取突然行动，扣押朱德总司令。朱德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当毛泽东得知朱德不顾个人安危，坚决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做斗争的事迹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赞朱德是“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临大节而不辱”。（李智舜编著：《毛泽东与十大元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自从1928年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起，朱毛的名字便紧紧连在了一起。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北上抗日的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一带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在毛儿盖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一路为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率领；另一路为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张国焘的错误行为，立即遭到朱德的反对，认为左路军不能仗着人多枪多就搞分裂主义，擅自行动，要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可是当天晚上，张国焘竟采取突然行动，带着他的特务营，包围了司令部，把朱德和刘伯承参谋长扣押起来。并用命令的口吻逼迫朱德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限。

朱德极端鄙视地看了张国焘一眼，气宇轩昂地说：“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决不能反对!”接着又说：“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毛朱毛，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张国焘威胁道：“如果你拒绝就枪毙你!我奉劝你要三思而行，免得以后悔恨。”

朱德神色严肃，傲然挺立在张国焘的面前，坚定地说： “我朱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我们部队的战士一样，对毛泽东是有感情的，对党中央有最高的信仰。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决不接受‘命令’，也决不会有什么悔恨可言，有的只是莫大的自豪!我宁可饮弹身亡，也决不做任何损害我们党的事情。”

张国焘见无计可施，变本加厉，采取一些卑鄙的手段，来摧残和迫害朱总司令。他指使人偷偷杀掉朱德的坐骑；撤掉朱德的警卫；让朱总司令只和一个骑兵班在茫茫草原上露宿，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敌人袭击而送掉性命；甚至几天不给朱德送饭，还挑动一些人到朱德那里围攻闹事，对于这些，朱德不屑一顾，泰然处之。

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左路军部分指战员的反感。主张把朱德和其他被扣押的人员抢回来，再跟毛泽东共同北上。朱德深谋远虑，考虑到如果这样就很可能使左路军分裂，在西北高原上引起一场血战。他从革命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说服一些同志暂时跟着张国焘南下返回西康。要大家坚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绝不会一直跟着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走，迟早会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公开分裂后，竟在川康边境成立“中央”，自称“主席”。在此期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自巴西出发，越过岷山，攻占天险腊子口，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顺利地到达陕北；而张国焘则把左路军带入困境，部队消耗很大，由当初的8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

这时，由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经长途转战，到达西康甘孜，与左路军会合。两军会师后，由于朱德、贺龙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的决策，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悟，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

身处逆境中的朱德，不顾个人安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推动了两军共同北上，为三大红军主力最终在甘肃会师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论语》中的原话是“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毛泽东略有改动，移赠朱德元帅，恰当而有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