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法家学派较早作整体观照，并不是直接评论它的主旨、价值和地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喻体，来说明政党路线和纪律的作用和特征。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所谓“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
9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来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会议还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洪范”就是大法。周武王推翻商朝后，向商朝归顺的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依据大禹所传《洛书》，阐述九种大法，史官记录下这篇著作定名《洪范》。其中说到“王道”，意思是：不要偏颇不正，要遵守王法；不要私心偏好，要遵照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要遵行正路。不要营私，不要结党，王道宽广；不要结党，不要营私，王道平易；不反不乱，不偏不倚，王道正直。君王团结臣民要有法则，臣民归附君王，也要有法则。
“王道”，儒家的政治概念，即王者之道，孔颖达疏解“王道”为“王家所行之道”或“王者所立之道”。王道是儒家治国的理想道路。儒学大师孔子、孟子、荀子都讨论过王霸之道。
孔子的言论集《论语》五次提到“王”字，两次为姓氏，三次含有“王道”之意，如“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再如“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一次提“霸”字，即“霸诸侯”（《论语·宪问》），取“霸道”之意。孔子生于春秋末世，列国间的争霸政治活动和激烈的军事行动，给予他很大影响。孔子对春秋时期的“五霸”，多有肯定性评价。齐桓公在贤相管仲的帮助下首创霸业，他赞扬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晋文公惨淡经营，城濮之战，一战胜楚，遂霸中原，他肯定说：“文公之霸也，宜哉！”（《韩非子·难一》）楚庄王励精图治，争雄中原，止戈为武，服晋而霸，他评论说：“楚庄王霸其有方矣……其霸不亦宜乎？”（《新序·杂事第四》）秦穆公受地理条件限制，不能越过函谷关向东发展，因此，“遂霸西戎”，成了个“地区性霸主”，他不无遗憾地说。“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这些不仅表明孔子熟知五霸战史，而且表明他对争霸战争持赞成肯定态度。作为教育家，他向各国统治者举荐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有机会参与争霸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如他推荐学生宓子贱时，说其“才任霸王之佐”（《孔子家语·屈节解》）。孔子自己摄相治鲁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措施，齐国人产生了危机感，惊呼：“孔子为政必霸！”（《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周游列国，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国令尹子西担心孔子在贤弟子的帮助下，会创造“王天下”的业绩（《史记·孔子世家》），他劝阻了楚王。考察孔子言论思想，虽然他没有明确使用“王道”与“霸道”的词语，但实践活动和思想倾向都打着“王霸之道”的烙印，他是王、霸并用。
孟子在“王道”与“霸道”关系的权衡中，倾向扬王抑霸。孟子曲解孔子的王霸观，如说“仲尼之徒，无道桓（齐桓公）、文（晋文公）之事。”（《孟子·梁惠王上》）甚至把王、霸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政治主张：“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把行仁政、重德治以统一天下称为“王道”，而以假手仁义之名、恃仗武力征服人称为“霸道”。《孟子·梁惠王上》：“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公孙丑上》认为，王者任德，以得民心为本；霸者兼力，借威势以服人，而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心，只有实行仁政，“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兼以道德教化，方可使人心归附，达到平治天下、建立王业的目的。实行霸道，则人心不服，“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故主张尊王贱霸，实行仁政。
荀子虽倡“王道”，然而不反对“霸道”：“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荀子·道王制》），“义立而王，信立而霸”（《荀子·王霸》）。认为王、霸只有程度的差别，尚无根本的对立，并把礼与法、王与霸、德与力统一起来，开汉代儒法合流、王霸杂用之先河。
在法家那里，较早谈论“王道”和“霸道”的是商鞅，见之于《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好刑名之学”，他在魏国当中庶子，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再兴秦穆公的伟业，就西行入秦，走秦孝公宠臣景监的门路，三次游说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第二次说以“王道”，第三次说以“霸道”，三次秦孝公有三种反映。司马迁记载商鞅的自我感受：
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第一次）
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第二次）
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第三次）
商鞅三次游说三种效果。第三次商鞅见孝公。秦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问商鞅：“先生说什么使我的国君如此爱听？国君高兴极了。”商鞅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大说（悦）之耳。”
所谓“刑名之学”，所谓“强国之术”，就是法家的“霸道”。
儒、法两家都讲“王道”与“霸道”。只是在激烈政治斗争和尖锐的学术冲突中，有时各有侧重罢了。
王道与霸道至汉代演变为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两手策略。《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定汉代封建统治者德刑并用、礼法兼施基本政治格局。
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王道”，是指儒家的王者之道；讲的“霸道”，是指法家的霸王之道。这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思想认识和行动举措的统一，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的指引，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维护。两者不可偏废，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铁的纪律来约束，则路线也不可能转化为实际的物质力量。
看来，在潜意识里，毛泽东把儒家学说看作是“王道”，把法家学说看作是“霸道”。在儒家和法家两派学说中，虽然总体上看毛泽东明显偏爱法家，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他对儒法各持的王霸之术，张弛有致的文武之道，对两家看似对立实则相容的观点，是兼收并蓄的，都有所吸纳和整合。他报告中用“王道”和“霸道”来生动地阐述“路线”与“纪律”的作用和特征，就是很好的证明。
“延安整风”期间，尤其是1942年，是共产党领率机关从根源上（思想方法上）解决路线问题最有成果的一年。熟悉传统文化、熟悉先秦诸子的毛泽东，竟用儒法两家来比喻路线和纪律的作用和特点，十分新奇别致。当然，革命政党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学说与做法，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不过是比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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