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了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毛泽东对《墨子》一书的深度解读，还是他到延安后建构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时候。具体时间在1939年上半年。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

其实，毛泽东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就十分关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

大约1938年的一个偶然契机，毛泽东了解到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周秦诸子课，而毛泽东本来就对中国古代哲学饶有兴趣，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开始交流。

经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毛泽东差不多都去听。毛泽东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这些课，陈伯达过去在北平讲过，如今加了些新的内容、新的见解。很快的，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了这个学术团体的头面人物，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恭恭敬敬给毛泽东送去，请求指正。

这时的毛泽东在相对安定的延安窑洞里，不断著述，正处于一生的著作高峰期，他非常勤勉，思维活跃，正在探索着一系列的理论问题。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他很细致地读完，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信。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这次破例，给陈伯达写了很长的复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引者注：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毛泽东致陈伯达的信函，所以写得如此之长，是因为陈伯达所论述的墨子哲学，也正是毛泽东思索的热点。正因为这样，看了陈伯达的文章，毛泽东随手写下这样的学术性的长信，与他进行详细的讨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陈伯达修改后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杂志第82、102、104期上。

《致陈伯达》这封信，分为两部分：信的主体部分称赞陈的研究是“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信的附件部分“写在另纸”，是对陈文的“几点个别的意见”，毛泽东自谦地表示“没有研究的根据”，实际上毛泽东的见解明显比陈伯达高出一筹。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这是毛泽东依据陈文得出的新结论。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比孔子略晚，比墨子早些，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是小亚细亚西岸希腊殖民城邦爱非斯人。出身王室贵族，本应继承王位，但却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兄弟。鄙视世俗生活，隐居神庙山林。认为“火”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按一定规律由火产生，又复归于火，“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认为世界万物都在永远不停地变化着，犹如川流不息的河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他用许多生动的事例描绘了世界运动、变化的总画面。恩格斯指出，“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23页）。猜测到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彼此依存、相互转化的两个对立面，事物变化的原因是对立面的斗争。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战争“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并把这个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称为“逻各斯”。列宁对赫拉克利特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墨子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几乎生活在同一年代，哲学特征相似相近。墨子哲学思想中关于认识论的思想，关于宇宙事物是变动不居的观念，关于名实、同异、义利、半端等关系的讨论，也是极富古代唯物辩证思维特点的，是极其深刻的思想。由此可知，墨子不愧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

信的附件部分共提出六条修改意见。其一是文章的“题目”。从写作技巧的角度说，陈伯达的题目中性一些，倾向不鲜明，而毛泽东的题目把墨子哲学的实质点出来，更醒目抓人。如果从思想性的角度看，改题突出了“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这个新判断，对墨子哲学如此评价前所未有。这实质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问题，研究墨子和墨学，得出的新结论。正因为墨子不愧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正因为墨子思想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性质，所以毛泽东才建议陈伯达把文章题目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改为“墨子的唯物哲学”。

修改意见之三是文字表述问题，只要明确就可以了。这样，附件中修改意见的（二）（四）（五）（六），都是毛泽东细察详论切磋琢磨墨子哲学观点了。例如事物的质与属性的问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中庸的问题、“半，端”的问题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修改意见其（二），是事物的质与属性问题。这是陈文谈到墨子“名实”命题时涉及的。陈文认为，“实”既具有自己的一定的具体的“质”，又具有自己的包含各方面的，和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一定的具体的属性，质和属性就是事物（实）区别于他物的东西。毛泽东觉得这种论述还不够，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毛泽东认为质与属性的区别，就在于质是根本的，属性是非根本的。这是因为“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陈文没有把质与属性区别开。就陈文中所说的“实：其志气之见”的观点，毛泽东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志气”并不是一个东西，“志似是指事物的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举此例意在说明，不能把质与属性混为一谈。

修改意见其（四），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陈文中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所谓必然性，就是“物之所以然”，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形态”。毛泽东说，“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陈文中所表达的“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的观点是对的，因为它说明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正确关系。毛泽东认为，有了这个必然性，即使没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也会发生别的什么起义。这就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毛泽东说：“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陈文表达的“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指十月十日）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又补充说：“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毛泽东的补充，意在说明，必然性一定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是不行的。这就是“必然性”之所以称为必然性的原因。

修改意见其（五），是关于中庸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墨家的说法虽然与儒家的说法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毛泽东说：“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做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墨子的“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的“中”（不偏之谓中）同；墨子的“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欲的质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恶的质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在毛泽东看来，欲的质不偏离开利（欲正权利），恶的质不偏离开害（恶正权害），这样善恶的质就算是没有动摇（正而不可摇），这就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一样了。陈文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个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对此，毛泽东认为甚是不妥，认为这是“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毛泽东说：“一个质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运用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本质的观点分析问题了，他把中庸与折中主义进行了区别。在毛泽东看来，中庸不等于不偏不倚，中庸是指在一个过程中既有所偏又没有离开质。追求绝对的不偏不倚，就是折中主义了，而墨子并不是折中主义者。毛泽东说：“墨子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修改意见其（六），是关于“半，端”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其所讨论的是“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事实证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信上只是点明了哲学命题，并没有展开讨论。其实，墨家提出的有关“半，端”的一些论点，是针对庄子的事物无限可分理论的，具体地说，是针对庄子所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命题的。墨家在《经上》中说：“厚，有所大也。”“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次，无间而不相撄也。”这反映了墨子关于“端”的观念。在墨子看来，一条线、一个面、一个体都是有“厚”的，即“有所大”的，只有“点”是“无所大”的，“无所大”就是“无厚”。线、面和体的“有所大”是由无数个“无所大”的点积成的，即它们的“厚”是由无数个“无厚”积成的。由此可知，一条线的“端”，乃是构成这条线的无数个“无厚”中最前面那个“无厚”。两个“无厚”相“次”，两者既不能重合，中间又无有空隙。墨子说这些话，意在说明，事物不可能是无限可分的。在墨子看来，说线、面、体是可分的，这可以理解，因为线、面、体都是“有所大”的；说“端”是可分的，就不可理解了，因为“端”是无厚的。事物的“端”是不可分的了，因此就不能说事物是无限可分的了。

墨家在《经下》讲：“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经说下》又讲：“非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斫必半，无与非半，不可斫也。”意思是说“日取其半”的不可能。在墨子看来，如果说非一半则不砍，那么到了事物的“端”就不能再砍了，即“则不动”。因为“端”是“无厚”的，更无“半”可言；如果说非一半则不砍，那就只能在事物可分为一半时能砍，到了事物无半可取的时候（即剩下奇数个“无厚”时），就不能再砍了。因此，墨子否定“曰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念，认为事物不是无限可分的。如果不是按恰好一半的地方砍，而是今天砍前半段，明天砍后半段，那么原来中间恰好一半的地方就成了“端”，而砍到最后这个“端”仍然是不可分的。这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日取其半”，都免不掉最后有一个“端”不可分。因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墨子的观点，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墨子所认为的绝对“无厚”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只能有极微极微的“无厚”；只要有空间，哪怕极微小，也是可分的。另外，在墨子的观念里，似乎那无数个“无厚”就是整数。似乎只有两个“无厚”中间才是可分的，他认为“端”之不可分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观念。事实上，整数是由小数组成的，任何数都是无限可分的。可见，墨子从“半，端”的观念出发来否定事物的无限可分，是无理的。在有限与无限的哲学观上，墨家的认识逊于道家庄子的思想。

毛泽东的书信论学，是一次对墨子哲学思想的大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