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译文

（《韩非子》第四卷第十二篇）

［原文］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论其所爱，则以为藉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史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摩，然后极骋智辩焉：此所道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

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译文］

凡是游说中遇到的困难，不是我知道的东西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的困难，也不是我辩论问题时难以明确阐述我的思想的困难，也不是我敢于放开议论却失去机会将所有的道理全部讲清楚的困难。凡是游说中存在的困难，在于如何知道被说对象的心理，能够通过我的游说投其所好。如果说服对象是追求显赫名声的君主，却用能够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气节而甘处卑贱，必定被抛弃到一边。如果被说对象是谋取厚利的君主，却用能够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就会被认为是没有头脑而脱离事情，必定不被录用。如果被说对象是实际想谋取厚利却表现得要追求显赫名声的君主，若用能够得到显赫名声去游说他，那么这个君主表面会录用这个人而事实上将疏远这个人；若用能够得到厚利去游说他，那么这个君主会暗中采纳这个人的建议却会公开疏远这个人。这些事情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事情是因为保密才成功，言谈中因为不慎泄密就会导致失败。未必是说者本人泄露了君主的秘密，而是言谈中无意涉及了君主所隐匿的事，像这样的人生命就有危险。君主出现过失，而游说的人公开陈述正确的意见以推究他的错误，就有生命危险。受到的恩宠不深却将知道的全部说出来，所说的行得通并获得成功，但君主的恩惠也就到此为止了；所说的行不通并失败，就会被怀疑，像这样的人就有生命危险。君主想到了妙计就打算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同样知道而告诉他，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公开做某件事，那是他借此要达到别的目的，游说的人同样知道而讲出来，就有生命危险。勉强劝说君主做他肯定不愿做的事，阻止君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生命就有危险。所以说，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他就认为是在离间自己；如果和君主议论小人，他就认为是想出卖他的权利；和君主议论他所宠爱的人，他就认为是在寻求靠山；和君主议论他所憎恶的人，他就认为是在试探自己。直接而精练的言辞，就被认为是无知而理屈；内容广泛的文章，就被认为是空话连篇而浪费时间。就事论事的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畅所欲言；深谋远虑，就被认为是粗率而骄傲。这些游说中存在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凡是游说的关键，在于懂得使被游说的人所崇敬的能锦上添花，而使他所憎恶的销声匿迹。如果他自认为他的计谋非常明智，就不要指出他的缺点使他感到窘迫：如果他自认为他的决裁十分果断，就不要提起他的对手惹怒他；如果他自认为他的力量十分强大，就不要列举他的困难阻拦他。虽然规划不同事情却要与君主的考虑相同，虽然表彰别人的人物却要与君主的行为一致的，也就是加以美化而不批评。若有与君主的过失相同的行为，就公开进行掩饰，表明他没有失误。对君主忠心耿耿，没有任何违背，言辞没有任何触犯，然后才发挥自己的辩才和机智。这正是能使君主亲近而不怀疑，能使自己发挥全部才智的困难所在啊。能旷日持久，君主的宠信已经深厚，达到充分谋划而被猜疑、相互争辩而不致获罪，这才公开分析利弊以帮助君主获得成功，直接指出君主的对错提高君主的修养，能这样相互对待，这才算游说成功。

伊尹当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他们都是由此干谒君主以得到任用。这两人都是圣人，尚且不能不役使自己而有此卑贱的身世，这样有才能的士人就不会取笑我的主张了。

从前郑武公打算讨伐胡人，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于是问群臣道：“我想用兵；可以讨伐谁呢？”关其思回答说：“可以讨伐胡人。”郑武公便杀死关其思，说：“胡人是兄弟邻邦，你却说讨伐他，为什么呢？”胡人的君主听到这件事后，认为郑国和自己很亲近，便不防备郑国。郑人偷袭胡人，取得了胜利。宋国有个富人，天下雨冲坏了墙。他的儿子说：“如果不修将会被盗。”他的邻人的父亲也这样说。到了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他的家里认为他的儿子十分聪明，于是对邻人的父亲产生了怀疑。这两位提建议的人，他们的建议都是对的，但是严重的被杀死，轻微的被怀疑，并非对问题正确的认识有困难，将正确的认识处理得恰到好处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很得卫国君主的宠爱。卫国的法律有规定，私驾君主车辆的人要被处以刖刑。不久子瑕的母亲生病了，有人听说这件事后，连夜赶去告诉他。弥子瑕违反法律驾驶君主的车辆外出探病，卫君听说后反而称赞他贤德说：“多么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触犯刖刑！”弥子瑕同卫君游览果园时，弥子瑕吃桃觉得味道很甜，没吃完便将桃奉献给卫君。卫君说：“他多么爱我啊，连自己都不顾却想念着我！”等到弥子瑕因美色衰退而丧失宠爱后，得罪于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违反法律私驾我的车辆，又曾经给我吃他吃剩下的桃子。”本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没什么变化，从前被称赞贤德而后来却获罪，根本原因在于君主爱和憎发生了变化。当初得到君主的宠爱，那就认识完全恰当而和君主感情更加亲密；遭到君主憎恶后，那就罪名恰当而和君主关系更加疏远。因此进行规谏和游说的人，不能不首先观察清楚君主爱憎，然后再向他进言。

龙作为一种爬虫，可以驯服亲近它而骑在它身上。但它的脖子下面有一尺长的逆鳞，人要是触动它的逆鳞，就必定会杀人。君主也是有逆鳞的，游说他的人如果能够做到不触动君主的逆鳞，那就差不多能成功了。